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的手抄报

　　各国对待雾霾措施：

　　英国人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

　　欧盟要求其成员国2012年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不然将面临4.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为了符合标准，早在2003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

　　上世纪80年代，政府决定尝试在街道使用一种钙基黏合剂治理空气污染。这种黏合剂类似胶水，可吸附空气中的尘埃。街道清扫工已将这种新产品用于人口嘈杂、污染严重的城区，2013年监测结果称这些区域的微粒已经下降了14%。

　　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7月率先提出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美国公民可以对PM2.5的标准监控程序进行监督，根据公布的全年监测统计和日常监测数据，参与所在州的环保机构举行的公共听证会。

　　如果空气出现严重污染，德国会对某类车辆实施禁行，或者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行驶。2013年，德国正大力鼓励机动车安装尾气清洁装置，安装过滤器的车主可获得国家补贴。

　　法国在2012年4月公布的空气颗粒物污染报告中列出了一系列保护公众健康的建议，尤其是针对肺病和心脏病患者、幼龄儿童与老年人等敏感人群。

　　城市绿化是日本治理污染的重要措施。东京规定，新建大楼必须有绿地，必须搞楼顶绿化。

　　2003年，东京立法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并禁止柴油发动机汽车驶入该市。东京所有出租车使用的都是天然气。

　　意大利米兰市对污染最严重的汽车征税，工作日7时至19时，污染严重的汽车必须缴纳2至10欧元税才能进入市区。罗马实行“绿色周日”活动，只有电动汽车等环保车才能上街行驶。

　　洛杉矶雾霾之战

　　洛杉矶环保部门表示有85%的雾霾来自汽车尾气

　　最先站出来的是洛杉矶当地最大的媒体《洛杉矶时报》，他们雇用了一个空气污染专家就雾霾展开调查，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空气中的大部分污染物来自汽车尾气中没有燃烧完全的汽油，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厂的废气以及焚烧炉。

　　加州理工学院的荷兰科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Arie Haagen-Smit)通过分析空气中的成分发现，雾霾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汽车尾气。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被排放到大气中后，在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含剧毒的光化学烟雾。

　　“这是洛杉矶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里，他们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雅各布说。

　　上世纪60年代末催化式排气净化器(Catalytic Converter)的发明从技术上解决了汽油燃烧不完全的问题。于是监管者依照新的法律，规定所有汽车上必须装上这种净化器。政府的新规马上遭到了汽车制造商的激烈抗议，他们一开始抨击这种装置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后又抱怨成本太高。他们的抗议导致这个法令一度中止，一直到1975年所有的汽车才实现全部安装净化器。此举被认为是治理洛杉矶雾霾的关键。

　　与此同时政府敦促石油公司必须在成品油中减少烯烃的含量，这种物质被认为是造成光化学污染的主要物质;加州的环保机构还提倡和开发了用甲醇和天然气代替汽油的新技术，因为这些燃料的尾气排放量只有汽油的一半。尽管甲醇因为价格原因没有成为汽油的替代品，但这些措施第一次让石油公司感受到了威胁，促使他们去开发更加清洁的汽油。

　　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努力，洛杉矶的空气开始慢慢转好。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洛杉矶一级污染警报(非常不健康)的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下降到1989的54天，而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为了0。蓝天白云重新出现在洛杉矶的上空，城区的人们大部分时候都可以清楚地看到70公里外的巴迪山(Mt. Baldy)，而做客洛杉矶道奇球场(Dodger Stadium)的客队球员也不再需要氧气罐完成比赛。

　　“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经历了整整27年。在这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来自汽车公司，来自石油公司，此外还有政府和立法者的不作为，”雅各布说，“如果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真正推动这项事业的是那些普通的民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洛杉矶时报》，没有哈根斯米特，没有‘地球日’上的群众，我们今天肯定还会生活在雾霾当中。”

　　国际数据

　　这项研究合并了来自美国、韩国和巴西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4个研究中心所提供的300万名新生婴儿的数据，它侧重于两类有害的空气污染物，直径小于2.5微米和小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和PM10，这些微粒来自工业和交通运输燃烧的化石燃料以及木柴的燃烧，但是同时也包括尘埃和海盐微粒，通过研究人员的计算，PM10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婴儿出现体重不足的几率就会增加3%，并且其体重的总平均值减少3克，PM10的中间值在14个中心之间发生变化，从加拿大温哥华的12.5微克每立方米，到韩国首尔的66.5微克每立方米，结合PM2.5暴露的信息，随着每个中心暴露在可吸入颗粒物中的水平增加，婴儿低出生比重的几率增加10%。

　　对抗雾霾，我们远非众志成城

　　人民网;搜悦等媒体转载环球时报的文章称;对雾霾的纯科学认识仍不系统、完整。它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对人体的危害究竟有哪些、有多严重，都尚无权威结论。科学不强大，人们的认识和信心就少了附着点，今后社会对雾霾反应的不确定性或许要比雾霾本身的不确定性更高。如果雾霾的严重性继续增加，不排除某个时刻在某些人群中出现针对雾霾的恐慌。

　　中国虽有上下对雾霾的真实痛恨，但全社会向雾霾宣战的决心却远未化成每一个成员的参与热情，面对雾霾，中国人并未“众志成城”。

　　舆论仍热衷于对过往形成雾霾责任的追究，这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对“抨击政府”感兴趣，他们强调今后治理雾霾的责任也应主要由政府承担，要公民承担义务的呼吁很容易遭到吐槽。

　　一些科学家指出，雾霾的最大成因很可能是烧煤，而煤是中国这些年发展的支柱性能源。现在每年仍要多烧1亿多吨煤，别说减少，即使不再增加烧煤，短时间内在中国可能吗?大家都要蓝天，但如果让一些人少用电，少取暖少用空调，谁会愿意?

　　让人们少开汽车，最管用的办法大概是限号行驶，但立刻就有名人宣称个人开车的那点污染，就相当于在自家小区里“放个屁”，这种毫无根据的民粹主义说法获得互联网上的大量掌声。

　　中国前些年显然低估了工业污染的严重性，这种低估，政府的责任是第一位的。从去年开始的大范围严重雾霾给全社会敲响警钟，也给政府上了一课。但我们现在怨声载道没有用，光空喊要求“政府作为”，如果我们大家不真正行动起来，政府的“作为”就只能是空许诺，因为几十亿吨煤是全中国人一起烧，每年增加的近两千万辆车，绝大部分都是私车。

　　治理雾霾，是对中国社会集体真诚的一次考验。责任感和自私心在社会成员的层面究竟是什么状态，将随着治霾的逐渐展开浮出水面。也许过去我们对雾霾的厌恶还都是直觉性的，它影响的还主要是我们的心情。当越来越多人倾向于相信它会危害自己的身体时，他们是否积极响应“从我做起”的号召，这对中国治霾的前途将至关重要。

　　现代化的难度看来比我们原来想的更大更多。雾霾是对中国人这个阶段现代化的一道“天花板”吗?我们同样不太清楚。我们今后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在继续发展和维持生态之间把握最佳平衡。我们是13亿多人啊，这个国家“平衡”的概念，是那些发达的“小国们”无论如何体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