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影评：却道天凉好个秋
发布时间：2022-02-25 13:21:36
杨美子自从报名了一个“写诗培训班”之后，就经常焦虑地问别人，“怎样才能写出诗呢”，“灵感从哪里来呢”这之类的问题。同时她也得悉她的外孙伙同几个同学强奸了一位同校的女生，最后导致了这名女生的自杀死亡。在培训班上，老师教她诗要写出内心直接的感受；同时也教她诗是要寻找美的。但这两种教诲在她的内心起了矛盾，她心中的愧疚感是如此剧烈，如何才能化之为美的诗呢？
初看李沧东的《诗》，它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由韩国老影后尹正姬饰演的杨美子，似乎也显得有些做作——她爱写诗，总是刻意要寻找那些可以入诗的材料，水槽里待洗的碗碟，手里的苹果，树桠间漏下的阳光，她都摆出张开双臂好似要迎接随时降临的“诗意”的姿态，实在是为赋新诗强“觅”愁。
如果她真的只是这么一位附庸风雅而无诗才的老太太，那她倒真的有可能写出几篇还能看得过去的诗章。但是问题是，她确实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感心灵与悲悯情怀，她的写不出诗，不是诗情耗竭，而是情至深处，影评乃至无言。但杨老太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有满腔的至情与愧疚，但她又敏感地觉察到，若把这种情感入诗，这对那位死去的少女又意味着什么呢？她迟迟无法下笔直接面对此事。
杨美子的这种情感遭遇，其实早有先哲概括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如是说。在别人的巨大悲痛面前，你的艺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创作问题，而是伦理问题。这和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有所区别，前者是指面对别人的苦难，后者则是省视自己的人生。这时我们才发现，这部名为《诗》、大部分剧情也围绕“诗”来展开的电影，其实和主人公怎样写诗或者诗写得怎么样都没什么关系，甚至和诗本身关系也不大。它那条看起来是副线的故事，即美子的外孙强奸少女致死，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这种表面与内在的主副线对位，显示出了李沧东高超的编剧技巧——未怪它获得今年戛纳的最佳编剧。
让我们从影片表面上的主线入手，来看看这两条线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影片中美子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她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片中她一共拿出来五次，第一次是在施害者家属开会的时候得悉外孙的罪行。美子并没有在会上说什么话，其他施害者家属毫无忏悔的言辞令她如坐针毡。她起身来到户外，对着一丛鸡冠花，写下了“血一样红的花”短短一行字。这其中的愤懑、忏悔和鄙夷，似乎任何直接的控诉都显得太过无力，顾左右而言它几乎成为了最后的无奈。就像辛弃疾“如今尝尽愁滋味”的时候，只能“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而此时“奥斯维辛”的伦理问题，在这里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情感基础，因为有些事情你确实不能做，但这种不能做却不是由外在的伦理约束所带来的，恰恰相反，这些伦理约束是经过千百个富有良知的心灵所共同构建的。就像美子，她未曾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但是情感和良知本能地告诉她，她只能顾左右而言它了。
在影片接下来的情节中，每次她拿出笔记本的时候，就是她的心灵受到此种震撼而却不能自由抒发的时候。这种对心灵的自我束缚，正是她为死去的少女所做的忏悔。第二次，她来到外孙的学校，看到他们毫无愧色地、无忧无虑地踢球，她写下了：“鸟的歌，都唱些什么呢？”这近乎天问式的问题，表达了她的困惑与迷茫——她无法理解这些少年在想什么，为什么害死了人还可以这样“自由”。当然影片中也未给出答案，但李沧东显然对电视是颇有微词的，片中愚钝的外孙多半时间都在看电视。
