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政策，即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时，以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的消极不抵抗政策，这实在让人费解，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918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张学良父亲张作霖是占据着东北的一支强大军阀，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继承了其父的职位继续控制着东北军和整个东北地区，虽然在1928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东北和东北军仍然是张学良说的算，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可以干涉。同时张学良继续沿用了其父的对外政策，联日抗苏。特别是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武装冲突以中方失败告终，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中东路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东北政府和日本的联盟。实际上，在1931年之前，无论是中国的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阶层普遍抱着对日友好的态度，大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都有着赴日留学的背景，其实也很好理解，九一八事变之前，近代中国和日本仅仅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而大部分的国人认为那个是日本政府和满洲贵族之间的战争，作为同样被殖民的汉人，显然不关心满清的失败，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才真正看清楚日本的侵略野心。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显然无论是张学良自己还是他的幕僚都会把日本看成自己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同时中国在日本的外交人员工作的也卓有成效，整个日本文人政府对华仍然抱有友好态度，不支持军方的任何对华侵略计划。因此当张学良得到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的消息后，首先会通过驻东京的外交人员去核实日本政府的最新情况，当得知日本政府并没有异样后，本能的会想到是日本关东军的擅自军事行动，面临这种情况，如果东北军贸然大规模出击，即使击败了当前的少量日军，但是关东军指挥官会迅速上报东京大本营，歪曲事实的说是东北军袭击日军，并且在日本

　　国内不断煽动日本国民，给日本文人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军方对华侵略的计划，这样最坏的结果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提前到1931年，而不是1937年，要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也是擅自行动的少量日本军队通过挑衅的军事行动而导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1931年中国的国力显然无法抵抗军力强大的日本军队，而到了1937年，经过六年的军事现代化，中国军队战斗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为后来的八年持久抗战提供了保障。

　　对于张学良而言，当时做出的不抵抗决定，一方面目的固然是保存自身实力，另外一方面确实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确实也是无奈之举。

　　蒋介石

　　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曾明确要求张学良“切勿撤退”、“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东北军大部分撤至锦州，张学良亦将辽宁省府迁移至此，锦州之得失，实已关系东北全局。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11月25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顾维钧代表南京政府致电张学良：“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且近日传闻日、俄将有日占北满、俄占新疆之说，如果属实，例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12月5日，顾维钧再次致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12月8日，蒋介石亦亲自致电张学良，“万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复。”

　　“九一八”事变后的媒体报道

　　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张学良：“张主任学良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域，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怠，此令。国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电张学良：“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并堪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甚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281页)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一再声明“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共同抗日，谈何容易。

　　虽然在东北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蒋仍坚持一步不让，他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而且蒋介石虽然在事变初期没有命令张学良东北军抵抗，但却下达命令，要求南京政府直辖的上海、山东等地准备抵抗日军可能的进攻。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国联在9、10、12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至11月下旬，已进占东北大部分地区。依靠国联裁决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国内的宁粤之争又难见缓和(粤方坚持蒋下台为和解条件)，内外交困的蒋亦只有去职一途。

　　张学良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压力下通电下野，张学良也在同一天电蒋要求辞去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此时，日军正向锦州推进。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面对锦州危局，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该机构是“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主要处理对日外交)秘书长的顾维钧曾在11月下旬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随后由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建议中立区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不得侵入。该提案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

　　中立化方案告终后，顾维钧认为锦州不可放弃，须“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卫之。他的主张得到特种外交委员会和蒋的赞同。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依然钟情于不抵抗主义。自“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他便对此大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对此国民政府甚为忧虑，顾维钧于12月2日致电张，告知“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3日，顾又电张相劝：“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同上)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同上)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两次联名急电张学良，要张“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吾若抽调一部后退，仍不能阻其进攻，不如坚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蒋介石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次日蒋又电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以坚张守锦州之心。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致电反对撤退锦州驻军，但张学良却无意抵抗，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5页)。

　　蒋下野后，张学良更无坚守锦州之心。此时他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欲壑难填，但认为如无全国发动，东北军孤军作战必然失败，因而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21日，他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而日军已开始步步进逼。25日，国民政府鉴于锦州危急，电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但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29日，关东军攻陷盘山，迫近锦州。“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荣臻于同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撤退。30日，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置若罔闻，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军轻取锦州，关内外宣告隔绝。张的不抵抗行为，再一次遭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

　　二战序幕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社会转变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

　　团结抗日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