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是一本由[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80元，页数：2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诉讼》读后感(一)：也许有无数个约瑟夫·K

　　之前读曹庸译本的《审判》两遍，孙坤荣译本的《诉讼》一遍。

　　虽然现在觉得《诉讼》这个译名可能更贴切，但是就译本内容而言，最喜欢曹庸的翻译。

　　《诉讼》是我最喜欢的卡夫卡作品。十年前第一次读他的短篇《变形记》，没有任何感觉，又过了两年，第一次读《城堡》，只是觉得K好烦人，整个氛围好烦人。后来又读了一遍，依然云里雾里。就此搁下卡夫卡，期间只在《法律之门》里面读过那则《在法的门前》。

　　直到五年前，在图书馆偶然翻到曹庸翻译的《审判》，读之大惊，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候，我已渐渐对卡夫卡描绘的司法体制不再陌生，甚至如此荒诞的描写，我也觉得能够感同身受。读书也许真的也看机缘。

　　以往我只是注意约瑟夫·K和法院的拉锯，这次我忽然注意K第一次去法院阁楼几乎晕倒的时候扶住他的那个法院女职员。K似乎在和一个体系厮磨，同时也是他自身所属体系的一份子。女职员与法院，正如K与银行的一种投射。甚至可以说，在银行办公室门外苦等K的那些客户里，也许就有另一个约瑟夫·K。

　　《诉讼》读后感(二)：游离社会边缘的孤独人

　　典型的卡夫卡风格，读完之后仍觉得一头雾水。尤其还有许多未完章。

　　这篇文章开写于1914年8月，婚约被解除后不久。

　　文章中的约瑟夫·K是一个孤独的人。首先，他缺乏友情，虽说在他刚开始被逮捕时，曾说检察官是他的朋友，但这个朋友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当然也没有给予K任何帮助；其次是亲情。他的叔叔来看他也仅仅是因为女儿告诉他K陷于一场诉讼中，K的表妹之所以写这封信，仅仅是因为她生日时K没有去看她。而叔叔推荐的律师业没有帮助K很多。至于母亲，刚开始母亲总是在信中叮嘱K回来看她，但自从信教后也不太关心K了；爱情自不必言，他只有一个情人，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去她那里，而缺乏精神交流。可以说，约瑟夫·K是一个极其孤独但不自知的人。

　　他也试图找人谈心，希望人们了解他，但均以失败告终。

　　对于他最后被杀死的结局，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是这个他想融入的无情社会杀了他。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诉讼》读后感(三)：诉讼的目的

　　整部小说的结构呈现一种割裂再组合式的结构，前后一章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大教堂一章和其他章节不同，分开讨论。

　　所有人都知道K的案件，所有人似乎都比K更清楚他自己的状况，所有人都以一种家长式的谈话试图影响K。而当K要讨论案件的具体事项时，所有人都表现出了讳莫如深的沉默。

　　在中国，我们将它称作阴阳之道。

　　阳的一面如道德之类我们可以通过抽象化的文字学习，而阴的一面只有舍身去感受，且相对于阳面表现出了无形化，繁琐化的特征，在一个人面对庞杂的制度政府或者社会时，阴面又扯出一根暗线在不停地操纵着你。

　　毫无疑问，K是一个反抗者，他对抗法庭，要解雇自己的律师，唾弃跪地当狗的商人布洛克，然而在行刑人面前他也屈服了，因此这是一个一黑到底的悲剧故事。

　　几个隐喻:

　　鞭笞者和看守: 即中国所谓官吏制度中的吏。所有黑暗行动的执行者和背锅者，人民最痛恨的一群人，同时也是极可怜的一群人，实际上是上层官员的遮羞布和手里的工具。

　　叔叔: 配合政府作恶的家长。多半受到庞大的制度的欺压，苟活至今，遂以自己年长及丰富的阅历为由，配合整个制度作恶，将这种顺从的性格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并将其作为交易品，换得自己的解脱与社会的尊敬。

　　律师: 不可告人的庞杂制度中派遣的与大众直接对话的人。一方面，他没有官方身份，另一方面，律师又与法官甚至高级法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律师是不可能结束这个案件的，所以甚至连抗辩书都不会写。律师的作用即是那条牵着人走的暗线，是上层控制人的工具，其目的是使人们始终处在判决与不判决的恐惧当中，在此过程中不断对其施加影响，以建立自己的权威形象，而这时自己背后的那个更加高大且阴森的法院影响自然是令人不寒而栗了。