第三与第四句话可以连在一起看，在医生告知她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她写了“时间流逝，花朵凋零”，此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于是她来到那女孩纵身一跳的桥上，来到尸体飘零的江边，她似乎与已经死去的女孩有了某种超自然的沟通，她拿出笔记本，凝神，握笔，但是终于空白。天亦知言语无能，便落起雨来，滴到纸上，像是人的泪。
全片的高潮出现在美子与少女母亲见面的那一场戏。这也是全片中最富“诗意”的段落。美子受其他家属的请求，去看望受害者的母亲——一位市郊的农民，以说服她接受赔偿的金额。但少女母亲不在家，正在地里干农活，美子于是信步走向田垄。路上，她看到一棵杏子树，枝头挂满了杏子，熟透了的已经掉了一地。美子捡起一个，放进嘴里。此时，她写下了第五句话：“杏子摔到地上，为了重生而甘愿被践踏。”
此时的美子，被眼前的美景所折服，她的心灵希望能够以最大的代价来换得自由。经过愧疚与忏悔，现在需要的是代价。但并不是金钱那么简单。
美子在田间偶遇了一位妇人，肤色青黝、貌容朴素。她们娴静地交谈着天气、收成和杏子，阳光照进每个开着窗的心灵，一切是那么的平静，简直可以以此为题材来创作一首静美的田园诗。但是导演最残忍的地方也正在于此：这个妇人就是那位少女的母亲——最美的景致里有着世间最大的悲痛。美子在告别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是美子的潜意识没有让她去认出这位她该谢罪的人。她只敢偷偷地去看少女学习过的学校，偷偷地写这些辞不达意的“诗句”，她已经在心里忏悔过无数次，但碰到真人，她说不出那句对不起——这个时代的对不起已经变得和写诗一样廉价。她要以行动说出这句对不起。
美子最终的决定是把外孙交给警察。她也曾给过她外孙一个机会，她把少女的遗像摆到他的面前，以期能引起他的主动忏悔，但是他并没有，他继续看他的电视。最后的结果是他应得的，正如片中一个诗人说诗的死亡是它应得的。
影片的结尾，美子写出了她的第一首诗：“你能收到那封我不敢寄出的信吗？我能给出那次我不敢做出的忏悔吗……”这首诗意浅白、技巧朴拙的小诗，却是美子深深酝酿的一曲悲歌。美子不是诗人，她没有诗人华丽的辞藻和高超的诗技；但她又是真正的诗人，因她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因她懂得诗艺的边界，也因她这份自我救赎的勇气。
初看李沧东的《诗》，它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由韩国老影后尹正姬饰演的杨美子，似乎也显得有些做作——她爱写诗，总是刻意要寻找那些可以入诗的材料，水槽里待洗的碗碟，手里的苹果，树桠间漏下的阳光，她都摆出张开双臂好似要迎接随时降临的“诗意”的姿态，实在是为赋新诗强“觅”愁。
如果她真的只是这么一位附庸风雅而无诗才的老太太，那她倒真的有可能写出几篇还能看得过去的诗章。但是问题是，她确实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感心灵与悲悯情怀，她的写不出诗，不是诗情耗竭，而是情至深处，影评乃至无言。但杨老太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有满腔的至情与愧疚，但她又敏感地觉察到，若把这种情感入诗，这对那位死去的少女又意味着什么呢？她迟迟无法下笔直接面对此事。
杨美子的这种情感遭遇，其实早有先哲概括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如是说。在别人的巨大悲痛面前，你的艺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创作问题，而是伦理问题。这和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有所区别，前者是指面对别人的苦难，后者则是省视自己的人生。这时我们才发现，这部名为《诗》、大部分剧情也围绕“诗”来展开的电影，其实和主人公怎样写诗或者诗写得怎么样都没什么关系，甚至和诗本身关系也不大。它那条看起来是副线的故事，即美子的外孙强奸少女致死，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这种表面与内在的主副线对位，显示出了李沧东高超的编剧技巧——未怪它获得今年戛纳的最佳编剧。
