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手稿》是一本由[美]特拉维斯·霍兰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手稿》读后感(一)：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

　　《最后的手稿》是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首部长篇小说，甫一出版，好评连连，频繁出现在各类榜单之上，当年就成为英国《卫报》的年度图书。在美国，作者更是赢得了巴诺书店发现新人奖。这些荣誉，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技巧上的创新，叙述上的花腔，都并不是最首要的，题材的选取以及作者对题材的思考才是能否获得读者的基础——如果作家还把读者放在眼里的话。

　　这部叙述线索并不复杂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苏联大清洗时期的简单故事。文学教师帕维尔在学生要求他联名举报课堂上发牢骚的数学老师库德林时，没有及时制止学生的“热情”，而是保持了沉默，导致库德林遭受了不公的待遇。库德林事件发生之后，为了自保，帕维尔甚至主动辞职，来到了卢比扬卡。卢比扬卡在俄国人那里并不单纯只是个地名，它同时暗示着那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特务机构克格勃。帕维尔在卢比扬卡的档案处工作，负责检查档案，焚烧一切被当局认为不妥当的东西。

　　在晦暗不明的时代，帕维尔属于陷入在沉默中的好人。他干不出“把人带走”的事，甚至不愿意与亲人谈论自己的工作，但是也不会像个勇士那样去抗争，而是选择像所有平凡的人一样，把自己埋藏在死寂的心灵中。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那份手稿的出现，帕维尔一定会像所有不作为的好人一样，在沉默中度过余生。

　　然而那份手稿出现了。

　　作为第四分队的一员，帕维尔已经带着刻意的麻木，焚烧过大量的手稿。但是当昔日的文学偶像巴别尔出现在自己面前，当巴别尔这两章小说未完稿拿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帕维尔还是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雾气逼近了窗户，整个世界被隐藏了。一种能发现某种重要真理的预感轻轻地用手指触碰了我，我的心抽紧了。”这段引自某部小说的文字涌上帕维尔的心头，在这个被他称为奇迹的时刻，悄然唤醒了帕维尔对文学的记忆。

　　同时被唤醒的，还有帕维尔已经麻木的灵魂。英国《都市报》在介绍这部小说时，说“读霍兰的小说不免让人回想起《窃听风暴》”——这个准确的评价也足以说明这部小说的题材对西方读者而言并不陌生，确实，就像《窃听风暴》里那位最终背叛自己的职责，暗中帮助监听对象的东德情报人员一样，帕维尔也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冒着危险笨拙地将巴别尔的这份手稿转移到了自己的住处。自此之后，帕维尔一成不变的生活缓缓出现转机。他与纳塔利娅的恋情终于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始终无法归还妻子骨灰的官僚破口责难；支持塞米永的逃离，并最终自己也踏上逃亡之路。

　　这样一部小说，读过《1984》，对极权政治充满警觉的西方读者，乃至中国的读者，都不会感到新奇。只是，霍兰和同样深入审视过这段历史的奥威尔或者其他作家不同，他并没有停留在对极权政治的批判，而是挖掘出“记忆”在自我救赎与人性回归中的功用。通过帕维尔这位“活死人”的缓慢苏醒，霍兰用整部小说成功地诠释了“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这句反复出现的引言。帕维尔开始记忆的时刻，固然肇始于颇具戏剧性的时刻，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位陷入沉默的人都会遇到。但是，所有试图抹去我们的记忆，消磨掉历史真实的人们，他们永远无法知道，一块小玛德莱娜点心就可以唤起我们整个的人生。这就是自由的奥秘。

　　霍兰没有将帕维尔的觉醒表现成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得益于译者对语言的准确把握，我们可以更加贴切地体会霍兰对小说氛围的完美控制，明白这个过程的艰辛与缓慢。实际上，这才是真实的属于大多数的人生。我们也许可以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肃杀的时代，但是面对生活中一切将我们驱逐出最初梦想的力量，有多少人能那么坚定不移？但愿我们都能记住，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

　　《最后的手稿》读后感(二)：【转】《最后的手稿》：黑暗时代的精神“启明”

