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某些文学，就像一种失去了信誉的次货被摆进了市场，占据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它失去了以往那种“社会订货”式的优雅地位，无奈地亲自扯起了嗓门大声叫卖：后现代、后殖民、新生代、晚生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市场的逼迫下，它渐渐养成了一种成群结伙的习气，作家、批评家、文化娱乐记者、出版编辑成了生意的合伙人，在共同制作一个文学繁荣的神话。

　　在将世俗力量转换成叙事方式的过程中，精明作家发现，越是提倡所谓的“创作个性”、“个人化写作”，就越是能够与市场规律相吻合；越是标榜“批判性”，就越能够博得大众的青睐。文学通过传播媒介成功地达到了与大众和解、融洽的效果之时，也就是它成功地进入市场之时。在这里，大众传媒充当了检查官和推销商的双重角色。

　　此刻，我们的心情十分矛盾。我们首先要感谢大众传媒。它干着文学无能为力的事情：对付成千上万的“大头娃娃”、“卡通人”式的读者。那些大头娃娃们上班玩“五笔”、炒股，下班看成人卡通画、玩手掌机、搓麻将、看电视、喝啤酒、谈女人。是报刊炒作的推销功能，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目光，从图像拉回到文字。但是，大头娃娃们感兴趣的始终是一些令人快活的小品文、小口角。文坛是非和股票行情一起，成了他们喝啤酒时的一碟小菜。因此，大众传媒必须要充当检查官的职能，不断地迁就“大头娃娃”们的口味，不断地将文学变成口角、是非，贬值为易拉罐、泡沫饭盒、纸巾这些用之即弃的一次性消费品。

　　到处都是商品垃圾、文化泡沫。一切都在贬值。什么是属于你的呢？对于一无所有者来说，唯一的私有财产就是肉体。商品社会标榜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是法律要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尤其是索罗斯告诉我们，这是根本靠不住的。且不说什么动产和不动产这些虚幻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身体，这一最私有化的“资产”，也不一定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既然不能受到保障，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支取、超负荷使用。这就是造成“肉体通货膨胀”的根源。其结果就是“肉体”走进了市场，“私人化”与“公众化”之间的界线消失了。所谓的“个人化写作”在此显出了其虚妄性。

　　肉体的主题，是９０年代文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表面上看，它好像承接了８０年代中期的文学经验－－与感官解放相关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是将作为个人秘密的肉体变成了消费品（有论者称此为“欲望化叙事”），毫无羞耻地将私处交给了公众。这不是狂欢节，而是一种商品交换，就像脱衣舞女郎一样，通过满足窥视癖而获得回报。奇怪的是，从文学叙事上看，与这种脱衣舞式的裸露癖相关的，往往是男性。男作家热衷于这种既自娱自乐，又带有挑逗性的叙事方式。他们在一种“欲望化叙事”、“后现代”的专业幌子下干着专业之外的勾当。男作家正在梦寐以求地等待开禁的时刻，以便能大写特写嫖娼的故事。

　　女作家们的叙事方式似乎与专业更贴近，也试图保守肉体的秘密，因此不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市场。女作家对她们的私有财产－－肉体的过度使用，是采取了另一些方式：自恋、自虐、自杀。但她们同样逃脱不了市场的魔掌，因为这是一种更为巧妙的出卖秘密的方式。

　　９０年代中期的“女性私小说”，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自恋经验－－幽闭在私人居室里照镜、沐浴、做梦、满嘴呓语，写一些只有女性才有的私人经验（性幻想、经期的烦躁不安感等）；其作品中充斥着具有深度意象的语言，似乎每一句话都有弦外之音，据批评界人士说，这是对阅读的挑战，因而吸引了一大批乐于寻求刺激的“卡通人”，他们像挑战“魂斗罗”一样挑战阅读。自恋不是自尊。自尊往往伴随着自我约束，自恋却充满了虚荣心和表演性，并因此向观众索取。

