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狄青以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仔细地看了一天，发现整篇文章颠来倒去的思路，看了连我自己也要犯糊涂。既不象故事，又不象牢骚，更不是议论文，只象是漏了水的尿壶一样滴滴嗒嗒，光顾着翻来覆去地兜售自己的愤青嘴脸，却全没有顾及文章的逻辑有没有问题。

　　我想，大该是因为写到了我所不熟悉的事物的缘故。对于武人，象我这样拿了半辈子笔杆的人来说，看来真是遥远了。那么，还是说点其他的吧。这一章里，我想试着说点张邦昌。

　　张邦昌这个形象，在那本流传深远的《说岳全传》里已经奠定了他在民众心里的基调，是个大大的坏蛋。《宋史》里将他归入叛臣里，从官方的角度认可了他是一名有污于宋庭的文人。对于他这个人，我其实很不感冒，但是既然写宋朝的故事，这些著名的人物不写他一写，又显得我老人家有眼无珠，不识贤愚。那么，照老规矩，在评价他之前，也先说点关于他的事吧。

　　根据《宋史》的记载，靖康之变时，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被俘虏，金人团团围住了京师，命令那些没了主子的一殿文臣选出个不是姓赵的头儿来，任务是负责帮他们搜刮金银财宝和美女。在尚书员外郎宋齐愈的建议下，曾任“割地使”的张邦昌被一致推举为头。张邦昌圆满完成了金人布置的各项任务，金兵表示满意，于是发文任命他为皇帝，国号大楚。金兵走了以后，张邦昌听从劝告，迎来哲宗皇帝的废后当做太后垂帘听政，派人找到了赵家的唯一漏网之鱼、南逃的康王赵构，接着赶到南京朝见赵构，“伏地恸哭请死”。于是赵构即皇位，随即按照李纲等人的强烈要求，给予张邦昌赐死处理。前前后后，张邦昌当皇帝大约个把月，比短命皇帝袁大头还要少。

　　从上面的历史记载看，他干的活主要就是为金兵打工，站在宋的角度，说张邦昌是个叛臣完全不错。因此，不管他当上这个傀儡皇帝心里其实愿还是不愿意，用纸条写了“臣邦昌谨封”贴宫门和龙椅、恸哭请死是真心还是做样子，我老人家对他也是一样绝无好感。我以为，他有三大问题：一是他为虎作伥不知廉耻，二是他无胆无识堪称软骨，三是他愚蒙短视毫无主见。因此，他的死纯属自找，并不可惜。

　　我曾经看过几篇替张邦昌翻案的文章，包括我这本书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虞云国教授的《细说宋朝》，都说张邦昌是在社稷危难之际、明知必死却挺身而出，精神可嘉，不该担当骂名。尽管说得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种论点主观意愿太强。我以为，他虽然不值得同情，但是也不值得褒奖。骂他固然是片面，捧他也是毫无理由。依我看来，他既不是奸臣，也不是叛臣，更不是英雄，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可怜虫，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小丑，是宋庭文人们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不过，由此背了几百年千夫所指的奸臣骂名，却也相当可叹。

　　为什么我老人家说他不是奸臣，不是叛臣，不是英雄，而只是一个牺牲品？这是根据科学的道理分析出来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选举时的形势。“金人陷京师，帝再出郊，留青城。”很显然，这是一座已经被攻陷了的城池，皇帝被俘虏，满城的官兵和平民都已经是金人案板上的肉了。选不选，也就那么回事，不选，死是一定的了；选了，说不准还混条命。那当然是要选。

　　再来分析一下选举的性质。选举是金兵的要求。为什么要选举头儿？因为金兵毕竟人数不多，又是远征军，虽然宋政府投降了，但金兵其实心里还是虚的，忌惮民众可能组织自发的游击战和巷战，虽然纠缠起来输的总是宋人，但金兵统帅粘罕已经急着要回金庭邀功，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愿意再费时间了。因此，他们要求宋人选个头儿，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他来牵头搜刮，就是要求在他们里面选一个替罪羊。因此，也就是说，对于宋的大臣而言，被选上的这个人，就是宋朝的叛徒，就是让他去做傻事的。

　　也许你认为这是我的主观意见，那好，我们退一步说话。假定当时群臣们看到皇帝被捕，于是同仇敌忾，要选出一个明主来。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张邦昌的资格情况。张邦昌是一个主和派，原来官至太宰，并兼任与金朝谈判的“割地使”。就在这场战争之前，张邦昌因为和谈不力，从太宰被免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刚刚犯了错误的人，是皇帝不喜欢的人，何况根据野史的记载，在当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好冶游，善巴结，也比较风流。这样的人威望自然也就谈不上了。撇开野史不谈，从正史看，做为主和派的主力人物，他没能与金庭达成和谈，反而造成金兵大肆南下，甚至连皇帝都成了俘虏，这实在是罪莫大焉。如果大家真的要选举众望所归的人，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是轮不到他的。因此，反过来说，从他这样的一个人当选上的情况看，也说明这个头儿是绝没有一丝含金量的。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被选上的。史书载得很清楚：“齐愈书‘张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议，以邦昌治国事。”这段话很明了，张邦昌自己并不知情。从他得知被选上的激烈反对的反应看，他也是事先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他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上的。这里面有一个伏笔，就是在选他的时候，官方记载的史料这么说，只有一个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在反对，个中颇有奥妙，含义十分深刻，请大家自己分析，呵呵。对于缺席选举的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从以前时代流传下来选举右派的故事，这种事肯定不会是好事。如果是好事，只会争得头破血流，还会你推我让么？唔，离题了，打住。

