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改编自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名15岁德国少年的故事：他爱上一个年龄比他大两倍的女人，而这个女人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她曾参与大屠杀。戴德利说：“它不是一部讲述大屠杀的影片，而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故事。通过看《朗读者》，你能明白在一个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社会里，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又是如何相爱的。”

　　“朗读”在书中担负着道德良知催化剂的作用，也是维系男女主人公感情的途径，看似司空见惯的一个行为，却在这个故事中被放置显要位置。试想，汉娜如果识字，她就不值得可怜，就表明她明知故犯、罪大恶极，是纳粹的帮凶，可恰恰因为文盲，使其命运虽背负历史罪状却深得大众同情。这就是与社会传统指认的道德情绪是相违悖的，试想，那些亲人死在集中营的后代怎能从这种愤怒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施林克将分寸掌握得很好，既谴责了纳粹集团的丑恶行径，又抒发了个人对无辜人士的同情和理解。正是这种道德感的把握恰到好处，及那种将僵硬化的统一认同化解为对个体命运的客观认识，这是此书的成功点。书的中间部分，有主人公米夏到集中营旧址徘徊的部分，以大段的环境及心理描写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散文化的语言，极似施林克的独白，有必要认为，这便是他想表达的一种矛盾且复杂的观念态度。

电影的叙述显然要明朗得多，因为又要顾及故事结构与原著的同一化，又要使其线索明晰、使一些心理段落化为视听觉艺术，这就使得一些内容变得“功能化”，为了交代或过渡、串连，它们显得生硬刻板。

一盘盘磁带通过邮寄的方式到达汉娜的手中，她如同久旱逢甘霖，一盘盘仔细听着，听着故事里的人物命运，再而将这种“阅读”方式化为自己亲力亲为的学写词句（不过，要是你仔细一点看，那个字是英文，并非德文），她从知识的领域中触及了自己犯下的罪孽，她的死原本是因此而发，（或是对20年狱外社会生活的恐惧？）在电影中，温斯莱特的一个动作却使其意义变得狭隘起来——仿佛是米夏无法再爱20年后的汉娜，她觉得被抛弃而选择自尽。

　　
媒体评价：

　　
《综艺》杂志的托德•麦卡锡(Todd McCarthy)说：“这部影片很容易触动人的敏感神经，非常吸引人。但是它讲述的好像不单是一个爱情故事。”

　　《纽约观察家报》的雷克斯•瑞德(Rex Reed)表示：“《朗读者》是部很不错的影片。”

　　《洛杉矶时报》的汤姆•欧尼尔撰文指出：“在所有角逐奥斯卡的最优秀电影作品中，它是一个强大对手。”

　　根据各种各样评论对影片获得奥斯卡奖的概率进行排名的《洛杉矶时报》栏目《信封》也比较看好这部影片：在角逐最佳导演的名单上，戴德利名列第七。

　　好莱坞电影城市新闻(Movie City News)网站则把《朗读者》放在最佳影片名单的第八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