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反对做玩偶，要求做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个极其平常也极其严肃的社会问题。飘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以下内容是小编为您精心整理的玩偶之家的读后感，欢迎参考！

　　圣诞节前一天，娜拉·海尔茂仍忙于进行最后的采购。因为这是她结婚以来第一个不用精打细算的圣诞节。她丈夫托伐刚刚被任命为一家银行的经理，这样新年一过，他们就不会再愁没有钱花了。她买了一棵圣诞树并为孩子们买了许多玩具。她甚至舍得买一些她最喜欢吃的杏仁饼，虽然托伐并不完全赞成吃这种点心。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不过，他对娜拉的看法跟娜拉的父亲非常相似，也就是说，都把她当作一个逗人的“娃娃”——一件玩物。

　　的确，她和丈夫相处的时候有时像个孩子。时而噘嘴板脸，时而软磨硬泡，时而又喋喋不休——因为这正是托伐所喜欢的；没有这些东西，他也就不会喜欢他的玩偶妻子了。事实上，娜拉不是娃娃，而是个女人，有女人的爱情、希望和忧虑。这在七年前就已表现出来。当时她刚生下第一个孩子，托伐害了一场病。医生说他如果不立即出国就会死去。娜拉走投无路。她没法和托伐商量，因为她知道他宁可死也不愿负债。她又不能去找她父亲，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行将谢世的老人。于是，她做了当时惟一能做的事。她假冒父亲的签字向放债人柯洛克斯泰借了二百五十镑，供托伐到意大利去疗养。

　　柯洛克斯泰为人苛刻，因此娜拉必须变着法子按期还钱。每次托伐给她钱买新衣服和其它东西，她起码要省下一半，而且还要想别的路子去挣钱。有一个冬天她曾为别人抄抄写写，但她始终向托伐保密，因为他一直以为那次旅费是娜拉父亲给的。

　　柯洛克斯泰在托伐现在担任经理的那家银行里做事。他决心要利用托伐为自己开路。但托伐讨厌柯洛克斯泰并同样下了决心要把他除掉。于是，在娜拉的老同学克里斯蒂娜·林德找托伐在银行里谋求一份差使的时候，托伐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解雇柯洛克斯泰而改聘林德太太接替他。

　　柯洛克斯泰得知他将被解雇之后，就找到娜拉并告诉她，如果他被解雇，他就要毁了她和她丈夫。他还提醒她说，那张假定她父亲签字的借据上的日期却是她父亲死后的第三天。这突如其来的事把娜拉吓慌了；她恳求托伐恢复柯洛克斯泰的职位，但却无济于事。柯洛克斯泰从托伐那里接到正式的解雇通知后写了一封信，信中揭露了伪造签字的详细过程。然后他把信投到了海尔茂家门口的信箱里。

　　托伐满怀着欢度佳节的情绪。第二天晚上他们要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娜拉届时将装扮成一个那不勒斯的渔家女，表演塔兰台拉舞。为了转移丈夫的注意力，使他想不到门外的信箱，娜拉在托伐和老朋友阮克医生面前假装练习舞蹈。这时她已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她想到了林德太太曾与柯洛克斯泰有过一段恋情。林德太太答应尽全力让柯洛克斯泰回心转意。娜拉还想到请阮克医生帮忙，但她刚刚开口，医生就流露了对她的爱慕之心，使娜拉无法再谈自己心中的秘密。庆幸的是，托伐答应她舞会结束前不去信箱看信。

　　娜拉担忧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托伐的命运。她想象自己已经死去，被冰冷的黑水淹没；她想象悲痛欲绝的托伐主动为她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并为她而名声扫地。然而现实却与娜拉的想象不尽相同。林德太太答应嫁给柯洛克斯泰并照顾他的孩子，从而说服了他撤回对海尔茂夫妇的指控。但是她也意识到娜拉已面临危机，迟早必须和托伐说个明白。

　　果然，在托伐从舞会回来看到柯洛克斯泰的信时，危机就爆发了。他骂娜拉是个伪君子、骗子和罪犯；骂她毫无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责任感。他宣称她不配培养她的孩子们。他还说她照旧可以呆在这幢房子里，但不再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了!

