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去照相馆照了张寸照，照完相，坐在沙发上正等着快洗结果出来的时候，突然从门外闯进来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一眼看见我就略带调皮地冲我点头，说了声“老师好！”我本能地答道：“你好！”可马上又疑惑地问：“同学，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呢？”是啊，此处又不是学校门口，我用手指着学校的方向，接着问他：“你在那边学校见过我？”“没有！”他的回答倒很干脆。“这就奇怪了，你既然从没见过我，怎么一看见我就叫老师好？”男孩儿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一看你就是个当老师的。”呵呵，这下我倒乐了，难不成当老师的还有个样儿，孩子一眼就能从众人之中识别出来？没容我继续问下去，男孩儿一转身跑掉了。

　　回来的路上，我还在琢磨这件事。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自己戴个黑边眼镜，又穿着整齐，面色平静，说话办事不慌不忙，或许这就是老师的样儿？不对，难道说干别的行业的人就不戴黑边眼镜，不穿着整齐，就说话办事都很慌张吗？可事情就是这么奇怪，男孩儿一进门（而且是猛地闯进来的），毫不犹豫地就问我老师好，这中间几乎没有任何思考、分辨的时间，也就是说，根本不是我身上的某一部分显示了我是老师，而是整个儿的我给他的印象就是老师。借用一个心理学名词，这叫做“格式塔”反应。那么又是什么让一个陌生男孩儿对我产生出此种貌似匪夷所思却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本能反应呢？想到此，我不由地来到镜子前反反复复观察自己，这一细细打量不要紧，我忽然发现自己的面容、形态之间不知何时已深深地烙下了教师的印迹，连我自己都惊讶，这长相也太像个教师了。我定定地看着自己，尚不能判定那个男孩儿眼中的“格式塔”反应是一个好老师、糟老师，还是一个不痛不痒、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老师？人过四十岁就该对自己的长相负责了呀，我不由地继续思量下去。

　　我记得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曾经疑惑过大片的湖水为什么是绿的，他舀起来一瓢又一瓢却都是无色的。终于，他从制造玻璃的人那里得到了启示，众所周知，一大块厚玻璃会带上点绿色，据制造玻璃的人说，那是因为它的“量”的关系，随着量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泛出绿色。梭罗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究竟要多大量的瓦尔登湖湖水，才能泛出这样的绿色来呢？结果他也说不清楚( 人生感悟)。虽然，梭罗没有办法得出最终的结论，但他却启发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是怎样泛出教师这层颜色的呢？无疑这要从我内心确定想当一名教师那刻算起，因为只要“心中确信”外在的变化就自然发生了。二十个春秋啊，寒来暑往，一天天与学生打交道，与教室、黑板、教科书、教育学著作相亲，久而久之，怎能不焕发出一个教师的神采来呢？是的，一定是这样！孩子的眼睛不会撒谎。孩子就是镜子，而我——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又是什么呢？我只能是孩子的反光、教室课桌的反光、黑板的反光、教科书、教育学著作的反光，是这样吗？就这样了吗？不！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这样的反光只是属于一个因循守旧、亦步亦趋、没有头脑的教书匠，如果想要有更美的反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老师，那么就还应该有生活的反光、哲理的反光、思想的反光、心灵的反光、爱的反光，到那个时候，孩子脱口而出的恐怕就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老师好”，而是会被我的面容下的友善与真诚牢牢吸引，甚至主动走过来和我交朋友了。

　　一声“老师好”喊得好，喊醒了我这个如在梦中的教书匠，喊得我精神饱满，禁不住快步向花的学校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