　　现在，条理基本上都很清晰了，我们可以来猜测为什么要选他。

　　从客观上看，一是他当过割地使。“割地使”这个官，顾名思义，当然是负责与金庭举行割地求和谈判具体工作的，和金人比较熟悉，加上他谈判不成功，选他的话，金人同意的胜算大。二是他当过太宰。虽然已经被贬了官，至少他在与金人谈判的时候是太宰的身份，搞一个过气的领导糊弄金人，使他们误以为果然大家是认真选了异姓新主，以为大家对他心悦诚服，从此不把姓赵的记在心里了。实际情况确实也这样，金人对于张邦昌比较满意。

　　从主观上看，我以为，一个是他性格懦弱，比较好摆布。如果是硬汉子，碰上这种糗事，自然会奋起反抗，再怎么也会冲出去杀他几个金兵，也不枉黄泉路上有人伏侍，正象俗话说的，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实在不行的话，也会一刀了断是非，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二是他没有市场，人缘不好。一伙宋臣，谁都知道那是一堆大便，大家异口同声地要他去吃，并无别人帮腔，连假惺惺地同情一下也没有，除了今后的卖国贼秦桧“抗言请立赵氏宗室”（呵呵，奥妙吧）。三是他不识时务。许多替他翻案的文章说，他是考虑到满城百姓的生命，因此委曲求全。如果真是这样想的话，那么他也是抱定必死之志了，金兵一退，就会挥刀自刎，以一死谢万民。这样的结局，即使象我老人家这样没心没肺之徒，读史至此也要泪流满面，肝肠寸断，更何况当时受益的生灵。可是，根据我掌握的资料，金兵退后，他不仅没想过死，连立即摘帽也没考虑过，反而还琢磨起其他长治久安的问题来，这不是一般的不识时务，只好说他智商太低。四是没胆略。古人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既然逼上绝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玩也要玩个心跳，就来个弄假成真，把那群玩弄他的权谋家折腾一番。这虽然是下策，而且让人不耻，我看总比坐着等死强。而且，关于成王败寇的先例，他的书读得就算少，想来比我老人家总多得多得多，连刘邦都可以下流成英雄，老张鱼死网破地垂死挣扎几下，说不准也改变历史哦。可是，他委屈地受命之后，却做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在金兵解围之后，他又称“予”，又偏坐，这时候倒是显出一副很有自知之明的样子来了。五是没主见。当了皇帝，生活很丰富，他显然是很受用的，正喜滋滋地快活着，被吕好问的一句话（“人情归公者，劫于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复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众所归心，曷不推戴之？”）刺激了一下，立马紧张起来，按照他的意图，就去找个太后供着，还要找赵构。六是没远见。在他去找赵构的时候，王时雍就劝过他：“夫骑虎者势不得下，所宜熟虑，他日噬脐，悔无及已。”可是他还是放不下奴才身份，屁颠屁颠地找赵构领死去了。七是，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其实，在那本官方《宋史》里，就已经明明白白地透露了一个信息给我们，张邦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张邦昌的死，罪名是僭逆，在古代，这是抄家灭九族的大罪。就算赵宋一朝确实有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这个罪名也是不能免死的，而且已经够剐了。再退一步说，即使赵构宽宏大量，个人私情重，体察到他当时的处境、看在他是丈人的份上，不想杀他不抄他的家、不灭他的九族，但他替金兵干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勾当，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作为金庭扶立的伪皇帝，他已经羞辱到了赵宋皇权的尊严。即使仅仅为了赵家皇权的名誉起见，赵构个人即使想保他也是保不住了。可是，尽管他的罪名已经够他死好几次，《宋史》里居然还记载了他另一个足以再死好几次的大罪：玷污皇帝的老婆。言外之意是什么？当然是告诉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们，你看，这小子实在是卑鄙无耻，人神共愤，死其所矣，居然还保一个全尸，简直就是空前绝后的仁慈了。我以为，恰恰是这个画蛇添足的罪状，透露了宋高宗和他的大臣们的心虚，于是除了僭逆，还加上了这么一个生活作风问题、臣淫君妾的国体伦理问题。嘿嘿，以张邦昌那点能耐，敢和皇帝的老婆有一腿，那才叫借来的胆了。

　　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俚语曰：欲享非份之福，必遭无妄之灾。我老人家进一步指示曰：没那么大肚子却吃那么大堆屎，活该被屎撑死。张邦昌是个可悲的角色，既无才，又无识，既无胆，又无德，文不能唱戏，武不能杀鸡，被推进火坑再踹上一腿，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还算体面，死了个全尸，却留下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愚蠢至极，可怜至极，可叹至极。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