　　文 谷立立

　　来源 百道网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59190/

　　文学史上，因为直言不讳地嘲讽政局、针砭时弊而获罪的作家不在少数，由文字而生的浩劫亦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

　　小说《最后的手稿》以此为背景。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以犹太裔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最后的手稿为切入点，追索黑暗时代里文学的终极命运，在向无辜罹难的人们致敬的同时，无意间揭开的却是大时代里小人物岌岌可危的生存处境。故事发生于1939年，其时正值肃反运动的高潮时期。革命带来极权，“白银时代”的辉煌被白色恐怖的阴影所取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批盛名卓著的作家、诗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无辜蒙冤：茨维塔耶娃被迫在异国自缢身死，曼德尔施塔姆最终死于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

　　唯唯诺诺的情报局档案管理员帕维尔曾经是俄国文学老师，因为诬告他人被免职，从此，“无奈地陷入了沉默之中”，只得隐姓埋名做起了“焚书坑儒”的帮凶。与巴别尔的偶然会面，重新燃起他内心本已奄奄的文学火苗。出于尚未泯灭的良知，他悄悄收藏了作家尚未完成的两卷手稿。

　　《最后的手稿》沉浸在一派阴云密布的压抑氛围之中。霍兰以帕维尔发现巴别尔的手稿为起因，更将手稿的去向作为贯穿全篇的最大悬念，但作者并未将叙述止于情节上的悬疑。作者潜入历史的幽微小径，以写实的笔法一路行去。小说虽书写时代，却无关宏旨。伴随着一系列芜杂生活场景的描述，叙述最终走入日常的罅隙间，俗世的煤烟味扑面而来。个体生存的烦忧与极权时代的恐怖交织缠绕，记忆的温馨美好与现实的冰冷压抑几成对应：孩子们的笑声犹在耳畔、母子间的亲情历历在目、医院里终年弥漫的巧克力甜香、冬日里湖上滑冰的情侣……乍眼一看，生活还是那个生活，仿佛没有丝毫改变，然而因为政治气候的突变、个人命运的无着，反倒被蒙上一层惊悚、诡异的面纱。

　　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里，文学大儒们尚且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更何况耽于生存之困的一介蚁民。对于现实，帕维尔有太多怨言，却敢怒不敢言，唯有以沉默作为无声的抗议，用失忆应对现实的荒谬。“体面”的职业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安全感，即使跻身权力机关，他也只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随时可能被撤换、被检举。叙述在无助的等待与焦虑的情绪之中缓缓推进，小说开放的结局预示着帕维尔阴晴不定的明天：妻子因为车祸而亡故，母亲因为脑瘤生死未卜，亦师亦友的塞米永因言获罪下落不明。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是下一个失忆症患者，还是另一次离奇失踪，抑或是阴霾散去后普照大地的阳光？

　　汉娜·阿伦特曾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本质上，《最后的手稿》不是追忆逝去年代的哀悼录。霍兰无意声讨暴政的成因，也无意为小说加上沉重的政治指涉。研习历史出身的他深知保留记忆与文字的可贵。透过小说中帕维尔字字泣血的内心独白，霍兰表露出自己的心声：“每件事情都值得被铭记”。无论是文学，还是记忆，只要曾经存在过就不应该被遗忘。帕维尔收藏巴别尔最后的手稿，珍藏塞米永的日记与情书，既是对过去岁月的纪念，也可以看作是对未来的“启明”——这火焰虽然微暗，但只要曾经存在过，就足以慰藉每一个无辜逝去的灵魂了。

　　《最后的手稿》读后感(三)：黑暗时代的精神“启明”

　　倘若从实用性角度来看，文学终究是百无一用的。借由文字，作家可以揭露世间显见的邪恶，可以记录时代嬗变的脉络，可以抒发一己的爱恨情仇，却无法拯救自身于危难。文学史上，因为直言不讳地嘲讽政局、针砭时弊而获罪的作家不在少数，由文字而生的浩劫亦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

　　小说《最后的手稿》以此为背景。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以犹太裔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最后的手稿为切入点，追索黑暗时代里文学的终极命运，在向无辜罹难的人们致敬的同时，无意间揭开的却是大时代里小人物岌岌可危的生存处境。故事发生于1939年。其时正值肃反运动的高潮时期。革命带来极权，“白银时代”的辉煌被白色恐怖的阴影所取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批盛名卓著的作家、诗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无辜蒙冤：茨维塔耶娃被迫在异国自缢身死，曼德尔施塔姆最终死于流放中的西伯利亚……