　　工厂主 画家: 即庄子中提到的那些游离在夹缝中人活动物，他们对社会和制度不感冒，然而深谙其道，并借此保全自己。K也正是在见过画家后决定解聘律师，然而这激化了矛盾，因为制度只允许讳莫如深的阴面的博弈，正面的抗争必定宣布他的灭亡。

　　商人布洛克: 乌合之众的代表，制度及当权者希望拥有的人民代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畏惧权威，卑躬屈膝。他的案子拖了五年之久，没有任何进展，然而对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人，是领袖放一个屁都会凑上去闻的人，是政府渴望的顺民。

　　大教堂一章: 卡夫卡认为只有这章是值得发表的，的确，这章构筑起了整部小说的框架，而其他各章各个隐喻我相信他自己认为还有完善的空间。牧师对他讲的故事是在摊牌，是在结构整个上层建筑，然而如前文所说，既然整个制度是讳莫如深的，是阴，那么当你知道后面临的只有死亡。之所以会告知K，是因为他是一个抗争者，他试图将一切阴暗的东西摆到阳光底下，这种过程将他搞得筋疲力竭，也使整个制度充满了不安。在这里，故事本身就是隐喻，牧师即是法的大门前的看门人，K是那个乡下人，二人对故事的评价可以看做是对自己的辩护。K认为牧师骗了他，牧师却说他只是在尽职责并且在帮助他，甚至自己是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在为K服务。K在这时以隐约的意识到了这个隐喻，牧师对其讲的故事中，最后说这座法的大门只为你而开，是在乡下人濒死的时候说的，牧师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告诉他，换句话说，看门人一旦告诉乡下人这句话，乡下人也就离死不远了，因此牧师认为自己并没有欺骗K。而K这时也慢慢读懂了这个隐喻，明白自己的处境了。最后的灭亡宣布了这是一个反抗者被扑灭的故事。

　　诉讼可能是我目前看过最阴暗的一部小说了，他承袭了变形记，判决，在流放地等小说的内涵实质。卡夫卡用不到200页的篇幅讲了蹩脚作家几百万字都讲不明白的故事，而其在结构和形式上的创新让我感叹这只能是一个天才才能完成的作品。

　　《诉讼》读后感(四)：埋藏在荒诞中的理性

　　一．人类自身的桎梏

　　《诉讼》里的乡下人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乡下人是觉悟的。为什么说“这扇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的呢？因为这个乡下人既看见了“法的门”，又想要进去。这扇门就是专门为他这种人而开的。虽然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法”，但与平庸者不同，这个乡下人意识到，他看见的只是“法的门”，而不是真正的“法”。

　　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要么认为“法”无处不在，就在自己身边；或更有觉悟的，看到或者知道“法的门”在那里，就以为那是真正的法了。普通大众们都知道，“法”这种东西是整个人类社会集体构建的，是天理公义，是不容得怀疑的。人们相信“法”，信任“法”，却无时不刻被“法”的制度、表象所戕害。

　　而乡下人，正如K一般，仿若吃到了伊甸园的果子，知道“法的门”在这里，知道自己在法的门的外面，知道自己若想触及法的实质要进入这重重大门。而这大门正是人类自己搭筑的。

　　想要进入法的大门，就是在与整个人类社会为敌。同为平庸者的守门人（意指法制的维护者，他们看见了法的门，却在维护它）冲锋在前不容许乡下人进入大门。所以，只有乡下人看见并希望进入的“法的门”确实只为乡下人而存在，却永远不许他进入。

　　可以想象，如果乡下人真的进入了层层大门，看到了法的实质，也发现了法的虚情假意，他能把这三座迷骗人的“法的门”推倒吗？不能。他会首先被困死在“法的门”里。大多数人会认为，“法”就是“法的门”，因为这个门就是为了实现“法”而设立的。发现真理的乡下人在毁灭法制（或者说法的表象、法的门）的过程中就会被全体维护着法制的大众杀死——这就是审判，而且凶手中的大多数是普通人。所以，作为公立的法是不容质疑的，而任何敢提出怀疑的人要么如乡下人一般被“法的门”和法的仆人吓倒而等待“法的实质”主动到来；要么如K一般自己主动追求着“法的实质”却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法制所杀害。

　　我们就禁锢在自己设立的桎梏中。人们都主动合住了双眼。为了法而去实践法。法原本应是人们的仆人，而今我们每一个人是法的仆人。这是卡夫卡所要表述的第一个意思。

　　二、永远实现不了的目的

　　人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根本来说是个人利益）而去改造世界，创造事物。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法的精神实质原本是美好的，人们相信，法的精神的到来会让世界和平公正，克谐不乱。

