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她的离去是安静的，一如她在世的时候。敬爱她的人们，也许有些悲伤，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个美丽人生圆满落幕的欣慰，是对“我们仨”在天堂团聚的衷心祝福。她希望自己的离去不会成为新闻，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新闻，一个生前已自觉远离新闻的人，新闻当然无法进入她最后的神秘时刻。我们只知道她走了，关于她从卧病到离世的情形，未见任何报道。这类报道原本就是不需要的，即使有，也只能是表象的叙述，无甚价值。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在心中用什么话语与世界告别，一个心灵的富者最终把什么宝藏带往彼岸，一个复归于婴儿的灵魂如何被神接引，文字怎么能叙述呢?

　　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在这个世界上又生活了18个年头。按照常理推测，耄耋之年，孑然一身，晚景必定是很凄凉的。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杨绛知道自己留在人世间有事要做，用她的话说，就是“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在这些年里，她写出了生平最深情的作品《我们仨》和最精神性的作品《走到人生边上》，更大量的精力则用于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那几麻袋札记和笔记，许多是散页、纸片，字迹已模糊，她一一仔细辨认，进行剪贴、分类、梳理。这样的工作，即使在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是难以想象的，而她比年轻人做得更好。她从容不迫地工作，日子过得很充实。《钱锺书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3卷，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 册，最近终于出齐。她要做的事做完了，于是从容地走了。

　　妻子郭红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先后担任《容安馆札记》和《走到人生边上》的责任编辑，与杨绛接触甚多，我有幸也得以结识这位隐于市的老人，曾两次跟随着去社科院宿舍的那套单元房蹭见。房间朴素干净，简单的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居家基本如此。杨绛一脸单纯清朗，真的像个孩子。第一次，同去的一位出版人带了多册贵重图书送她，她坚拒，说正在把东西散掉，怎能再收，唯独挑出一本《妞妞》贴在心口，微笑着说只要这一本，样子极可爱。让我感动的是，她当晚就读了，传话给我，说我能写小说。第二次，我们带了四岁的女儿啾啾去，她的心思就在孩子身上了，在纸上写下“啾啾”两个大字，又找出一本民国时期的童书送她。我觉得不能拿走人家的珍藏，示意郭红谢绝了。郭红事后怨怪我说，杨先生在散东西，谢绝是无礼，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糊涂。

　　《我们仨》出版后，我写了一篇书评，登在《读书》杂志上。其后不久，我的《岁月与性情》出版，一位共同的朋友建议杨绛也为我写一篇书评。她看了书，答复是不写，因为不赞同我的爱情观。我理解她的不赞同，也欣赏她的坦诚。《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后，我又写了一篇书评，她给了两个字的评价：“知我”。不可能有别的评价能给我这么亲切的满足感了。

　　有的论者批评说，钱锺书杨绛夫妇洁身自好，不能勇猛担当，这样的论者应该认真读一读《走到人生边上》，书中对时代功利喧嚣灵性迷蒙的观察多么清醒，分析多么到位。杨绛的确不是斗士，而是智者，但我有一问：我们时代真的只需要斗士，不需要智者了吗?坚守纯正的精神品格，明辨是非而并不纠缠其中，嫉恶如仇而并不短兵相接，这难道不也是担当的一种方式吗?在今天的时代，智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请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自救和救世。杨绛对窗外发生的事心知肚明，于是关上窗户，静心做自己的事，做成了唯有她能做、任何别人不能代替她做的事。

　　写《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杨绛其实是在给她的人生做总结，为即将上路的她的灵魂清点行囊。我相信她已经散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带上了此生最宝贵的收获，正平静地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