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华》影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选择了一条道路就选择了一种人生，遇见他，却是我没想到的。”预告片的开始，之华的这句话，就把我带到了《秋之白华》的唯美，隽永的氛围中。

《秋之白华》讲述了才子瞿秋白光辉而短暂的传奇人生，故事的核心戏是瞿秋白与杨之华铭心刻骨的爱情故事。以唯美影像加上绵密的爱情，将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感情生活娓娓道来，从而带出他们的革命情操和光辉精神。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是浓烈且隐忍的，而与杨之华前夫沈剑龙之间的三角关系在当时乃至现代来说都是前卫且洒脱的，尤其是沈剑龙的退让和成全更显现那一代文人墨客的大度和宽厚。

影片选择了窦骁和董洁两位演员，从青春时尚偶像的眼睛里能够看到当年革命者的情怀，尝试把革命家偶像化，力图让历史故事体现今天青春时尚的意味，所以在很多地方可以引起共鸣。瞿秋白与杨之华前夫沈剑龙彻夜长谈，沈剑龙与杨之华友好分手，瞿秋白和杨之华因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虽然个人追求不同，但彼此尊重对方的人生选择、敬重对方的人品，沈剑龙和瞿秋白还因此成为好友，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今天的年轻人都很难做到，那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风范和品格，用影像表现来，很有意义和价值。再有像印章“秋之白华”寓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贯穿影片始终，很有感染力。

影片风格深沉隽永安静，一对秀雅的情侣徜徉在江南小桥流水中间，如诗如画。电影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人站在桥中间，互诉情怀，两人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但台词分寸的拿捏非常到位，两人都欲言又止，但是从河水泛起的涟漪，董洁被风吹起的凌乱的头发，瞿秋白缓缓的吸烟，都从侧面印证两人心潮的澎湃。这时有观众感慨：这才是真的浪漫！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28岁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36岁即被国民党枪杀，被人们称为“永远的青年”。他最早留俄，最早翻译《国际歌》，最早为《国际歌》写中文歌词，为数不多见过列宁并与之深入交谈过的人，鲁迅的忘年交，文学造诣深厚精通书法、篆刻……他是意志坚定、挺立于历史潮头的革命者，又具有儒雅博学、风流倜傥的艺术家气质，将这样一个经历和性格复杂的历史名人拍好非常困难，既要突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传统的表现模式，又要实现对瞿秋白形象的当代解读。从电影创作的实践看，《秋之白华》独辟蹊径，把人性还给革命，把青春还给革命者，用当代视角讲述当代人愿意看的革命历史故事，艺术成就和观赏效果“令人惊艳”。

1926年到1936年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不凡的十年，当时还不是非常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血雨腥风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他们在逆境中探索救国的真理。受五四精神洗礼的那一代共产党人，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求得国家和民族解放和反对封建主义、求得个人解放的双重任务，对他们来说，追求革命真理、反抗阶级压迫和追求爱情、争取个人独立自主人格是并行不悖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与爱情，很值得今天的人去回顾和反思，《秋之白华》就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让观众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感受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历史魅力，做出了非常难能可贵的艺术探索。

以往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大都疾风暴雨式的激烈运动，革命者都是忘我地把人生投入革命，很少有个人生活的展现，他们崇高的革命意志很感人，但人物性格相对扁平。作为知识分子型的革命领导人，瞿秋白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价值众多维度中的一维，在投身革命的同时，他追求爱情，热爱文艺，革命与爱情，革命者的坚贞与艺术家的柔情交织在一起，《秋之白华》重建了那段革命和爱情水乳交融的历史。无论是场景的选择，风景场面的拍摄、刻画，还有两人相处的场面，包括他们的服装，都在尽量地把那段历史诗意化。影片告诉我们，尽管革命环境有其严酷的一面，但革命者的生活还是有诗意的一面，他们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早期的革命家多是文人，整个影片就是巧妙地从现代文人的革命这个角度去写。他在革命中有文人气，在文人气中又有革命的风采，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的一个特点。