让我们从影片表面上的主线入手，来看看这两条线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影片中美子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她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片中她一共拿出来五次，第一次是在施害者家属开会的时候得悉外孙的罪行。美子并没有在会上说什么话，其他施害者家属毫无忏悔的言辞令她如坐针毡。她起身来到户外，对着一丛鸡冠花，写下了“血一样红的花”短短一行字。这其中的愤懑、忏悔和鄙夷，似乎任何直接的控诉都显得太过无力，顾左右而言它几乎成为了最后的无奈。就像辛弃疾“如今尝尽愁滋味”的时候，只能“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而此时“奥斯维辛”的伦理问题，在这里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情感基础，因为有些事情你确实不能做，但这种不能做却不是由外在的伦理约束所带来的，恰恰相反，这些伦理约束是经过千百个富有良知的心灵所共同构建的。就像美子，她未曾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但是情感和良知本能地告诉她，她只能顾左右而言它了。
在影片接下来的情节中，每次她拿出笔记本的时候，就是她的心灵受到此种震撼而却不能自由抒发的时候。这种对心灵的自我束缚，正是她为死去的少女所做的忏悔。第二次，她来到外孙的学校，看到他们毫无愧色地、无忧无虑地踢球，她写下了：“鸟的歌，都唱些什么呢？”这近乎天问式的问题，表达了她的困惑与迷茫——她无法理解这些少年在想什么，为什么害死了人还可以这样“自由”。当然影片中也未给出答案，但李沧东显然对电视是颇有微词的，片中愚钝的外孙多半时间都在看电视。
第三与第四句话可以连在一起看，在医生告知她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她写了“时间流逝，花朵凋零”，此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于是她来到那女孩纵身一跳的桥上，来到尸体飘零的江边，她似乎与已经死去的女孩有了某种超自然的沟通，她拿出笔记本，凝神，握笔，但是终于空白。天亦知言语无能，便落起雨来，滴到纸上，像是人的泪。
全片的高潮出现在美子与少女母亲见面的那一场戏。这也是全片中最富“诗意”的段落。美子受其他家属的请求，去看望受害者的母亲——一位市郊的农民，以说服她接受赔偿的金额。但少女母亲不在家，正在地里干农活，美子于是信步走向田垄。路上，她看到一棵杏子树，枝头挂满了杏子，熟透了的已经掉了一地。美子捡起一个，放进嘴里。此时，她写下了第五句话：“杏子摔到地上，为了重生而甘愿被践踏。”
此时的美子，被眼前的美景所折服，她的心灵希望能够以最大的代价来换得自由。经过愧疚与忏悔，现在需要的是代价。但并不是金钱那么简单。
美子在田间偶遇了一位妇人，肤色青黝、貌容朴素。她们娴静地交谈着天气、收成和杏子，阳光照进每个开着窗的心灵，一切是那么的平静，简直可以以此为题材来创作一首静美的田园诗。但是导演最残忍的地方也正在于此：这个妇人就是那位少女的母亲——最美的景致里有着世间最大的悲痛。美子在告别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是美子的潜意识没有让她去认出这位她该谢罪的人。她只敢偷偷地去看少女学习过的学校，偷偷地写这些辞不达意的“诗句”，她已经在心里忏悔过无数次，但碰到真人，她说不出那句对不起——这个时代的对不起已经变得和写诗一样廉价。她要以行动说出这句对不起。
美子最终的决定是把外孙交给警察。她也曾给过她外孙一个机会，她把少女的遗像摆到他的面前，以期能引起他的主动忏悔，但是他并没有，他继续看他的电视。最后的结果是他应得的，正如片中一个诗人说诗的死亡是它应得的。
影片的结尾，美子写出了她的第一首诗：“你能收到那封我不敢寄出的信吗？我能给出那次我不敢做出的忏悔吗……”这首诗意浅白、技巧朴拙的小诗，却是美子深深酝酿的一曲悲歌。美子不是诗人，她没有诗人华丽的辞藻和高超的诗技；但她又是真正的诗人，因她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因她懂得诗艺的边界，也因她这份自我救赎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