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故事中的啊q在最后还是逃不过死去的命运，啊q的死是有原因的。下面是生活日记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阿q死的原因，一起来看看。

　　阿Q走投无路再次进城，在举人老爷家工作，再次回到未庄，变得阔绰了，但不久被认为是小偷。

　　革命党来到未庄，阿Q也想当革命党，幻想他想要什么，什么就是他的。后来赵府被抢，阿Q被认为是主谋，最后被枪毙。

　　一直以来，阿Q都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形象，但无论如何，阿Q的死却被认为是一个冤屈，因为他并没有参与抢劫，最后却被以抢劫罪论处，成了真正的劫匪的替罪羊。

　　其实仔细考究，问题并非如此。而是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阿Q真的成了一名劫匪，他会死吗?

　　答案是可能不会，不但可能不会，而且阿Q会因此大富大贵，甚至因此就成了假洋鬼子一流人物，成为将军甚至总统了。

　　因此阿Q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抢劫而担了虚名。而在于他“有贼心没贼胆”，他并非没有想过去把属于自己的财产夺回来，当然也包括占有他人的财产，但是他只是停留在空想而已，并不敢有实际的行动，如果阿Q参加了陈胜和吴广的培训班，认识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么也许他就会勇敢地做一名劫匪——所谓的革命者，他就会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而不是糊里糊涂地给砍了头——对阿Q来说是糊涂的，而对砍头的人来说则是最清醒不过的，因为这种头砍了是一点都没有风险的，要是一个真强盗，看还有谁敢这样漫不经心地来砍呢?

　　早期的评论者一般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没落的农民的典型” 。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 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优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学者汪晖在评论中谈到阿Q的形象与国民性关系时作出如下分析：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绘是对国民性变化的客观契机的探索，而阿Q的社会身份也表示 国民性不是抽象的总体，而是依托在各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及其关系之上的。人有十等，各各分离，国民性的总谱是凝聚在每一个阶层的身份关系之上的。如果存在着一个能动地反思和呈现国民性的国民性，那么，后者也意味着一种行动的客观力量，即改造将人们相互隔绝的等级体系的行动。作为这一行动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个国民自我改造的伟大事件，因而也是国民性的这一能动性的历史性展开——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促发他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

　　没有挣扎，意味着没有产生主体的意志;但写出了这一没有挣扎的瞬间的鲁迅，却显示了强烈的意志—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也正是力图将阿Q的本能的瞬间上升为意志的表达—它无法在阿Q的革命中获得表达，而只能在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中展现自身，而阿Q正是检验这场革命的试纸。因此，鲁迅不但用革命审判了阿Q，而且也用阿Q审判了革命，而使得这一双重审判的视野得以发生的，就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那句话中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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