秋白首先是一个学者，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在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他徐步走向距中山公园约两里路的罗汉岭下，看见绿茵茵的草坪，青山环抱，景色宜人，笑道：“此地甚好。”于是盘腿而坐，面对枪口，微笑饮弹。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宋希濂从战犯管理所被特赦后回忆说，瞿秋白临刑前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何溱）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回忆说：“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鲁迅支撑着病体，亲自编辑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成为鲁迅生命最后时间里的一项重要事情。当这项工作完成后，鲁迅备感宽慰，十几天后他溘然长逝。在这套印制精美的书中，赫然印着“诸夏怀霜社”的字样。其中的“霜”字取自秋白曾用过的名字“瞿霜”，“怀霜”寄托了鲁迅对战友和至交无尽的怀念。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十分庆幸导演没有把被捕的瞿秋白刻画成遍体鳞伤却大义凛然地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的传统烈士形象——因为那不符合真实的历史。片中，劝降的人讲得诚恳，被劝降的人说得坚定。大家都在表达内心的想法，有着起码的相互尊重。瞿秋白在最激愤时候也只是顿了顿酒杯，这是多么符合他个人修养的细节。儒雅的他一定不会破口大骂，也不会掀翻桌子拂袖而去，他只是轻轻地告诉诸位，自己绝不会接受释放条件。有趣的是，秋白生前对着宋希濂说的最后一句遗言竟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世界第一。”声微义重，以小见大，这才是瞿秋白文人的真实反应。

舍生取义，瞿秋白做到了。但是，他所彰显的精神，并非是共产主义者所独有，而是不分民族、信仰、文化的人类所共有的意念与执着。内森•黑尔那句“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曾经感动了世界。而在中国，它被称作士大夫气节。我们记得颜真卿，记得文天祥，记得方孝孺，我们却忘了被冠以革命标签的瞿秋白，他们本是一类人。不，不止瞿秋白，还有许多仁人志士，他们不是出身穷苦的工人农民，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知识，有抱负，本可以著书只为稻粱谋求个安稳富贵，但是他们不能无视饥寒下的啼号，他们活得不自私，活得不平庸，他们革命，是为了别人也能活得和自己一样好。在生死关头，他们的信仰各有不同，却无一例外，都凭着这股气节而舍弃了生命。

若是说瞿秋白软弱，那么他的死则已然驳斥了一切流言蜚语。就义之时，秋白笑言“此地甚好”。于是，导演就让他走向真快乐的长汀草长莺飞，让它美不胜收，让它配得上瞿秋白的高贵儒雅。就义的场面不去他处，拍摄于常州溧阳，南山竹海一地青翠，湖水微澜。当窦骁笑坐在花间，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历史上秋白的脸庞：像，太像了。当年瞿秋白就义之时，也一定是如此勇敢地微笑。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中，瞿秋白总是个配角（比如革命史诗电视剧《长征》在出发时，只有毛泽东过来握住了秋白的手，饱含深情的说：再见了，秋白同志，坚持住……）。这一次，窦骁浑身透露着淡然与谦和，弥漫着不骄不躁和彬彬有礼，充斥着智慧与才华。他不再是山楂树下青涩纯朴的老三，而是活生生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他让我隔着时空看到这位江南才子俊秀的真容。我瞬间明白为何杨之华为如此爱慕自己的老师，她爱他的优雅，爱他的学识，爱他的温柔，爱他的浪漫，爱他的坚持与执着。

瞿秋白与杨之华，不是在窑洞里开着交谊舞会相识的革命领导与革命学生，不是组织强行安排的城市女兵与大老粗军官，他们是浪漫的，有情趣的，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与我们没有任何分别。同时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鸿沟也是巨大的，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最初相识时，瞿秋白有久病的妻子，杨之华也已为人妇为人母……然而，这对情侣跨越了世俗理念，勇敢地走到了一起，10年相濡以沫执子之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就是《秋之白华》的潜台词。在瞿秋白与杨之华纯净、纯粹的爱情和理想面前，今天很多有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果能暴富，放弃原则和底线也可以考虑”思想的年轻人，应该感到震撼和惭愧。面对人生的抉择，瞿秋白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和杨之华的婚姻已走到尽头，为什么我不能去爱？于是，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不想，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他们开始了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彼此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这三则前卫大胆的启示，震惊了当时以“时髦”著称的上海。

