导语：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下面是生活日记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相关材料，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

　　 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