　　唯唯诺诺的情报局档案管理员帕维尔曾经是俄国文学老师，因为诬告他人被免职，从此，“无奈地陷入了沉默之中”，只得隐姓埋名做起了“焚书坑儒”的帮凶。与巴别尔的偶然会面，重新燃起他内心本已奄奄的文学火苗。出于尚未泯灭的良知，他悄悄收藏了作家尚未完成的两卷手稿。

　　《最后的手稿》沉浸在一派阴云密布的压抑氛围之中。霍兰以发现巴别尔的手稿为起因，更将手稿的去向作为贯穿全篇的最大悬念，但他并未将叙述止于情节上的悬疑。作者潜入历史的幽微小径，以写实的笔法一路行去。小说虽书写时代，却无关宏旨。伴随着一系列芜杂生活场景的描述，叙述最终走入日常的罅隙间，俗世的煤烟味扑面而来。个体生存的烦忧与极权时代的恐怖交织缠绕，记忆的温馨美好与现实的冰冷压抑几成对应：孩子们的笑声犹在耳畔、母子间的亲情历历在目、医院里终年弥漫的巧克力甜香、冬日里湖上滑冰的情侣……乍眼一看，生活还是那个生活，仿佛没有丝毫改变，然而因为政治气候的突变、个人命运的无着，反倒被蒙上一层惊悚、诡异的面纱。

　　契诃夫名篇《醋栗》书写沙俄时期庸俗人生的小小幸福，小职员尼古拉?伊凡尼奇穷尽一生追求长满醋栗的庄园，到头来只是空欢喜一场，酸涩的醋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放在小说的语境下，这更像是帕维尔们的真实写照。“现实主义没有现实”，官方媒体汲汲于制造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虚妄图景，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炮制“亩产千斤”的奇迹反而比报导德国入侵波兰此等真实战况更为迫切。《真理报》满纸空谈，充斥着掩耳盗铃式的谎言，“真理”又从何谈起？最后，他们无不悲哀地发现，耗尽一生追求的理想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一生所笃信的一切“都是幻象，都是虚构”。书本被粗暴地投向火堆，作家被残暴地施以极刑，记忆可以轻易抹去，历史可以随意篡改，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存在？

　　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里，文学大儒们尚且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更何况耽于生存之困的一介蚁民。对于现实，帕维尔有太多怨言，却敢怒不敢言，唯有以沉默作为无声的抗议，用失忆应对现实的荒谬。“体面”的职业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安全感，即使跻身权力机关，他也只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随时可能被撤换、被检举。叙述在无助的等待与焦虑的情绪之中缓缓推进，小说开放的结局预示着帕维尔阴晴不定的明天：妻子因为列车失事而亡故，母亲因为脑瘤生死未卜，亦师亦友的塞米永因言获罪下落不明。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是下一个失忆症患者，还是另一次离奇失踪，抑或是阴霾散去后普照大地的阳光？

　　汉娜?阿伦特曾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本质上，《最后的手稿》不是追忆逝去年代的哀悼录。霍兰无意声讨暴政的成因，也无意为小说加诸上沉重的政治指涉。研习历史出身的他深知保留记忆与文字的可贵。透过小说中帕维尔字字泣血的内心独白，霍兰表露出自己的心声：“每件事情都值得被铭记”。无论是文学，还是记忆，只要曾经存在过就不应该被遗忘。帕维尔收藏巴别尔最后的手稿，珍藏塞米永的日记与情书，既是对过去岁月的纪念，也可以看作是对未来的“启明”——这火焰虽然微暗，但只要曾经存在过，就足以慰藉每一个无辜逝去的灵魂了。