　　可犹如《理想国》中“真正的好”。当这种精神上的美好依托于事实存在时，事物所表现出来的还是原本的那个“好的精神”吗？

　　卡夫卡对此持有怀疑。当人们本着善意去实践时，往往背弃本意，实现不了目的。对“法”的追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追求“法”，所有人都追求不到“法”。这就是法的自身非法性。

　　更疯狂的想法，整个世界都可能是非法性的。我们人类所用的工具，例如抽象上的数字，具象上的光，都有可能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误解。即进一步的，卡夫卡的不可实践论，可以上升到不可知论。

　　卡夫卡的作品让人无助、迷茫——不仅在于他笔下的文学作品，更在于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们永远实现不了法的精神，也永远不能知道法的精神是什么。其他事物如是。

　　三，偏执的等待和事物的冷漠

　　虽然乡下人到死也不知道“法”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法”会不会来了，但是他到濒死仍有所希冀——这来源于人创造“法”这个概念的本意是好的——“法”不论是什么，“法”的真正实现肯定是好的。那扇“法的门”里射出来的一束光亮永不熄灭，正如“法”的“本意是善的”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是人人在追求“法”和乡下人执着等待“法”的根本原因。

　　当然还有别的考量。这个考量是我联想到的另一部荒诞主义作品，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都是执着和不知原因的等待，都是不知何时结果才来，都是陷入了自己设立的困顿之中——这两部文学作品是有很多共性的。其中，“戈多”是没有具体指向的，它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物，当然也可以是“法”。我想，解读《诉讼》中乡下人对“法”的等待，可以借助对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对“戈多”的等待来理解。

　　“法”犹如“戈多”一般成为了一种信仰，信仰是荒诞的。我们信仰信仰，就是因为它实质上还没有到来。它一天又一天也不能到来，但是我们还是在执着的追求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乡下人得不到真正的“法”，这刺激着他继续等待。我们“法”是存在着的，我们却永远等不到它。所以“法”是冷漠的。

　　人类相对于“法”这类的精神事物就是局外人。把这种偏执的等待放大化，就是我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人类存在是为了什么？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追求着，生活着，奋斗者，是有多么的辛酸，可悲，荒诞！人类的命运犹如歌德所说：“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本没有任何目的的冷漠的世界，加缪也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只有自杀才能结束这种痛苦的反复的等待。

　　回到文本：“你来它就接待你，你走它就让你走。”人们若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困惑于此。

　　如果K不费劲心思，主动去找预审法院，如果K能不主动为这场官司困惑——K会死吗？我想，K的死更多的在于自己，一方面他看见了法的制度的不合理性，甚至扬言要“打倒法院”；另一方就在于他在主动去靠近法的制度。法是冷漠的，K如果想要继续平静的生活，要么不去找寻“真正的法”，而是顺从法的制度，按法的制度办事；要么离法的制度远远的，完全无视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这样K是很可能活下来的。可惜K在法中的挣扎让自己离审判越来越近，离法的制度越来越近，直到再也挣脱不出去，而死在其中。

　　“戈多”永远等不到，弗拉基米尔代表着的人类想死也死不了——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等待。可人永远也追求不到“法”，这本身是多大的悲剧！但，如果乡下人主动离开了“法的门”而不非要进入（即便很想进入），以至于他苦苦等待一生，也不会是一个比这样的悲剧更糟的悲剧了。可，我也不是伺机想偷窥法的那个人吗？

　　《诉讼》读后感(五)：读卡夫卡的感想

　　1，卡夫卡

　　昨天我刚读完卡夫卡的一本《诉讼》，不长的。读得快的人，一下午说不定就能读完。我在读完后的第一感觉仍旧是，卡夫卡后盘脱力，和《城堡》一样。我又仔细看了《诉讼》的后记，德文的编者也摘了卡夫卡书信中的内容，说卡夫卡抱怨在他的《失踪者》这本长篇小说中，情节在他的四周发散出去。因为卡夫卡是随意地从一个开头开始，然后自然而然地让情节发展，因而确实让人感觉到在长篇小说中无法控制。就我个人，读《城堡》的感觉，如果卡夫卡果真写完的话，这本小说也许要10本，铺了太多的线和太多的情节，无数的伏笔都得不到解说，而新的人物情节关系又纷至沓来。由于卡夫卡的这唯三的三本长篇小说都没有完成，在后盘少些润色，也是正常的。

