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血气方刚，活得威武有生气。村里过年舞龙耍狮，他扮引领员，头扎白巾，手握串铃，举手投足颇有样子。那时，农村无甚娱乐，正月里舞龙弄狮的社火，让人们感受到一丝生趣，每逢过年，邻近村子的人三五成群，挤满高家村的街道、操场和空地儿。我躲在人堆里，远远看着他活泼的身姿，不免有几分敬佩，却很难产生亲近的感觉。

　　我和继父之间有一股说不出的敌意。平日里，我尽量回避与他的眼光对视，在一切有他气味的地方，我都感到不安。我们是陌生人，他供养我，如是而已。在夜里，我无数次梦到汤家村的院子，那个爷爷、母亲和我组成的世界。我的梦里没有生父。

　　继父也是个可怜人，父亲为土匪扛枪而惹祸。他其实是个遗腹子，母亲在他一岁时暴病而亡。他的叔父在他十几岁时患阑尾炎死去，留下一对儿女。他是在婶娘的管束下长大。婶娘由河南逃荒落脚关中，疾言厉色，视我的继父为不和谐音符。

　　继父一年四季仅有一双鞋，为了省鞋，他经常光脚走路。吃不饱的时候，就到小伙伴家里混碗稀饭吃。他就这样一天天长大，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在生产队繁重的农活之外，他放蜂，学木匠，竭力扛起大家庭的担子。有他的劳作，小叔念书一直到初中毕业，还跟随造反派去延安串联。

　　家庭成分复杂，有婶娘和她的一双儿女，还有一个养女，是继父姐姐的女儿。再加上母亲和我们兄妹，总共八人，亲疏、是非纠缠在一起，时常有莫名的紧张感。

　　继父从外面做工回来，饭时已过，母亲为他煮了一碗挂面，一直对我们拉着脸的小姑，密报给她妈，挂面就被藏起来了。

　　大弟弟出生后，母亲一天从早到晚上工，忙得顾不上孩子，公婆懒得伸手，同院的老婆婆看不下去，不时搭把手照看半日。

　　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一家都是外人，跟他们类似于水与油的关系。一天，吃早饭时，婆婆将新拌的胡萝卜丝浇上香油，端进大屋，供她们四口享用，而让我端走一盘剩菜。继父吃了一口，感觉有馊味，当我告诉实情后，他勃然大怒，将盘子摔在厨房地上：这日子没法过了！分家！

　　家其实没什么好分的，继父要了一把铁锨，把蜂箱和农具都给了叔父他们。

　　继父能干，他撑起了一个家。

　　大饥荒年代，他18岁独自前往青海打工，挣回来100多块钱。20出头跟人学木匠，后跟青龙庙七爷学建筑预算，从此干上建筑行当。1973年，他筹办五泉公社建筑队，挑起为公家挣钱的重担。

　　第二年冬天，新屋动工，他用做木匠攒下的钱和外祖父送给母亲的49块银元，盖起了一个院子。盖房那会儿，一家人住在破败的祠堂里。冬天，北风呼啸，睡在玉米秆铺成的地铺上，全身瑟瑟发抖。吃饭时，工人先吃，剩下的家人吃。怕我受不住冻，母亲让我去姑婆家睡觉。吃完晚饭，我就穿过村子，绕过有狗的人家，到村子南头的姑婆家睡觉去了。

　　雨水繁盛，土软地虚，筑起的土墙倒了，从头再来；缺椽少瓦，咬牙去借。尽管拉下了债，但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而且，继父把房子盖得比邻家高了一截。

　　这一年，母亲生下她的最后一个孩子，我的幺弟。为庆贺喜迁新居，遂起名“新家”。怀幺弟的时候，计划生育风声正紧，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母亲东躲xx。那段时间，大姨来家里照看我们。一天，黄昏时分，在家门口迎面碰到继父，我紧张地问道：

　　“爹，我妈回来了么？”

　　他一愣，点点头。

　　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母亲的谈资，以此责怪我不会问候人。

　　高中时代，他每月往绛帐高中送一袋面，作为我的伙食。见面也是吩咐几句话，就匆匆走了。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不由生出感激。

　　第一次高考失利，他鼓励我接着再考，而且遵从我的意愿，让我改学文科。他劝我的话我至今记着：人家都说文科惹事，你可要小心。

　　上大学后，我和继父的关系近了许多。在通信中，他称我为“君印儿”。他给我说家事，喜多忧少，嘱咐我要上进，莫辜负家人的期盼。唯一的一次不愉快是，为了宣示平等，我在信封收信人后面写了“同志”二字，代替了一直使用的“父亲”，这令他大为不快，以为我感情有变。

　　1988年，他又新建了一座三层楼，富丽堂皇，高门大堂，让十里八乡的人羡慕不已。站在屋顶上环视四周，星星亮得好像要掉下来。

　　后来，我和继父走得很近了。在我的意识里，他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不是亲生的，使我无从体会那种水乳交融的父子情，但他的气度和胸怀，让我感受到特别的父爱。因为他的存在，在我母亲辞世3年之后，我们家依旧是个牢固的家，因为他依然是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