　　更年轻一代（“７０年代”及其后）的女作家不玩这一套了，相对而言，她们显得更率真一些。事实上她们不过是改变了策略，以一种自恋的变种－－自虐的方式出现了。在垃圾堆里狂舞、酗酒，跟大众文化调情。这是一种既隐蔽又典型的自虐方式。人们生活在一种屈辱的现实中又无力改变它，他们就会转而爱上这一现实，进而还渐渐将它视为快乐的源泉。这正是弗洛伊德对“自虐”的定义。

　　自虐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主题。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这个主题得到了无以复加的表达。但是，今天的自虐主题已经被商业化彻底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一种可供观赏的表演。午夜时分，香港的“翡翠台”经常转播一种日本的女子摔交表演。她们将预先设计好的残酷的打斗场面展示给观众，将喜剧涂上了悲剧的色调。她们用“自虐表演”的方式满足观众们纵欲的嗜好。这就是自虐的商业喜剧。

　　自虐的极端方式就是自杀。人们总是爱将文学中的自杀主题，当作一个与厌世相关的英雄主义的主题。从我们今天文化的总体上来看，我宁愿将它看作是极度自恋产生自虐的极端后果。在今天这个冷漠的“卡通人”时代，“自杀”会迅速变成一条令人刺激的新闻，一次不错的消费，一种交换的激情，一个生财的好机会。生活实践教育了人们，现在的年轻一代知道怎样更好地使用“自虐”和“自杀”主题了。也就是说，９０年代年轻作家的自虐和自杀主题有了新的涵义，它带有表演性、制作性，染上了市场色彩，具有了交换价值的意义。

　　今天，搞出版叫“做书”，当杂志编辑叫“做稿”，还有做电视、做show、做love等等。市场要求你做，你就得做，你也乐意做。做自虐和自杀故事，必须要加入令人新奇、刺激，因而能产生卖点的要素：纯情、苦难、悲伤、反常化行为等等。换句话说，今天的作家并不拒绝读者，也不对阅读挑战，而是跟读者（消费者）套近乎；为了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到轻松和刺激，就像做一次“桑拿”一样，他们不惜出卖秘密。就这样，生活不断地变成“艺术”，事故转眼就成了故事。

　　商品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秘密可言（除了与金钱相关的商业秘密），这种症侯是文学的死敌！昨天还羞于启齿的事，今天就上报了。文学要进入商业市场，就得不断制造新的秘密。所谓的“自我意识”，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公众消费的商品，所谓“感官的解放”，突然变成了秘密的展览。本雅明说：“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18页，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把大街变成室内就是得以证明了的通俗文学的手法。”（同上，55页）妓女就是典型的将市场的交换价值用于居室人，她们将大街变成了居室。相反，将居室变成大街，就是将个人的肉体甚至精神秘密变成商品去交易，同样也是通俗文学的手法。文人相聚在茶楼和酒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交换性（包括它的衍生物－－政治）秘密。

　　一位属于“７０年代后”的女作家写道：坐在空空荡荡的电车里，就像躺在似曾相识的摇篮里。她们与市场的亲缘性已经进入了潜意识。到大街上去游逛、购物、物色对象、泡吧、按摩、沐足；在公众场所，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悠闲、自如、心安理得。这都是将自己变成市场的一部分的好方法。或者说，去寻找故事，甚至将自己变成虚构故事的一部分。这都是大头娃娃式的读者们所钟情的东西。

　　换一种说法，把内室变成大街（沉思、孤独、秘密、性，都变成了大街市场上的商品一样，交换、讨价还价），也同样是通俗文学的手法。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出租屋的性生活场面的描写，这与那些大量描写酒吧的饮酒场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生活的垃圾堆里苦苦挣扎的“大头娃娃”们，稀罕的就是花花公子、浪女的形象。因为他们的生命中缺少的就是这些。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些形而上的问题：颓废、垮掉、自杀，当然新奇。充斥在文学作品中的花花公子、浪女形象，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吻合了一种心理补偿理论，因而也就吻合了一种交换价值理论。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