　　《最后的手稿》读后感(四)：极权主义灾难的重演与预演

　　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小说《最后的手稿》是一本很难又很容易评论的小说，理由都是类似的作品已经很多，想上纲上线很容易，但说出一些新意却很难。以反极权而著称的作品里名气比它大的多有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索尔仁尼琴的纪实性作品《古格里群岛》。《1984》因为其幻想成份，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极权主义灾难的一次预演，而《古格里群岛》、《最后的手稿》都可以看作是《1984》的一次次重演。与《1984》、《古格里群岛》宏大的叙事相比，《最后的手稿》只能算是极权主义灾难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小见大，看到小小的不值一提的故事后面的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进而对极权主义充满厌恶并且时时保持警惕。

　　说实在话，就是我这个伪文学爱好者对《红色骑兵军》及他的作者巴别尔也只是听闻而已，这一次因为《最后的手稿》才匆忙去翻了一下《红色骑兵军》，翻完之后，如果你是一个对极权主义一无所知的人，就会问一个傻傻的问题，这样一个对革命毫无伤害的一个写字工，怎么会悲惨到被枪决的地步？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斯大林的大清洗差不多进行到了最高潮，无数无辜的人被关进了集中营，无数无辜的人遭到了流放，无数无辜的人遭到了枪决，具体而精确的数字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乔治?奥威尔的幻想小说《1984》在前苏联正在每天真实地上演着，而这正是《最后的手稿》的时代背景。

　　《最后的手稿》开始时，伟大的《红色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已经成了卢比扬卡监狱的囚犯，帕维尔——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先的中学教师现在的监狱档案管理员，因为一份巴别尔一份还未归档的手稿这两个虽然有些缘份都一辈子都几乎不可能相遇的人相见了。还在学校时，帕维尔教授学生的正是巴别尔的小说，想想看吧，如果是在平时，这对帕维尔肯定是一次见证奇迹的时刻，想一想那些在那个小小的车站见证托尔斯泰奄奄一息时刻的那平凡的人，你就知道这是一次多么非同凡响的时刻。

　　帕维尔确实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非同凡响的时刻，但并不是因为这次奇迹般的相会，而是斗胆地藏起了巴别尔的手稿。我并不认为帕维尔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时，他心中会抱着什么崇高而又庄严的动机，他可能只是不忍心美的东西就那样轻而易举地被毁灭，从此烟消云散。

　　虽然帕维尔做了非同寻常的决定，但我们也没看到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变。说老实话，我很担心《最后的手稿》变成悬疑剧，追杀与反追杀，迫害与反迫害，那样可能会多了一部好莱坞大片，但会少了一本老老实实的小说。成了反革命罪证的窝藏犯之后，帕维尔一如继往的生活着，上班、下班、与朋友塞米永喝酒、与女邻居纳塔利娅打招呼、看望偶尔失忆的母亲、聆听上司的训斥与教导，一个个平平凡凡的事件，一个平平凡凡的日子，但就是在这些极度的平凡里，我们又分明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而这最后终于以帕尔维母亲及同住维克多的被迫流亡得到了验证。在这些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唯一能让读者感到开心与放松的也许只有帐维尔与女邻居纳塔利娅偶尔为之的床笫之欢，十年前，我在写关于《1984》时的书评时，称之为“极权主义下的秘密呻吟”，今天想来，依然是合适的。

　　在《最好的手稿》中连《1984》那个的监视镜头都不需要了，因为如果组织上需要某人有罪，只须给他捏造一个就行了，关于这些帕维尔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逮捕你老板的人，他们不在乎他是不是无辜的。只要马克西姆?安德烈维奇招供，他们就可以结案了。他们会指控他破坏志达诺夫斯基项目，或者从事间谍活动，或者说他是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无论他们想出什么罪名，他都会认罪的。”

　　奥威尔忧虑而深远地指出：“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象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

　　他的《1984》、索尔仁尼琴的《古格里群岛》及特拉维斯?霍兰的《最后的手稿》都可以算作是对此段话的注解。《最后的手稿》中帕维尔保存巴别尔手稿的小小举动，我们可以看作是帕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无声抗议和反抗，只是，我们知道，他的抗议与反抗是多么的无力，只要极权主义这个猛兽还在地球上存在，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与伤害就会不停地预演与重演着，为了保持对它的足够厌恶与警惕，出多少本《最后的手稿》那都是不会显得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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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三期