　　当然，我对《诉讼》的思考还是很多。页边的笔记做的密密麻麻。就它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来说，笔力和功夫是很明显的；尽管卡夫卡并不擅长于大众的常规的烘托与描写，然而套路他也都做得很明晰，很有棱角。我对这本书的笔记和上一本《城堡》做了比较，确实是密麻了很多。对于卡夫卡的行文和小说越发习惯，并且更加了解其整体的为人；再对比最早读的中短篇小说，那笔记是多得更多了。

　　卡夫卡其实是并不擅长长篇小说的；其实读他的阅读体验是不畅快的。然而尽管这个暑假被这位作家受尽了折磨，我仍然对他致以最为崇高的敬意，以及最为亲切的友谊。尽管我不能对他诉说，而只有他对我诉说，然而他对我诉说的话，确实是很亲切。

　　我有几个朋友，这里就举两个好了。就举陈兆宇和黄程，他们也和我常常交流。我们交流的问题，主要有社会，生活的思考；我最近和陈兆宇谈过女权，以前和黄程谈过哲学思想。他们确实是能够和我产生共鸣的。但是人生观念，确实没有很能够理解我的人——而且我确实也并没有能力去表达。这时候，卡夫卡提供给了我他的人生图景——他的人生图景比我更迷人！

　　我又读过王小波的杂文，他也有很强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是坚定的，达观的；很对我产生影响。导致我读他的杂文读了一会就不敢读了，因为我更希望自己的人生观念由自己来形成，而不是别人告诉我。当然王小波并没有灌输，不过我确实比较害怕别人来影响我。我是看重自己思想的纯洁性的，对于任何的作品，我希望和它保持一定距离，或者能完全掌握住它，不至于为它所伤。《圣经》也是一样，最近也不敢读，读着读着，竟然对耶稣的事迹半信半疑起来，这种态度，我个人还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卡夫卡的人生图景，如此诗意而怪异，真是美妙至极。我有一个理想，是做一个和别人不同的人。我之所以有这个理想，也许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吧。卡夫卡在这点上是和我相似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他在繁忙无聊的公务之余进入了一种疯狂的沉醉——这种境界，我是非常羡慕的。我的理性侵蚀了我，这让我难以诗意起来；所以我开始考虑自己的专业，是否要从之前向往的物理和数学，转到文学方面。

　　刚才我又读完了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的一章，实在很巧，在千千万万的作家中，他竟然写了关于卡夫卡的评论。他的评论是很有价值的——我本来对这本书不太待见，因为其中出现的作者我常常不熟悉，而且作者又掉书包，我不喜欢——但是尽管掉了很多书包和说了很多主义，他对卡夫卡的意见和思索还是和我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如果有一些不同之处，我得承认，他对卡夫卡的想法更连贯，更体系，也许更成熟。然而，我们的观点在最大的地方是联结的。这很让我产生信心。我在另一篇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中也提到一个观点，认为文本的分析应该完全基于文本，并且深深挖入文本。正是这种信念催生了我很多思考，并且对卡夫卡亲近——现在当我看到另一位有声望的评论家和我的观点相似，当然一方面沾沾觉得自己和他的境界差不多——名头还是会对我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更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并继续用这种方法分析其他文本。

　　我今年17岁，我的过去的人生，如果回忆起来，有个作家说，像一个曝光过度的照片——这对我还不是很贴切——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形容就是梦幻。它们在很多地方简直不合乎逻辑。比如我在13，4岁的行为，乃至去年的行为，都是愚蠢透顶的——现在想起来，又是害臊又是惊讶，自己曾经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同样，我还对现在的自己感到害臊，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实在是一件不幸。无法对自己的意志和身体做出理性的掌控，在思索时无法做出最必要的思力，还常常想睡觉——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万分的，是人类的愚蠢。我简直无法说明，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周边的亲戚，许多同学，电视里的人，网络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多么得愚蠢！更愚蠢的是，我竟然有时还身在其中，乐在其中。我感受到，这不合逻辑嘛！这简直就是一个梦。昨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车旁似乎用刀捅死一个人，我并记不得自己是捅死了谁——接着，我发现有人在追我，我逻辑补足认为他发现了我做的坏事——我跑到桥边，他追上了我，并且拿刀要捅我，我当然做出了抵抗，并且解释，说我没杀人；然后他说，确实你没杀人，但是，他似乎流泪了，喊道：为什么你让你妈妈杀了龚家辉？我听完后先觉得有点惊讶，紧接着，我就认同了，一定是自己让自己的妈妈杀了龚家辉，或者是自己杀了龚家辉而他搞错了——后一种情况我可以忽略不计嘛，因为它对我不利。我就喊道：他是个流氓！我的脑海中的意思是，“她”指我妈妈，我在生死关头找了替罪羊出来。可是话说出口，却觉得这个“他”却有点像龚家辉。这时他刀抵住我后心——这时却又有点像枪——把我推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说你自己和你妈说去吧。这时候我害怕极了，并且眼睛转了一下——我在小时候做恶梦，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就会转眼睛。我怀疑，因为做梦是快速眼动的，转眼睛确实能让梦醒——并且我醒过来了。

