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留下的古代造型艺术杰作和浩如烟海的经书，就知道敦煌文化是人类罕有的艺术宝库。下面是道士塔读书笔记，快来围观吧。

　　看到了吗，那西边凄艳的晚霞？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当那几车、几十箱、几百卷的文物被运往其他各国时，孰知，那是我们中国延续到现在的伤口。

　　那愚笨的道士总是自作聪明，当他把洞窑壁画涂成自己觉得漂亮的样子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损害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古迹；当他把那些婀娜的雕塑砸到他满意为止时，他不知道，他丢弃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古物；当他以贪图小利送出洞窑里所有东西后，他更不知道，他已成了一个千古罪人……

　　仅仅一个道士，就毫不吝啬地把我国千古文明送了出去，我们是该批判他的愚蠢，还是该批评当时统治者的短浅目光？一个金光闪耀的石窟，怎会让一个道士看管？还有那些文人竟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又为什么单单吝啬于那点运费？就像作者说的“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相比较外国的那些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征集的精神，这又是何等的令人悲哀！

　　当看到我国的文物被运往其他国时，我的感情不单单可以用愤怒来形容，那种是感情高于怒与恨的。

　　当日本学者说“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时，中国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对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可那些文物却不在中国。当自己的东西到了别人手里，自己研究时还需经过别人的同意，且要用照下来的胶片去研究。这可谓只是心酸所能概括的？

　　伤口总会被抚平的，可那个疤痕，却无法抹去……

　　历史记载，敦煌石窟的罪人较王圆箓，“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最灿烂的文化。”然而，他却没有当好这个家，将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用卑鄙的交易使之被外国冒险家一箱箱运走。

　　20世纪初年，外国一些不轨之士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偌大的一个中国，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敦煌，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官来管理，滔滔的奏折之中未提半句敦煌事由，最后只能活脱脱的被这个王道士给糟蹋了又糟蹋。“王道士每天期的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民，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的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屈一下。事情干的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写到这里，作者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一片惨白。在心中痛苦地低喊‘住手！’并请求王道士‘请等一下，等一等……’然而，这些又有合用呢？砸也砸了，碎也碎了，痛快了一个王道士，却痛苦了多少代的中华儿女呢？着也倒罢了，我们只好将此罪行姑且怪罪倒王道士一个人身上，不管他愚也好，朦也好。而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于谁都不会甘心的。因为一个更大的民族悲剧已悄然上演。

　　“19XX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苦地清理着一个洞穴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的一洞古物。”王道士这一打，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誉个耻辱，也由这个洞穴吞吐。

　　王道士当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珍贵之处，只觉事情有些蹊跷，认为那是神对他的酬劳，多么荒谬的想法，看到这里，一下子觉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祭奠荡然无存，多么自欺欺人的说法。王道士借着进城的机会，随手捡了几个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虽然，县长看出了其中的悬乎，却没有做出点人们所希望的事情。冠冕堂皇的推辞，说将这些东西运到京城的文物馆里运费太贵。只等着这个道士下次进城的时候再捡几件回来，就在中国的文官们不把着当回事时，外国的冒险家却不远万里来中国“取经”了。

　　“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穴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而他们不远万里，做好一切最坏的心理打算来到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失望了，吃惊了，更大喜了。

　　“没有任何管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穴跟前。洞窟砌了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为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坏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脏脏的王道士。他们只得幽默的耸耸肩。”

　　“19XX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XX年5月，匈牙利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XX年7月，法国人希伯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取了10大车、6000多卷书本和画卷；19XX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像；19XX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经卷……”罪恶的交易就这样一直在进行着，时间阻不断，悲忿割不断，只有无能为力的发自内心的一声声悲痛。而王道士手头的零花钱也就此应该从没有断过，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很是会有礼貌的，还真认为那一个个的洋鬼子真是‘洋唐僧’，就更显大度了，且彬彬有礼。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恭敬敬地称斯坦因为‘斯大人讳代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余秋雨先生全文应用了强烈的理性批判，不禁道出：“我好恨”的愤怒之声。然而，“恨”什么呢？恨王道士的愚昧？恨晚清官员的冷漠？恨国外学者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卑鄙？应该都有吧！但最恨的是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亲眼目睹那一车车的文化之瑰宝消失于眼前，我想幸亏没有，若真有，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残忍？比听起来、看起来更痛吧！即便如此，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仍是忍辱负重的在研究那段历史。对于后人而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纵使那一道伤，谁碰起来、何时碰起来，都是带着屈辱的痛。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大字是自己的观点，小字是原文中摘取的。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读了《道士塔》我深深体会到那种悲愤交加和痛苦无奈的心情。

　　敦煌的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雕像，被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文盲假道士看管，生生被他以各种借口破坏甚至毁灭，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最后以30英镑的“高价”卖给了英国人斯坦因。

　　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就这样被毁了，被偷了，被抢了。作者幻想能够穿越到当时，试图去阻拦，然而国逢乱世，即便能竭尽全力也只能挽救一时，“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最后只能跪倒在荒漠里痛哭……”，我想象自己也穿越到那一时刻，我又能如何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建国初始，我国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要保护北京的古城墙，他多方奔走呐喊，然而北京那些巍峨的古城墙依然被拆了、被毁了。斯城不再，而今人们只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它的怀念了。

　　当文明遇到野蛮，只能是悲剧。如今只能叹息那一个个已经消失的灿烂的文明，唯愿文明不再遇到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