　　《最后的手稿》读后感(五)：【转】西方的眼光，东方的故事 / 林贤治 文

　　文 林贤治

　　来源 南都文化副刊-名家特稿

　　《最后的手稿》(2007)出于一位美国作家的手笔，颇令人讶异。据称，这是特拉维斯·霍兰的第一部小说，作者很可能是一代新人；倘若没有苏联东欧的生活背景，应当不会对暴露极权主义制度感兴趣，何况苏联已经解体，书中的题材内容纯属历史往事。与索尔仁尼琴不同，老索是这一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自然也不同于写下《1984》的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是尝够了苏联老大哥的苦头的。那么，对于呼吸着西方自由空气的霍兰来说，创作这样一部政治性小说，是否缘于对《红色骑兵军》的伟大作者巴别尔的敬意呢？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霍兰对于巴别尔的才华、人格和精神深度确实表现出了高度的赞赏；

　　而作为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巴别尔的出现和消失，书中也作了相当完整的悲剧性的展示。但是，霍兰留给他的空间毕竟有限，除了首尾两端，小说大部分篇幅都在叙说普通人的故事，情节上与之并无关联，虽然彼此的命运有着某种同质性。

　　显然，霍兰不打算把他的书写成传记，却有意把目光从个人的身上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使文学获得某种历史统计学的意义。

　　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主人公档案员帕维尔的日常行为贯穿始终，其他人物，仅作为帕维尔的亲人、邻居、同事、朋友而同帕维尔发生联系，犹如一个个块茎。每个人呈原子化的存在，故事自然也是散在的，各自独立，不相连属的。没有传统小说的“悬念”。在这里，悬念不是技巧的产物，而是自然地生长自生活的根蒂。每个人的故事，样态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同一个悬念，那就是：政治恐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头顶张开指掌覆盖一切，并随时攥紧；每个人都会在预想不到的时刻失去自由：工作，生活，直至生命。帕维尔的妻子艾琳娜在一次火车脱轨事件中意外丧生，他无法得知事件真相，连骨灰也迟迟不能回到身边；教师塞米永只是不愿意讨好权势小人而已，所以无视朋友的警告，眼见威胁一天天逼近而迁延不肯逃跑，结果遭到逮捕；维克多惟因老板没有按计划完成国家项目突然被抓走，为了逃避株连，不得不举家迁移。小说写道：“一个愤怒的用词，一个无心的手势，都可能是冰面上第一道不起眼的乳白色裂缝。那些没有读懂警告的人，那些拒绝相信他们居住的美丽光明的世界有一天会像一只钉鞋一样踩在他们头上、把他们碾成粉末的人，他们的遭遇帕维尔可是见过太多。”出于不祥的预感，帕维尔到最后将不久前被单位开除的母亲，世上唯一的亲人托付给了维克多；临别时，他还要压低声音嘱咐母亲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打电话，总之主动切断同其他人的联系。

　　“公民，你为什么在这里？”书中引用了契诃夫的一句话。的确，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问题。

　　审查制度，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那些尚未泯灭良知和丧失自由渴望的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威胁，甚至包括从事审查工作的人，例如帕维尔。

　　帕维尔原本是一名教师，因为在一份学生告发同事的请愿信上签名而导致同事自杀，最后被任命到特别档案处工作。到处是死气沉沉的金属架子，箱子，手稿，文件夹，标签，封缄，红色火漆印，久积的灰尘……他憎恶他的工作却无法拒绝。然而，公民的权利只有接受，没有选择。他偷偷地把心爱的巴别尔的手稿弄出来，同朋友的情书和照片，母亲的明信片一起，小心保存在地下室里。时代的要求是，每件珍贵之物都必须藏匿起来。但是，帕维尔知道，所有一切努力都终将是徒劳的。小说结束于主人公的想象，他的命运正如他的心，追踪巴别尔而与之连在一起：

　　帕维尔看看窗外的街道，现在空无一人。他能想象五月的那个早晨他们逮捕巴别尔的样子，轮胎在车道上嘎吱地碾过，接着是脚步声，越来越近。巴别尔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爬起来站在窗前。暗黑的树，广袤无比、星消月隐的天空———一切是那么静。这正是那个隐藏着的世界的边缘。他的呼吸印在窗玻璃上。