　　我醒过来后，觉得为什么是龚家辉呢。确实，他和我居然最近闹了一丁点不愉快——这点不愉快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之至，如果真有什么事请，我就不会在这里如此真诚地说这个梦出来了。实际上，这点不愉快是他错怪了，或者错认了我，认为我心胸狭隘，竟然认为他活动安排得让我无聊，并且怪他；我确实是没这个意思，而听到他这么认为，却心胸狭隘起来，后来仍旧有点耿耿于怀——可见我确实心不大。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久，而且我也并没有怎么想起它来。因为我已经不太相信弗洛伊德了，我后来就没怎么想它。

　　今天的一整天就从这个梦开始，并且整个的过程都在做一个梦。我醒过来就不知道在干吗，后来又不知道在干吗，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去看A片了；并且在看的同时还玩点小游戏——这两者，我诚然是很久没做了。但是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会做的事情嘛——在做这两件事的过程中，我陷入了一种“疯狂的迷醉”的境界；不过其实这两件事，尽管联系起来很自然，却仍含有一种幽默。我看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有过一句，这女人和我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却看电视，让我很没感觉。当时我就笑了。现在我边看A片边打游戏，确实也有这类似的感觉。不过，我打游戏和看A片，确实看出了点门道。这点我会在后面提的。

　　我对过去的回忆就感受到像回忆今天的梦一样，他们的主体仿佛都是我，又仿佛都不是我；他们的背景仿佛就是我眼睛现在所能看到的这整个的世界，但又仿佛不是；他们模模糊糊，不太真切，并带有着一种朦胧的诗意，有时让我心生恐惧，如同心面对着一个洞将要掉下去——比如今天的这个梦。而自己当年喜欢一个女生做出的种种丑事，又让我觉得面红耳赤，害臊无比。这些生理反应都是非常真切的，可是这些事情却都早已过去了。这就是梦幻。

