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电影在民族性批判上达到过这个深度，而文学史家说，绝少有作家能像鲁迅那么深刻有力地鞭挞中国人的劣根性。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是张导游图，“龙的传人”之曲肠奥肚原形毕露：扔下鬼子顶着马大山的脑袋的驳壳枪说：“鬼子没了，老子不找别人就找你”，马大山可好，旋即把自个儿的事摊给了众乡亲：“那人说了，鬼子没了，全村人都得问罪”；鬼子拒不进食还张牙舞爪，马大山们既非拉叽吧倒也非痛殴恐吓，而是排除万难曲意奉承，人的血性和骨气都哪里去了；不就是杀一个鬼子一个汉奸负一个责任吗？推诿，在众乡亲之间推诿，在中国人中间踢皮球……。影片四分之三的篇幅就这么用在了对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的心理、性格、行为进行挑筋剔骨式毫不手软的拷问，而供词是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别说那是农业经济中的农民性就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都“新新人类”啦，每每还这个操性。最悲哀的自然是把鬼子送还“皇军”，咸与庆乐，却结果全村人惨遭“皇军”屠戮，而后马大山还被交由战俘了的鬼子斩首的最后几幕。从鬼子进村起，我就盼着屠杀展开。那个痛快淋漓啊，咱们民族性中的最痛处被揪了出来，往死里整不说，还被吐上几口唾沫。
真的，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是一个缩影，它不仅仅是给当年四亿中国居然给区区日本搅得国破人亡做某种注释自省，事实上，自打南宋时起，金人就开始往汉人头上撒尿；近代史上李鸿章在《南京条约》上签字割让香港时，他的口气与《鬼子来了》里村中长老的“睦邻友好”之类的话如出一辙；到了现代史的《鬼子来了》，片中吴大维的形象所影射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怀柔绥靖，与马大山们献还鬼子的壮举实在里应外合异曲同工。当代了，历史的《鬼子来了》仍然透着现实意义：在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资经济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的背后，在“鳞次栉比”的合资厂房打工者的宿舍里，我们有多少人肯去正视其中的触目惊心，而又是谁在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当鬼子把枪炮换成了钞票，以阳具替代了铁蹄时，中国人民就捐弃前嫌，肝胆相照了；厥起屁股给人家操，一操之间泯恩仇，中华民族真他妈伟大。不是没有代价的，×村的命运是在报应祖宗十八代简直一代不如一代，今天我们环境破坏失业下岗，人的内在向度落到如此不屑的地步，是在向“一衣带水”“先富起来”的国策索赔。这笔账现在记到了你我的头上，说不准哪天，子孙就要来找祖上算账。美国人不小心撞了我们一架飞机，我们就上街游行，资本主义挥舞着钞票操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屁股，我们却倒欢欣鼓舞，民族意识其实被导入歧途，而劣根和奴性犹在。总要清算这笔陈年乱帐，《鬼子来了》是一声号角。
虽然忧患意识而慷慨激昂主要是社会学家革命家的事，但是，民族情绪和社会良知如影相随鼓捣着中国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别想摆脱干系，问题在于要将思考切入肯綮。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的举动，很容易就要么归于中国人善良慈祥爱好和平，要么斥之为软弱愚昧谄媚投降，或者兼而有之，然而，姜文的《鬼子来了》超然独立不能这么看。人性生发以至心慈手软这个讨好而通行的模子套不住马大山们的所作所为，盲目轻信奴颜婢膝也不至于放虎归山向鬼子投怀送抱，说到底，是民族性在作祟。《拯救大兵雷恩》、《辛德勒的名单》、《野战排》它们致力于发掘人性的暗淡与光华，由他们发掘去好了，那是西方角度西方事，启蒙思想信条之一的人性观念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一呼百应而遍地开花过。东施效颦，什么《黄河绝恋》、《红河谷》，太令人作呕了。姜文不，什么人性这人性那，折腾马大山们的其实是一种压倒性的生存意志，《鬼子来了》展现了在不管怎样也要活下去的意志下，其生存的彷徨，相持，挫折，奏凯，及至破灭的全程。以单纯为了活命的眼睛望去，“皇军”、“国军”、“共军”区别不大，令自己担惊受怕的，既可以是鬼子来了，也可以是“国军”来了、“共军”来了，而既然可以把鬼子送还鬼子，也就可以把“国军”献给鬼子，“共军”献给鬼子，或者是把鬼子献给“共军”，把“国军”献给“共军”，把“共军”献给“国军”，只要对方高兴自己又可以活下去，还有“犒羊”，就无可无不可，都可以来。我们立刻联想到张艺谋的《活着》，同一个活着观，所不同的是，张艺谋释然欣同，怀着历难未死祸福相依的喜剧意味，姜文鞭挞入里，悲愤交集，贯穿着一股毫不留情、一揭到底的批判力度和深沉的悲剧感。教人纳闷的是，《活着》荣赝威尼斯金狮奖，西文世界有充分的好评，而《鬼子来了》只在戛纳得到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奖项，似乎不太受落。当然彼一时不是此一时，获奖和观众爱看也有着各种因素，但我想，这里有个西方视点而视界局限的问题，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其实，我想，《鬼子来了》是于世界电影文化一份真正的贡献，没有多少部电影能把占领者和被奴役者的关系刻划得如此丝丝入扣而又惊心动魄的，也没有多少部战争题材的电影真的触及到为最低限度的生存意志所摄持的普通群众的挣扎这个题旨的，而生的挣扎在战争局势里真实而且迫切，生存意志是人类性的，马大山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是世界性的。所以我要说，一部《鬼子来了》抵得上一百部《拯救大兵雷恩》。