　　不幸突而其来，充满不测。恐惧、焦虑、屈辱和痛苦支配着每一个人；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到处是叛卖、告密、谎言、阴谋和暴力。正如帕维尔总结的：停尸房和警察局，成了这个时代的遗产。

　　权力高高在上。正是各级的权力者，成为系列畸形的社会现象的制造者和维系者。帕维尔的顶头上司，基层领导人库提勒夫中尉粗鲁、冷漠、无知，他把审查手稿，焚毁档案称为“除草”，信奉上头许诺的原则而忘我工作，一门心思往上爬。小说中这样写道：“库提勒夫和以百万计的像他一样的人沿着一条干枯的小路劳作，他们能够把它想象成任何样子的路，就是无法正视一个事实：这条路———现在是，将来也是如此———铺满了枯骨，这无疑是对这个时代令人惊愕的佐证。”在库提勒夫上头的是拉德洛夫少校。作为特权阶级的代表，拉德洛夫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像库提勒夫那般头脑简单。他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毁于告密，被扔进磨牙霍霍的机器之中，居然可以冷眼旁观，无改于那台机器的忠实仆人。他高大、英俊，约见帕维尔时面带笑容，而且可以大谈果戈理，但惯于聆听下属萨瓦若夫毒打囚犯时发出的呻吟，内心无比冷酷。在他的面前，帕维尔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如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惟觉空洞和彻骨的恐怖。

　　“从你到你的上级到我再到贝利亚本人，他直接听命于斯大林。在斯大林上面只有革命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听命于革命，无论我们个人的才能是什么。”拉德洛夫告诉帕维尔，“我们总是要听命于上面的某个人的。总是如此。”

　　像这样一个强势的统治，何以竟在七十年之后悄然倾覆了呢？

　　整部小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故事直到结束，那时间仍然停留在苏联的盛期。禁锢，清洗，审判，失踪，流血……一切都在继续。其中，霍兰借小说人物之口反复提醒的是：一切都必须记住！

　　一份手稿，一块手帕，一个吻，一句话，确如塞米永最后所说的，“每件事情都值得被铭记。”丧失太容易了，记忆就是存在。这是一笔沉重的遗产，它确实可以改变现实生活的质量，使人陷于伤感和阴暗；但是，由于它把藏匿的实在显现了出来，犹如积久的柴薪，一旦点燃，就将生出理性之光，照见罪恶的渊源和变革的出路。对此，书中引用了作家别雷的话说：“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

　　———“明日等你。”

　　多少亡魂跨越浩瀚的时空，同生者一起苦苦等待明日。霍兰所以着意写出一段历史，大约出于对生活在暴政之下的人类的救赎之意吧。“如果还能挽救巴别尔，”小说家写道，“或许这不算太晚。”

　　《最后的手稿》读后感(六)：《最后的手稿》：在小说中与伊萨克·巴别尔相遇

　　霍兰的《最后的手稿》，台湾版封面上印着：“我的手上捧着世界文学瑰宝，而我的工作是亲手将它销毁。”全书讲述了一个普通而勇敢的文学教师帕维尔保卫巴别尔最后的手稿的故事，也呈现了一个极权制度里的“螺丝钉”在恐惧之下保卫良知的人性挣扎的心路历程。

　　伊萨克·巴别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原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海明威读完巴别尔的文章后对爱伦堡如此说道：“看完巴别尔的（文章），我觉得我还能更凝练些”；卡尔维诺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序言中认为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1986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榜首……但是，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所陌生的伟大作家，其名著《骑兵军》因不满苏联体制而得罪了斯大林，于1939年被捕，在酷刑下被迫承认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分子。1940年被枪决。他的最后遗言是“让我写完我的作品”。那些被抄家带走的十几个创作笔记本和几大本文学手稿，究竟落于何方呢？世人不知。

　　就在那“世人不知”的基础上，霍兰在阅读了大量苏联大清洗的史料之后，在脑海中建构起了这个捍卫良知与灵魂的故事——

　　文学教师帕维尔迫于生计，到臭名昭著的比扬卡监狱（苏联克格勃所在地，极权的象征）做“档案员”。讽刺的是，他的工作与负责整理、保管等档案员不同——负责焚烧持不同政见者或腐蚀社会主义纯洁性的作家手稿以及审问如曼德斯塔姆等“人民公敌”作家。

