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潮水汹涌，形成大片漩涡。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漩涡吸走冬天，就能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时候，改革路上梦想却并不能成真。即使是国务院，也有他的忧伤。朱镕基为什么下台?下面是生活日记小编带来的关于朱镕基的内容，欢迎阅读。

　　朱镕基为什么下台：悲伤

　　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都无能为力。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给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有些当年曾困扰朱镕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国金融体系更为牢固，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被称作中国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松绑”;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机制更为完善……

　　关注民生，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朱镕基为什么下台：改革没有理想主义的“一刀切”

　　入世多年来，中国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娴熟地借力西方现代化，迅速与国际接轨，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大大缩减。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迟迟达不成开放这一共识，我们不知还要自吟自唱多少年，还要走多少弯路，万千繁荣的梦想可能被“闭关”碾作碎片。

　　一方面，我们以开放作为蜕变的关键跳板，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需不断锐意改革，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以适应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

　　改革形式取得的辉煌成就，印证了其正确性，我们的大方向并没有错，这是众所周知的共识。同时，改革更需整个社会自觉而理性地推动，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继续前进，这亦是毋庸置疑的共识。

　　1997年，被称作“朱镕基经济智囊”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回答“谁是新一轮的改革动力”时，回答“以理性的知识分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朱镕基时代的辉煌，并不是朱镕基个人造就的，辉煌的背后也离不开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任江泽民的支持，各部门尽心尽力的工作，以及广大平民大众对其热烈的喜爱与响应。今天，改革推动者的力量已越来越强。

　　前任国务院朱镕基的悲情，也折射出改革的前行路上依然荆棘丛生。改革没有理想主义的“一刀切”，某些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也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改革是一个渐进、改良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也需要耐心与技巧及斡旋，大凡有真知灼见者，也会不约而同地达成这样的共识。

　　有人不满地质疑：这不是在和稀泥吗?难道没有非黑即白的大快人心与酣畅淋漓吗?

　　复杂的现实证明，线性逻辑就是那么幼稚，一度“计划派”有过这样乌托邦式的设想：只要进行集体式制度抉择，我们就能一脚跨入共产主义，结果美好生活更加遥远;一度“市场派”有过这样的狂热：只要脚迈进市场的门，一切贫穷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结果市场的力量也有不足，美好的期盼偷偷从窗口溜走……

　　人们一再渴望一蹴而就，但“一蹴而就”这个并不包含多少贬义色彩的词汇很难直抵“一劳永逸”的目标。初次以新的姿态适应这个世界，是如此新奇而前途叵测，人们乃至社会的直接本能反应会让其遭到挫折。即便是真理与规律，这些在某个时间点上被证明是板上钉钉的东西，当它们在实践中被运用起来时，依然会撞上乱离的岁月，遭遇被人唾弃的颠沛，有时还会自我圈禁，人们为自己戴上锁链却还不明所以。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讨论理想时，可能会忘记真实的情况比任何时候的想象都要复杂，现实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分工组成的多元社会，天真并狡黠、自白并暧昧、清晰并模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浑然不知。

　　时局笔锋急转直下的时刻少之又少，某个重大抉择之后局面也未必就豁然开朗。一切美好愿景，皆以社会共识循序渐进的建立为前提。一旦缺少共识，方向再正确，内心再坚强，领路人也可能陷入“目标过于远大，身后无人追随”的孤寂中。

　　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片段里，人们曾经以为理想的国家遥不可及。1945年4月的一天，女作家苏青对女作家张爱玲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张爱玲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一声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这个世界，终究一天天在变好，而时光这条巨流之河经历过无数跌宕乃至回流，正涤荡出富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透亮本色。昔日的争论，如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等话题如今已变为中国社会的常识。

　　随着社会转型与改革的推进，各种问题也更加趋向复杂与细微，在此类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可能无关意识形态，更多的是涉及实现共同目标的路径、手段。达成共识的领域可能更广，也较多趋于细微化。

　　很多历史的真相，常常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适度的疏离，才会被凸显得更为清晰。然而，“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共识，无需等待历史考验，它的正确与明智正时刻被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证明。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如此从容地去包容和融合各类思想火花，并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才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前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