相比窦骁的清癯与温雅，董洁那一身浓浓的女人味也让人感到十分地温馨。董洁总是适合饰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因为她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不大红大紫，不炒作绯闻，但总是安安静静地拍戏，就像戏里的杨之华，认真地上课，默默地操劳，外表柔弱而骨子里坚强。她和秋白应该都是很真的人，不善做作，不懂虚伪。瞿秋白能够说出内心的话，杨之华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哦，对了，还有沈剑龙，也是很真的人。镜头中，杨之华从屋外走到屋内，瞿秋白凝望着她，沈剑龙转身面壁，一首诗“借花献佛”般泰然案几之上。三个人默默地完成着使命的交接与爱的转移。从此，革命路上多了一对伉俪，人间多了一对朋友。

瞿秋白是一位有心的丈夫，也是慈爱的父亲。独伊本非他亲生，但是好爸爸则总挂在口上。我记得幼年时候读到一篇文章中说，独伊喜吃梳打饼干，瞿秋白每次出门办事夜晚回来，总是要在熟睡的独伊枕边放一罐梳打饼干，让她一早起来就有惊喜。父爱如山，高而寡言。当我们看到瞿秋白诙谐地告诉独伊自己的咳嗽是另一种外语的时候，谁不想拥有如此博学、慈祥、亲切而可爱的父亲！

《多余的话》，也被写在了片尾曲《携手》中。如今，倘若再有人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一生的污点，我就要问，披肝沥胆地袒露心迹何过之有？还有谁有此勇气？他叛变了谁？伤害了谁？有辱于谁？如此谦谦君子，却被硬生生卷入了历史的洪流甚至一度被推到了历史决策者的高位。当生命即将终结，他是不是有权利放下一切冗杂来反思自己的一生？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当遇到挫折，他一定会有困惑，当遇到危险，他一定会有所担心。革命者首先是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活得像个人。我还要反问，想活有错吗？留恋人世间有错吗？赞美豆腐好吃有错吗？有些人还要在高大全的虚假英雄主义里浸淫多久？是不是只要参加了革命，就必须六亲不认，就必须终日投身政治，就必须舍弃小我的一切？那与文革时候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泯灭人性的做法何异？我十分感谢导演，能把瞿秋白还原成他本来的样子，也感谢整个摄制团队能有勇气向《多余的话》致敬。我情愿瞿秋白只是一个才子，著书立说，不问政治。

影片中，当瞿秋白最后一次离别杨之华，漫天大雪纷飞。瞿秋白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向警予、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他清晰记得他们牺牲的时间和他们的年岁。他仿佛依稀预见到自己相同的归宿就在不远处。当秋白远走，之华泪流，缠绵的音乐响起，我静静地流了泪，不为革命爱侣的绝诀，只为再一次的生离死别。他给你的“秋之白华”的印章还在，他给你的“赠我生命的伴侣”的别章还在，他已经不在。多年后，你为他缝上的那枚扣子，却成了你们相认的唯一证物。

窦骁说：“瞿秋白为杨之华刻了一枚印章——秋之白华，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他们的爱情”，董洁则说：“我们把新婚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让我们的爱情与信仰水乳交融。”两人的“爱的箴言”牵扯出瞿秋白和杨之华坚定且真挚的爱情，更带出《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爱情主题。

秋白和之华，仿佛生来就是为寻找彼此，找到了，就有了美好的未来。命中注定的志同道合，情不自禁的相互吸引。

看完《秋之白华》，让我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要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伴一生的人；看了秋白和之华，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一个人是可以理解你的，那些旁人无法了解的，他可以。

秋之白华，秋白之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可以遇到属于自己的灵魂伴侣，拥有这般的爱情，相伴一生。（注：此文为一友人邀请所作，所以结尾笔调比较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