　　卢比扬卡监狱里的那些作家手稿，或许并非全部出自名家之手，也有可能是毫无名气的不入流作家毕生的全部创作。即使并非所有的手稿都能在历史上留下来，但当帕维尔在翻阅这些手稿之时，总是一次次被意想不到的文字之美所打动。当帕维尔被安排去焚烧苏联作家的手稿时，他“透过火光可以看到页边空白处画满了精致的小鸟”；当火焰肆意地焚烧着这些或许再也无法存世的手稿时，“顷刻之间所有的一切，诗人，诗歌，鸟儿，全部消失了”。在火焰的照耀下，他的前任德内金的话总在他的耳边回响着：“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这句话如同具有咒语或祈祷一般严峻的力量，在帕维尔的工作中不断泛起。那些大师级作家的手稿箱在他看来，完全是“人的心灵长眠的宏伟坟墓”。每毁掉一份手稿，帕维尔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又脱落了一小块。帕维尔难以想象在多年后的某一天，所有的手稿都被焚烧干净之后：“没有故事，没有小说或者剧本，没有诗歌了。只有空空的架子。历史的终结。”

　　对于帕维尔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一举一动所需要承担的重负，霍兰如此写道：“一个愤怒的用词，一个无心的手势，都可能是冰面上第一道不起眼的乳白色裂痕。那些没有读懂警告的人，那些拒绝相信他们居住的美丽光明的世界有一天会像一只钉鞋一样踩在他们头上、把他们碾成粉末的人，他们的遭遇帕维尔可是见过太多。”整本书沉浸在一派极度压抑的气氛之中，而作者却借助沉静的文字而非激烈的抗议来安静地表达痛苦与挣扎、恐惧与愤怒。爱人的猝然离世、母亲的病情、朋友的因言获罪，帕维尔在这些无助的现实之前，唯有与女邻居纳塔利娅偶尔偷情的床笫之欢能够让他拥有片刻的放松。但是，本可以和纳塔利娅在一起快乐生活的帕维尔，在极权的恐惧之下，最后却连相爱的能力或权利都没有……帕维尔的全部生活都被恐惧所裹挟，窒息得如同他对苏联的描述：“整个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现在需要的只是一根火柴。”

　　就是在这样一种恐怖的环境里，帕维尔遭遇了伊萨克·巴别尔，而且还因为审查工作而接触到了巴别尔最后的手稿：“即使是未完成稿，这部作品之优美生动不比帕维尔度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逊色。这可是宝贝，或许算得上是巴别尔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帕维尔的母亲是位失忆症患者，生命还在而失去记忆的人生不正如同作家写下了文字却又没法保存下来一样可悲吗？帕维尔母亲的人生也给帕维尔提示，那就是记忆与故事是如此重要。灵魂在，人才活着；作家的灵魂，就是那些即将被送进焚烧炉的手稿。这，正如帕维尔在工作时与同事谈论果戈理自杀的原因是一样的：停止写作之于果戈理来说，意味着他已经没法活下去了。所以，巴别尔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军事法庭的最后陈述是：“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每件珍贵之物都必须藏匿起来”，否则就必须面临被践踏、被毁灭的命运。但在帕维尔上司库提勒夫对“除草”工作的专注与激情之下，“这些手稿能有什么机会幸存下来呢”？因文字力量而人性不灭，曾从事文学教学的他最终选择做出背叛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行为，他不惜生命背叛职责偷藏与保存巴别尔手稿的第一、二卷……保存巴别尔的手稿，意味着他“在把手伸进坟墓之中”：只一个错误，走错一步，他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之中。但“灵魂”与“罪过”这两个词依旧在帕维尔的心中闪烁着。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说：“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对于身处极权恐惧之下的帕维尔，他在偷藏拥有梦想与灵魂的手稿的过程就是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过程，他没有选择与极权共舞，而是遵从良知的选择，对抗极权，不做极权机器的“螺丝钉”。

