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老屋随笔
我时常在梦里,走回冬日的老家去。
雪很厚,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儿时的老家,几乎年年都有这么大的雪。它飘啊飘的,将小小的村庄,飘成一个童话。
我穿着奶奶做的大腰棉裤,腰里扎着布条搓成的棉绳。我总是一不小心,就将它系成了死扣。棉裤的花色和家里的被面一样,是七彩的凤凰,是缠枝的牡丹。
老屋的位置在村子中央,不大的门楼正对着大街。大门上的黑漆已经剥落,露出了干裂的木纹。过年时候贴上去的春联,也早在风雨里斑驳,门楼上的过门钱,如今只剩了门楣上,那红红绿绿的印迹。俗话说,大雪小雪又一年。只要雪花一飘,那离贴春联的时间,就又不远了。
推开大门,迎面就是影壁墙。下面是砖垒的,青砖。上面是土打的,黄土。那些黄土和砖缝里,时常会有青草冒出来,瘦瘦的,摇摆在每年的春光里。
从影壁右拐,便进了院子。一条用青砖铺成的小道,通向堂屋。为了不至于雨雪天气时的泥泞满脚,爷爷和父亲自己动手,铺成了这条小路。
小路上的青砖已经被踩得坑坑洼洼,但从来就没有谁觉得难看,我们每天都欢天喜地地走在上面。
我却经常会在中途停下来,折向小路右边的那个仓囤。仓囤在小时候,就好比家里的宝库,它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小院儿最重要也最显眼的位置。馋嘴的我想要看看仓囤的铝盆里还有没有猪油,我要用它们卷一张煎饼,吃一顿美餐。我打开仓门,快速地瞅了一眼,铝盆里果然盛放着猪油,是凝固了的白色。于是我飞快地跑进里屋,从饭篮里取出一张绛色的高粱煎饼,然后用筷子攫一块猪油,均匀地抹在煎饼上,再轻轻地,轻轻地,在上面撒一层盐,卷起来,咬一口,嚼啊嚼……简直就是绝世的美味。
奶奶的数落声却在耳边响起来了。正忙着添水烧火的她,发现了开着的仓门。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的粗枝大叶,但奶奶并没有埋怨我偷吃猪油,她只是说:“又吃冷干粮……”
奶奶也穿着大腰棉裤,黑色的。用又宽又长的布带,扎紧了裤腿。她踮着小脚,头发花白。脑后的小攥儿网着黑色的网子,那小攥儿小得啊,似乎要插不住那个“U”形的银色簪子。
她拿了大瓢去井台上舀水添锅,她把煎饼馏到大锅的箅子上。煎饼很干很硬,奶奶用炊帚蘸了水,将它们一个一个洒水润湿。这样馏出的煎饼,将会非常柔软好吃。
爷爷在猪圈门口喂猪。他无比用心地搅拌了猪食,倒在槽子里,然后站在一旁,专心致志地看着大猪吃食。他一边看一边还要不停地搅拌,将渐渐稀薄了的猪食用一块木板给聚拢到槽子的一头去。
院子的南墙根,长了一棵柿子。秋天的时候,它会果实满枝。我总是仰头看着,静心等待属于我的那个烘柿。
院子的西墙根,还有一棵枣树,奶奶说,那叫“软枣”。许是嫁接得不够成功,许是栽培得不够技术,我似乎没见它有过果实,偶尔有点,但并不好吃。小小的黑色的果肉里,满满的全是种子。但即便没有多少收获,它也仍然在家里长着。它已经是这老屋里的一员,只要它在院子里站着,就是好的。
枣树的北面,则是一盘小磨。母亲就是用它,将一桶一桶的瓜干和玉米,磨成煎饼糊子。然后一整天的时间,她都会趴在鏊子窝里。
东墙根下,是一杆压井。铁杆儿磨得溜光,压井里的皮钱,经常“呲啦呲啦”喘着粗气。
那时候的小院儿实在好小,可居然能容纳这么多的东西。它还可以在春天的时候挂一架秋千,在秋天的时候,开出一块菜畦。
现在,是冬天了。外面的雪下得很厚,屋檐上垂下粗粗细细的冰凌。我和姐姐跳着脚把冰凌摘下来吃,我们“噶嘣噶嘣”地嚼着,全然不顾大人们的训斥。
奶奶坐在炕头上,烧起火盆。还有村东头比我高三辈的老奶奶,也拄了拐棍来家里串门。老奶奶的个子比奶奶高,却也是小脚,大腰的棉裤绑着裹腿。她戴一顶平绒的黑色小帽,帽子的前沿上,镶嵌着一颗椭圆形的绿色玛瑙。
老奶奶一来,奶奶就招呼她上炕。她们盘腿坐在窗前,面对面地坐着聊家常,一人抱一个火盆。
火盆是奶奶做的,这是那时候唯一的取暖设施。奶奶去河里挖来黄泥,捏成盆的形状,然后在里面放上木炭,烧火,取暖。黄泥越烧越硬,盆的质地也越来越好。我喜欢用手环抱住火盆,炭火透过烧熟了的黄泥传出热量,那温度一点不烫,刚刚好。
一个奶奶,一个老奶奶。她们一边唠嗑,一边往烟锅里埋着烟丝。烟锅不大,她们总是将它填得很满,塞得紧紧的。然后咬住长长的烟杆,将烟锅伸进火盆里去。她们用火盆里的炭火引燃烟丝,然后便端着烟杆,抽得有滋有味。她们穿着一样的灰色大襟褂子,炕前摆放着尖头的小脚布鞋。那卷曲了的畸形脚趾,蜷缩在白布做成的袜子里。
其实,这都不是我梦里的场景。梦里的我,每次都是徘徊在大门之外。我总是带着深重的恐惧和不安,想着屋子里的爷爷和奶奶。
然后,我醒来。窗外也是冬天,却没有了屋檐下的冰凌,和一望无际的白雪皑皑。花团锦簇的大腰棉裤果真又系成了死扣,爷爷和奶奶去世的时候,是否也带了冬天一起离开?
还有家乡的老屋,如今它只能在梦里存在。那一扇一扇的大门小门,却又将我一颗日渐浮躁的心,坚决地隔离在外。我总是忐忑而惶恐地回望从前,却又惶恐而忐忑地离开。
故乡的老屋啊,它顶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被那个原始的冬天,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