　　卡夫卡的整个生活，实际上，从简历上看，是平淡无奇的；但是他的整个生活又完全充满了梦幻似的，让他的文章充满了这种奇妙的感受。我说过，有一次我在美国听一场音乐会，奏响了西贝柳斯的某一首交响曲；可惜我已经忘记名字了。那首交响曲真让我目瞪口呆，因为我从前听贝多芬也好，勃拉姆斯也好，都是堂而皇之的，正正当当的；但西贝柳斯这首，真是诗意挥洒，如同一个指挥家拿着一根非常长的指挥棒，在那里指指点点，不按章法；但举手投足间竟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让人的眼睛跟着这棒端并且眼花缭乱。这正是我读卡夫卡的感受，在没读多久我就感受到了这点。后来，他的中短篇小说越来越多，而我在感受到这种诗意和梦幻的第一感觉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灵魂——这点尤其和我在同期间读的屠格涅夫相对照，后者的猎人笔记是一个平庸的，正常的，语言优美的；谁愿意读这样的文章呢？这种文章，只是高中同学的范文的进步而已；屠格涅夫的笔力当然要胜过他们，但是仍然索然无味啊。只有卡夫卡，他那干瘪无比的文字，乏味无比的情节，毫无性格的人物，莫名其妙的句子，竟然组成了一副神妙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正和梦境相似么。尽管一切都不合逻辑，但是却那么令人神往——当然，卡夫卡更不容易。梦境千变万化，而卡夫卡带着镣铐跳舞。他写的实际是现实世界，他用的也只是普通的笔，但笔下能生花，纸里能造梦——而这梦折射出了现实，并且在这一重折射中充满了奇妙的，怪异的思想。这些思想尽管没有什么前后因果，不成体系，乱七八糟，我自认为，也没有我的深刻——但是非常有趣，而且都是我没有想到过的。他们不以理性和逻辑为基础，而是以诗意和心灵为基础。这就是诗歌，这种诗歌和中国的古典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不同。他们只是中规中矩地，即便如李白李贺，也只是如钱钟书一般地单纯联结——给人以一种炫技的态势。但卡夫卡不炫技，卡夫卡和这些人的区别，在于他不是以丰厚的知识为基础，以天资的悟性为线来联结；他是用单调的生活为基础，并用玄妙的脑子来加工。这两点，既让人感受到一种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天才的哲思与惊人的诗意。尽管其媒介即语言是不完美的，不过这种不完美之中也带有一种风格，一种怪异的，我的理想的一种偏激和出人意表。我理想的一部分，不平凡，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这也许是米兰昆德拉没有谈到的。他谈到了思想性，但是这种孤独者的灵魂，他并没有涉及。我17岁的生活，即便在我现在的自己看来，都带有着梦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封闭自己已经很久了。在我的大一的时间，我就封闭自己；我并不是很用功，我剩余的时间看书，听音乐，看电影，打游戏，看黄片，但都是一个人；要不就是一个人散步。现在暑假，这种个人化的生活进一步得到了升华，我并不见朋友亲戚，在家里就面对我的家人，而我又确实不多交流；我关在书房里，偶然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书房里的艺术家，这世界的孤魂野鬼。这梦幻的孤独正是我的追求，因为我的追求是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由于我的童年实际上并不是很愉快的，也许是这造就了我孤僻的性格。我和卡夫卡一样，也有一个比较强势的父亲；不过也许没那么强势吧。我的孤僻，也并不久来，仅仅是这两年，我才开始追求这种孤独的。所以卡夫卡也许就是我的将来；我也盼望着有这样的将来。和卡夫卡这种可以说变态的生活比起来，那些在上流社会的所谓“贵族”，这也许是我父亲希望我成为的人，显得无聊透顶之至。卡夫卡对这类人也有很动我心的描写，卡夫卡的小说真是一切！

　　《诉讼》读后感(六)：空间的豁口与阻隔——比较《一九八四》和《诉讼》中的窗的意象

　　窗是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在建筑设计中非常受到重视：它为被隔阂的空间提供了视觉、听觉甚至嗅觉触觉交流的可能，但仍然无法逃脱窗周围的墙对空间的阻隔。《一九八四》和《诉讼》中，人和时空就在窗的影响下，交错又阻断，接近却远离。

　　温斯顿和K.所处的住宅并非私人领域：四面围合的墙壁限定了内向的空间，但窗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完整性，将内部暴露在外部世界中。

　　温斯顿无往而不受到电幕的监视（在此我希望将电幕视为窗的一个变体，也对此加以讨论），“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略过……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一九八四》中的电幕和窗，服从于监视的目的而存在。温斯顿被有意识地监视和观察，他对这种监视是有知觉的，或说这种豁口就是为了让监视对象意识到这种监禁。但这种空间的豁口是单向的，只能从一方窥探另一方——此处仅就窥视而论，对于窗引入信息的作用我希望在之后的部分探讨——温斯顿无法凭此反击。电幕的图像和音频及其与巡逻队的监视干扰了温斯顿个人生活的内向性，他的行为与声音虽然可以通过此豁口传向监视者，但该信息并不造成对监视者干扰。

　　在《诉讼》之中，窗不局限于建筑立面设计出的洞口，还包括一切联通墙内外空间的缺口，比如法院办公室天花板木栅间隙，以及在画家房间里，“一个姑娘将一根麦秆从木板的缝隙里塞进来并慢悠悠上下晃动它。”无论是视线、声音，甚至具体的物体，都有可能穿过空间的分割，干扰属于个体的领域。

　　但《诉讼》中的窗又是平淡无奇的，被塑造成建筑自然就有的组成成分，甚至在窥探中退隐而不被直接点出：“倚在枕头上看见住在他对面的那位老太太正以一种对她来说异乎寻常的好奇打量着他”，倚在枕头上从哪里看出去的呢？老太太又是怎么暴露在她所处的建筑中的呢？文章没有点出那个具体的词汇，但我们仍能感受到，K.的卧室、城市空间、老太太的房间三个空间因为窗而建立起的时空豁口，建筑内外的时空因为多扇窗得以并行存在。