　　帕维尔的故事固然是虚构的。在真实的历史中，苏联政府不仅实行计划经济，还实行了计划思想，即思想垄断。所有的极权政府都渴望在于其欲望构建一个极度纯洁而毫无杂质的真空环境，以推行极权统治。《异端的权利》中有这么一句话：“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对精神的恐惧，正如纳粹当年所宣称的那样：“我们虽然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大学。精神还在威胁着我们。”于是，纳粹成立了专门开列书单和作者黑名单的“反非德意志精神行动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作者进行排查，随之而来的便是臭名昭著的全国焚书运动，美国《新闻周刊》当时将这一行动称为为“书籍大屠杀”。

　　在近代史上，查禁书籍最多、手段最为残酷的除去纳粹德国之外，便是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联。苏联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为苏联构建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免苏联的被统治者遭受“政治上有害的图书”的精神毒害，苏共中央专门向各地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以消除“人民公敌”对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腐蚀。据统计，1938年，被苏共中央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达223751种，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连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当斯大林体制树立起来之后，知识分子在恐惧之下，极有可能化身为独裁者最好的帮凶，参与禁书焚书的罪行之中，与极权共舞。当然，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能沦为独裁者打压的对象，比如首次揭露个人崇拜与谴责独裁互害体制的皮利尼亚克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38年被枪决。同样被枪决的，还有伊萨克·巴别尔。

　　“谁应当回忆谁，什么应当永远铭记，什么应当彻底遗忘”都被官方强暴地规定着。据维·申塔林斯基的《有罪无罚》一书的统计，仅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有数以千计的作家被杀害。在这种极权恐惧之下，巴别尔发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在思想垄断的极权统治之下，巴别尔被逮捕也就顺理成章了，甚至斯大林还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对巴别尔进行刑讯逼供，以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三天三夜的持续审讯让巴别尔无法忍受了，他终于在因拒不承认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而遭受的严刑拷打之下悲剧地承认了。生还无望，巴别尔在垂死挣扎中希望能够抢救自己手稿和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但贝利亚并未理睬他的请求，他的手稿也早就被克格勃烧毁了。

　　《最后的手稿》并非仅仅着眼于塑造极权帝国的燃灯者帕维尔，作者还希望通过小说重新回顾伊萨克·巴别尔，因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便是由接触伊萨克·巴别尔的史料而开始的。帕维尔作为大清洗时代的犬儒群体中被虚构出来的觉醒者之一，通过与伊萨克·巴别尔的交往，让巴别尔这位与卡夫卡等齐名的伟大作家在小说中与读者相遇。故事是如此简单，但读起来却不觉重复，因为极权的幽灵仍旧在新世界里飘荡。只要极权的幽灵还在纠缠新世界，记忆与希望的故事就不会老去，在极权统治下燃灯破愚的故事在作者笔下与读者眼中便不会过时。极权治下的犬儒时代，记住的是巴别尔这样的伟大心灵，是帕维尔这样的觉醒者，而非替极权背书、为极权粉饰的那些犬儒们，他们或许会被记住，但总是以精明油滑、良知不存的负面形象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lynn中途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写了一篇回顾她做记者以来的无力感，她手头掌握着很多无法报道的图片、资料却无法公之于众，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它们只能躺在电脑的硬盘内安然长眠。她在电话里给我朗读了整篇随笔，她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话作为结尾：“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象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她和帕维尔一样，多次跟我谈论时代需要记忆，需要记录，需要真相。我想，与其说她在绝望，毋宁说她在害怕绝望，害怕“希望”这只美丽的鸟儿从她的内心飞走。

　　很多人说，读霍兰的《最后的手稿》时，让人想起电影《窃听风暴》里的魏斯曼，那位“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但很可惜的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的《窃听风暴》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馆长说，因为弗洛里安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曼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至于苏联历史中是否真的存在《最后的手稿》中的帕维尔，我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霍兰在真实的历史上建构起来的虚构故事让读者感到一股人性的温暖，人性的复苏，难道不是一种令人动容的严峻力量吗？只是，希望极权利维坦能够从地球上消失，再也不用上演诸如魏斯曼或帕维尔这样的故事了……

　　2013年1月9日12:29:19

　　刊2012年2月1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