　　接着，又收到了柯洛克斯泰的另一封信，说明他不准备对海尔茂夫妇采取任何行动。这时，托伐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又夸夸其谈地说自己得救了。这是娜拉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丈夫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他是一个道貌岸然、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把她的处境放在心上。她提醒他说，婚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宣布她要离开这个家，一去不复返。托伐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恳求娜拉留下。但是娜拉声明她要争取做一个有头脑的人，要去了解世界，一句话，她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不是满足托伐狭隘虚荣心的玩偶。她走出了房子，毫不犹豫地、决然地砰地一声关上了玩偶之家的大门。

　　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戏剧舞台上，新女性形象的大辩论的发起者是挪威着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易卜生是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以社会问题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人生是他的剧作的最大特点。

　　写于1879年，它通过海尔茂与娜拉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女主人公娜拉从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终于脱离“玩偶”家庭的自我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热情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出身在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她的父亲并不富裕“钱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缝里漏出去了”。按海尔茂的话说，娜拉的父亲是个“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的人，实际上是个比较讲究实际，忙于谋生的人。这种家庭环境，无疑对娜拉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娜拉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善歌善舞，天真烂漫，容易满足于个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不同于大资产阶级的妇人、小姐，追求不劳而获的靡烂生活，她不希望过寄生虫的生活，为了补贴家庭费用，她做针织、绣花以及抄写之类的工作；虽然有时“累得不得了”，但她“心里很痛快”。娜拉的这种不厌工作，乐观知足，热爱生活的性格，同她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关系的，她同情社会上的受害者、不幸者。对阮克医生的不幸，娜拉伸出友谊之手，表示深切的同情。

　　娜拉身上更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倔强，不肯向恶势力屈服。从外表看，人们以为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这是误会。她对林丹太太说:“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实际不是这样，她也有“烦恼事”，如家庭经济困难，要借钱为丈夫治病，借了钱要想尽办法还债等等，但她从不垂头丧气。还是很积极、乐观。债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据上的假签字，对她进行威胁、恐吓，她没有丝毫软弱的表现。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债，债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诉丈夫，自己坚定地准备承担一切责任，为了保全丈夫的名誉，甚至决定自杀，所有这些都是娜拉倔强性格的表现。娜拉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终同海尔茂决裂，脱离“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础。如果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即使认识了丈夫的恶劣品质，要采取与丈夫断绝关系的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决然地同海尔茂决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础。现实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仅认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而且也认识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问题的看法，跟一般资产阶级庸人如海尔茂之流的见解是不相同的。“醒悟”后的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敌视态度。当海尔茂说她“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时，她激昂地回答说:“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的话。”对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 片——宗教，娜拉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称:“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恶痛绝。“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娜拉的言语显示了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她同海尔茂决裂的行动是她用民主思想进行反抗的必然结果，尽管娜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作者通过塑造娜拉这一鲜明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愿望，并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易卜生通过海尔茂这个反面形象，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家庭的虚伪，以及伦理道德和法律宗教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在他的一剧中有一句名言:“道德衬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的寿衣。”

　　妇女向来是受压迫的，在封建社会里，她们是丈夫的奴隶，受尽种种虐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们做为丈夫玩乐消遣的工具，仍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妇女反对做玩偶，要求做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个极其平常也极其严肃的社会问题。飘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

　　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海尔茂这样个别资产阶级庸人的揭露和批判，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们大为惊悚。他们认为娜拉出走是大逆不道，并对易卜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们辱骂易卜生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是一个败坏道德的作家，并要求禁演。在此情况下，易卜生愤笔疾书写出了另一社会问题剧，通过阿尔文太太沦为旧礼教、旧观念牺牲的过程，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他的无耻诽谤。因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易卜生的社会效果是多么的强大，他在剧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又是多么的尖锐和深刻。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她的这一行动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阶级、社会、环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为他们思索的人生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挪威社会生活的不发展，丑陋的小资产阶级的现实显示给他应当避免什么，但是不能够显示应该往哪里走去”。所以娜拉虽然离开了海尔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却逃脱不出那个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能够以发自内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问题深深地打入观众或读者的心里，让人们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义，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