　　作为自然的建筑部分，窗不被予以对窥探的警惕，K.虽然几次感受到了老太、老头和山羊胡男人对自己视线的侵入并报以斥责，但其他时刻他仍然处于被有意或随机地窥探到的可能。“‘那边也有这样的看热闹的人。’K.对监督员大声喊叫并用食指指指外面。”窥探K.的三个人只是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住户，没有刻意监禁K.的职责，或许只是被罪责或“窥探”行为本身所吸引。K.不一定是被这三个人窥探，这三个人的窥探对象也不一定是K.。对窥探的无意识拓宽了《诉讼》时空中窗的窥探效度。

　　同时，此处的空间豁口是双向的。K.的个人空间虽然被侵入，但他可以知晓窥探人的身份、何时在窥探、怎样窥探，并报以可影响对方的言语指责。老太太等人可通过自家的窗户窥探街对面人的生活，但同时也因为站在窗户面前而将自己暴露在了他人的视线之中。因此K.和三人的相互关系是模糊、不确定的。

　　窗为外界侵入内界给予了缝隙，但人们发明窗时的本质目的，是希望服务于内部空间。在墙面分隔了不同领域的空间之后，窗就成了人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途径。

　　但这种途径提供的视角和接触程度仍是有限的。从温斯顿住所里的窗户望出去，“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窗是党对思想进行入侵的豁口之一，是传递信息的途径，温斯顿没有自我选取信息来接受的余地，无往而不被老大哥的眼神追随。在却林顿先生的小阁楼上，“窗口外面是个铺鹅卵石的院子和许许多多房顶的烟囱。”，“那个女人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院子里“深沉的歌声”也不时通过窗子进入阁楼里。此处，温斯顿从窗外望出是主动行为，但接受信息同样近乎被动。

　　K.则对窗户有着莫名的偏好。“他走到窗口，坐在窗台上，一只手抓住窗把手，朝外面的广场望去”，“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为了暂时还可以不必回到写字台跟前去，他打开了窗户”，“最近他惯于过于频繁地坐在这窗口——比写字台对他更具有吸引力”。通过窗户去观察外部世界几乎成了K.乃至《诉讼》中众人的习惯：“此人坐在打开的窗户口读一本书”，“那个老妇人把一个更老态龙钟的老头儿拉倒窗口”……《诉讼》所创造的时空混乱、逻辑缺失的世界中，如果说法律受罪责吸引，K.等人则受窗的吸引，总是在尝试去观察、窥探，然后用自己世界观中的逻辑去评判。K.办公室窗外即为小广场绝非巧合。

　　窗的特殊性在于，虽然人可以接收到外界的信息，内与外的完整性已经被破坏，空间开始渗透，但仍有绝大部分的面积受墙的支配，盲区得以苟延残喘，也可让人在心理上延存一份被遮蔽、围合的错觉。

　　温斯顿与裘丽娅幽会时，“过了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眺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窗与墙为温斯顿裘丽娅提供的是物质空间的屏障和保护，他们渴望从窗接收的信息也出于警惕。

　　而《诉讼》中，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希望从窗外获取的信息，并且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窥探行为被暴露：在被K.发现之后，老太太等人仍然不为所动地窥探着K.的举止；K.自己在望向窗外时也并不会鬼鬼祟祟。窗对空间的阻隔，在于给予一种心理空间的划分：在这面玻璃背后的我，高于、不属于那个被我观看的世界，窗给人架构了冷眼旁观的自我定位。K.始终在寻求自己的“优越感”：“就凭拥有一件结识的外衣他就已经觉得自己比这个干瘦的矮个子优越得多”，“绝不把他也许对这些人占有的最微弱的优势拱手相让”……

　　优越感建立在将自我与他人疏远的基础上。“但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不仅和律师而且和这里寓所里的一切一刀两断”，“K.说：‘迄今为止我一直完全置身事外。’”

　　K.被起诉，但直到画家提出三种方法后才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无罪释放，前期一直将精力集中在，剖析并揭露背后的体制的弊端，仿佛他是完全置身于法律、法院势力之外的人。

　　因为与外界距离的拉开，所以可以对其加以评价和判定，远离他者，换来自己的“自由自在”。“一般来说，在异地他乡与身份低微的人谈话，对一切涉及自身的事闭口不谈，只是镇定自若地谈论别人”，K.就一直在努力地将周围环境改造成自己的异乡，游荡在异乡的空间中，窗使他得以对他者加以窥探，自己却在心理上被界定出去了。对他者加以判定（诉讼）的渴望，同样存在在其他人身上：格鲁巴赫太太对比尔斯特纳小姐的评判、莱妮对布洛克的评判……