《鬼子来了》的精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与过去的抗战老电影存在微妙的关系，从《地道战》、《地雷战》等等走过来的观众应当对《鬼子来了》有更多的感应。“鬼子进村”对于戛纳电影节上的洋鬼子们可以意味萧索，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可就气象万千了。采取黑白片是策略，为了与五、六十年代那些广为熟悉深入人心的黑白战斗片相仿佛，而且在《鬼子来了》这里，本是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员、革命群众处在的位置，却被一群惊惶失措点头哈腰的乡亲们占去了，好个拔乱反正，一种颠覆。姜文给了他的人物很多特写，光要从斜上侧下方打上去，过去专门为汉奸特务订做的惊慌、狡诈、丑陋的面相，而今恰如其分地属于人民了，于“高大全”年代塑形光工心打造的赫赫然坚毅、热血沸腾、成竹在胸的革命面孔，我们觉察了反讽意味……事实上，影片到处都在倒行逆施，非常“反动”。再看：鬼子来了，村民们不是鸟兽散，去打埋伏，而几乎要夹道欢迎；千方百计掩护的，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鬼子汉奸；遇到困难，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翻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看看，找游击队武工队指明方向，而是不向组织汇报不说，去跟伪军队长江湖术士搞上了。说我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得益于人民战争的法宝，这法宝至少于长城脚下的这×村是不存在的——给村民送来粮食的不是“共军”而是“皇军”，而村民弹冠相庆的，也不是凯旋归来的人民子弟兵，而是双手沾满了同胞鲜血的侵略者。为什么偏偏找来两个黑白片年代银幕上坏得一塌糊涂的著名的奸角陈强和陈述在这里跑跑龙套呢？姜文请两位老艺术家故地重游，是要向二老致敬吧，而观众呢，看着这两张面孔谁不浮想联翩呢，姜文请我们旧梦重温——陈强所饰的武林高手，不是他年事已高武功已经要不了人命，而是，鬼子的命，他不敢要。练得虎虎生风却奈何不了就擒的鬼子，仅仅因为他是鬼子，很尖刻。姜文顺手牵来，就把风魔众生的武侠神话给戳破了，很深刻。
早在七、八年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就展示了其在国内导演同行中无与伦比令人叹服的电影叙事才华。读过王朔原著《动物凶猛》之后，我们知道什么叫把小说语言转化为电影语言，什么叫创造性的改编。关于电影改编及《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另外的题目，这里，我想说说姜文前后两部影片在叙事织体上的某些显著而又有趣的承继关联。我们看到，两部电影都充满了故事性，情节发展后劲十足，戏剧性变化此起彼伏，非常好看，同时，看得出来，电影形式上，姜文偏爱的是放达而不是拘静。就说《鬼子来了》吧，姜文显然对“第五代”们所定格的中国农民呆板木讷的标准照不以为然，他偏要把人物鼓“动”起来，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不无生动活泼、生机盎然。不是农民不农民的问题，姜文的电影方法的天才之处和独特魅力在于，他不避重就轻，总是径直要把人生命性的勃发跃动给煎迫碾压出来，燃烧或者暴晒，在这个软沓沓病殃殃的年月，姜文的“生命动作”披荆斩棘，实在用心良苦。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被他的同伴一遍又一遍地摁进水里，影片以他被团体抛弃的结局给“阳光灿烂”划上句号，非常残忍；到了《鬼子来了》，姜文变本加厉，更不给人的侧隐之念留下任何余地：给鬼子白面饺子吃，够了；“我就是杀不了人啊”，够了；送还鬼子，够了；写“友好条约”，够了；开“联欢晚会”，够了；烧光杀光，够了——可姜文就是不够，他还要让战俘了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了的马大山的头，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众，而“众”是什么，“众”是鲁迅在《药》里写过的雀跃的脖子伸得有鸭脖子那么长争看杀革命者的头的中国人。姜文太深刻了，他没有给中国人民留半点面子。《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当末了“日子”一晃而过进入今天时，色彩没了，尽管今天有钱有车，但“阳光灿烂”一去不复返；到《鬼子来了》，马大山人头落地的最后两个镜头，色彩却是有了，姜文是在向那场民族噩梦说再见吗？不是，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覆盖一切前的瞬间，姜文那个死人头的笑，笑得很诡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个傻子，而《鬼子来了》里有个疯子，大款了的马小军们开着敞蓬凯迪拉克耀武扬威，傻子骂道，“傻Ｂ”；马大山不知道怎么处置手上的鬼子，疯子喝道，“我一手拎一个，活活给他们掐死了”——于是，恰恰是疯子傻子说出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