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在中国当代文坛引发了一场地震，2005出现的《秦腔》再次引起关注。从“废都”到“废乡”的生命流转，贾平凹以一个作家的宽广和坚韧，出色地完成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从《废都》到《秦腔》，这两部作品本身构成一种对话关系。重读《废都》，再联系《秦腔》，可能会使我们对贾平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说在《废都》中贾平凹的灵魂是游荡的，那么到了《秦腔》中则找到了回归之路。本文试图以灵魂的游荡与回归为主线从创作动机、思想主题以及写作手法来分析贾平凹从《废都》到《秦腔》的写作转变。

　　关键词：灵魂游荡回归写作转变创作动机思想主题写作手法

　　贾平凹在四十岁写出的长篇小说《废都》，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社会轰动。贾平凹以起超乎寻常的勇气突破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艺术禁区，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树起了一块新的文学里程的艺术丰碑，但同时，十几年来评论界围绕《废都》的批判声也一直不绝于耳。

　　自《废都》之后，贾平凹还有多部作品问世，但反响并不热烈，相反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直到2005年，《秦腔》的出现再次让评论界震惊，这种手法，这种笔法，这种文学观念，令人惊惧不已。从《废都》到《秦腔》，这两部作品本身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无怪乎，评论界把《秦腔》称之为“废乡”，而贾平凹肯定是站在“废都”之侧哼起了“秦腔”。对比《废都》和《秦腔》，我们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如此巨大的差异。了解了这种对应，认识到这种差异，可能使我们对贾平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以及贯穿始终的文学精神有更深入的解读。

　　一、从创作动机来看写作转变

　　在文学创作中，创作动机的实现固然要依赖材料的储备和艺术发现的获得，但实际上“作动机却常常是暗中支配和决定作家搜集材料的范围及其艺术发现方向的潜在操纵力量。有什么样的创作动机，实际上也就按时了作家某一具体作品在选材和艺术上的走向。”[1]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改革开放“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此策动之下，整个中国大地以前所未有之势，翻卷起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新一轮狂潮。正当此时，经历了一场肉体病痛折磨和精神困顿的贾平凹却避开闹市，逃离到陕西耀县绵阳川桃曲坡水库住下，在这种似乎超然世外的半隐居般的环境中，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2]1993年的贾平凹应对时代潮流，他确实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历史无意识，但他显然是过分看重了时代的期待而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他转过来描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他确实抓住时代潮流，九十年代初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废都》讲的是在西京以作家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的颓废故事。从题材上看，似乎没有太特别之处。然而，通读全书，我们便会发现，在这颓废故事的背后蕴含寄托了作者怎样的精神之“废”和深刻的文化失望。贾平凹之写“废都”中的颓废故事，他原本也想对此有所批判和超越，但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批判和超越往往蜕变为一种掩饰，甚而给予欣赏认同。这是为什么呢？自然与作家此时幻灭情绪有关。

　　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说：“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3]这里要补充的是，此时的贾平凹还经历着婚变。短时的生活聚积了那么多的不幸，所以作家心态和情绪上的幻灭颓唐就可想而知。投射到作品中，也就有了上述所说的精神之“废”。

　　然而真正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丧失了作为精英作家生存的支点，无法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在世纪之交的当下，感觉到了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种世纪末的“废”气，但又从精神和情感上自觉不自觉地沉醉其中而又不甘心就此颓唐和幻灭。“刘心武认为贾平凹创作《废都》有三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贾平凹在心理上、精神上面对的难题太多，只有寻找明清的那种很成熟的文化资源，求得一种解脱。第二，是他所在的西安这个城市确实具有的极为巨大的名人效应。小说所写的那些什么市长儿子、那些女人见到文化名人非常崇拜，这种情况在北京不可能出现，也很难想象，但在西安却是真实的。于是，这就造成了他那种特有的傲岸和痛苦。而这种做岸和痛苦，也只有在那个氛围中才有施展的可能。第三，是他对当下的现实失掉了把握的耐心，从一个相当具有社会性的作家，变成一个产生失望的人。”[4]刘心武的分析为我们如何正确读解《废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至少我们能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

　　因此，写作《废都》时，一向胆怯、羞涩、淡泊自守的贾平凹已经有了“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的心理准备。在他看来，心灵的虚伪是更难以忍受的事实。《废都》问世之前他便知道“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5]他力图在《废都》里找到那个真实的言语人格，“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废都》遭禁后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大奖，贾平凹在为获奖而举行的一个民间庆祝酒会上，作了这样的表白：“我写作是我的生命需要写作，我并不要做持不同政见者，不是要发泄个人的什么怨恨，也不是为了金钱，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关注国家的改革，以我的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写这个时代。”

　　贾平凹经历了《废都》给他带来的炼狱般的磨难，他要逃离这个痛苦的记忆和阴影，他甚至不敢正视它。《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这些作品不能说写得不好，但都写得没有生气。它们是贾平凹的苟延残喘的掩饰，作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贾平凹没有名符其实的作为，他没有内在的想象力，他没有正视《废都》之死。而《废都》之死是一场意外伤亡，从历史来看虽然并不冤枉，但从贾平凹来看，他难道没有冤屈?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他要把内心的隐忧全部转化为一个动作。

　　直到二○○五年，贾平凹才做出这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就化解了自己心中的冤屈，就把一个过往的不可解开的历史死结打开了，就能够轻松自在地向前看。这段历史冤屈只有他自己能够解开，也只有他自己才能超越。其超越的方式只有在文本中，在真正具有破解性的文本建制中，在有贯穿自己的历史的文学创作中才有意义。这就是《秦腔》的出现！

　　2002年，贾平凹过完了50岁生日，料理了一些杂碎事务，就回到了陕西丹凤县棣花镇的老家。祭奠了村上近一、二十年的亡灵，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2003年春天开始就把自己关在西安城的书房里，整整一年九个月。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期间基本没有再干别的事，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一些吃的，赶到书房写作，一直到天黑才吃饭喝茶，就这样日复日、月复月的煎熬。缺席了很多会议被领导批评过，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恨骂过。头稿写完了，不满意，再写，仍不满意，又写了三稿，还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先后四易其稿才完成了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秦腔》。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