　　《诉讼》与《一九八四》的巨大不同之一，在于窗划分后《一九八四》的内外空间，从属于几个确定的不同的意识（阶级）群体：温斯顿与党，温斯顿与无产阶级——在没有窗的友爱部，温斯顿逐渐被吞噬为党的一部分；而《诉讼》的窗内外，却无法被总结成几个普适的群体定义，永远是相对的：某某与某某的对立面。

　　画家、律师不自言是法院的势力，法庭听差的妻子、莱妮也是法院的势力，叔叔卡尔代表将K.拽向法院的力量，也从属于“法院”，甚至画家家外“这些女孩子也是法院的人”，“一切全都属于法院”。“几乎每一间阁楼上都有法院办公室，”法院无处不在，法院无孔不入。

　　势必要相当强大的力量才可达到omnipresence，但其实又很容易做到：法院显然并非审理案件判断是非的场所，而是作为K.将自己远离出去的外部世界的象征存在的，是非K.的存在。

　　有意思的一点是，房东太太、邻居小姐、低级官员、情妇、律师、画家等人都有具体的名字，K.的姓氏却只有一个字母代号。或许也是在暗示出，看似所有他者都与K.相对，但K.本人也并非特定的存在，他是任何一个存在的化身，每个存在的他者都是这个存在的对立。

　　《一九八四》中的窗的定位是明晰、确定的，需要温斯顿的私人性被破坏的地方，窗和电幕就开放，给予监视的途径；需要温斯顿自我保护的时候，窗就变得更加内向；需要赞美无产者的时候，窗就给予他们伟大母亲的形象；需要被拘捕时，电幕就显现出自己的身份；需要温斯顿无法捉摸时空、被党吞噬消化时，就没有任何窗子……

　　而《诉讼》近乎荒谬，窗自身即为一个荒谬、自相矛盾的存在。窗户本打开了空间的豁口，与相互的交融提供了可能，但其上的玻璃却毫不留情地阻碍了实际的接触。“‘不能，’画家说，‘那只是一块固定住的玻璃板，没法打开。’”人对窗的利用也是如此：视线的穿透，本应是理解与交流的桥梁，但人却借用自己对他人的“知情”让自己停留在窥的境界，内心却仍封闭。

　　K.尝试通过自己冷眼旁观所得来推出法庭背后体系的样貌，但一切消息都被封锁，他所能获得的信息本就极少，可怕的是这个背后体系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样貌、任何规则。“某些案件的终审判决是由任意一个人在任意一个时刻意外作出的。”这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说法院其实象征着非K.的存在。作为K.的补集，“非K.”本就不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什么都是随机、碎片化的。所以“采取共同行动人们就将一事无成”，因为坐在法院走廊上的众人，本来要对抗和尝试理解的对象，都是针对于他们个人的，是根据每一个体的定义来定义的，“只有单独一个人有时会在暗地里取得一些成果”。因此，逐渐拉开的隔阂最终只会让K.更加迷惑、孤立无援，永远无法用自己的逻辑体系，或任何能够说服自己的论述去理解外界。

　　人以为自己将外界变成了异乡，从而抬高了自己对待外界的地位，得到的只是一种虚假的“优越感”。实则自己被外界当作了异乡人，不是自己推开他者，而是他者将自己驱逐。行刑来临时分，“K.分明知道，当这把刀在他头顶上飘来荡去的时候，他应该自己抓住它，将它刺进自己的身体里”，但K.最后意识到了前述的那一点，因此“他不能替当局做所有的工作”，人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外在而存在。

　　在三十岁的这一年中，K.始终不断地接受到他者帮助的意愿：听差妻子、叔叔、律师、工厂主、莱妮……但似乎没有任何人对K.起了实质性的帮助，没有人争取到了K.的内心。与其说他们的确在帮倒忙，不如说小说语言站在K.的角度让他者的帮助显得荒谬。而“结局”这一章，窗帘全部拉下的窗户中仍有“灯光一闪处，只见那儿一扇窗户的两个窗扇突然分开，又高又远处一个身材瘦小[ 而K.曾经却以布洛克是个“干瘦的矮个子”而感到鄙夷]的人猛地一下探出窗外并远远地伸出双臂。”K.终于从此处解读出了“朋友”、“好人”、“有同情心”、“愿意帮助”的信息。

　　人一直在和异乡发生着联系，窗的存在既是对人自我的抹杀，但也提供一种和解、共生的可能。“他举起双手，叉开十指。”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扇窗子，为异乡和异乡人搭建起什么桥梁呢？

　　原作于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