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亡国之君，要么荒淫无耻，如商纣王；要么奢华残暴，如隋炀帝；要么昏庸无能，如宋徽宗，等等等等，大都引人痛恨，令人鄙夷。惟有明末的崇祯皇帝，既不荒淫，又不残暴，严于律己，勤于政事，却仍不免于亡国，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明朝的皇帝，除开国初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基本上都是安于享受，耽于逸乐的，如正德性喜游猎，嘉靖惑于修道，万历不理政事，天启则更是热衷木匠游戏。而崇祯自即位以后，锐意求治，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风范。

　　一是勤于政事。自登基之日起，崇祯就坚持随时召见大臣，决断国政。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史载“凡下科疏，类朱批日时，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勤哉！”一次，崇祯去看望他爷爷万历皇帝的妃子刘氏，闲谈过程中居然在椅中困顿睡去。醒来后惭愧地向刘氏表示歉意说：“万历爷在位时，天下太平无事，而今四海多难，我连续两夜批阅文书，没有合一下眼，疲惫不堪，以致在太妃您面前无法自持。”刘氏和宫人听了为之泣下。其勤劳国事到了何种程度可见一斑。

　　二是严于律己。崇祯在生活上自我要求甚严。他很少贪恋女色，后宫妃嫔除了周后、田妃、袁妃外，所设很少。即位之初，有一次他在处理政务时，忽然闻到一股香烟，居然引发了他的男女之思。他深感疑惑，当即找来太监询问。原来正是太监们在暗处焚香，且解释为“此乃宫中旧方”。崇祯立刻把太监训斥了一顿，下旨毁弃，永远不得再做这样的事情，并深有感慨地说：“我父兄（泰昌帝、天启帝）都是被这所害了呀。”后来他还多次停止采选良家妇女充实后宫的活动。在日用方面崇祯也相当节俭。据史载，明代自万历以来，皇帝的膳食费每天要花上万两银子，而崇祯下令减少到每天只用一百多两。皇帝的衣服鞋帽旧制每天一换，他也改成每月一换。他还把宫中金银之器尽皆撤去，都换成陶器，以厉行节约。

　　应该说，一个皇帝既能勤于政事，又能严于律己，就不至于亡国灭身。而崇祯具备了上述优点，一心图治，做出了最大努力，力求挽狂澜于即倒，最终却未能如愿，依旧走上了一条国破家亡的不归之路，在惋惜之余，不能不细细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崇祯自1628年即位接手的就是一个危机四伏、行将灭亡的烂摊子。朝中的干练忠贞之士已为天启年间的阉党残害殆尽，国内灾害频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已成燎原之势，东北后金（清）屡屡进犯，威逼关内，明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在这种形势面前，要想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势比登天还难。更何况他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性格缺点。

　　一是“急”。年轻锐进，急于求成。崇祯作为一个年轻的君主（他即位时十七岁，去世时才三十四岁），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烂摊子，极易产生急躁情绪。他甫一登基即下诏说：“慎重即因循，何益之有？”充分反映了他迫不及待的心情。然世上之事，往往欲速则不达，俗语所谓“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治理国家更是如此。操之过急，常常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当时明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许多有识之士建议减免赋役，缓解矛盾，与民休息。可崇祯只看到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侵袭，只想迅速扫平内忧外患，一朝成功，拒不听从，相反还加征“练饷”，希图迅速编练更加强大的军队平定内外，他在诏书中说只是“暂苦吾民”，结果事与愿违，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明王朝派洪承畴率领八总兵十三万大军救援锦州，清帝皇太极亦起倾国之兵前来争夺，引发了一场决定明清双方命运的空前决战——松锦大战。明军统帅洪承畴久历戎行，娴于韬略，深知此战关系重大，主张“稳扎稳打，且战且行”，步步为营去援救锦州。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稳妥可行的战略。清军皇太极等也正是深恐于此。而崇祯不顾敌我态势，力主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严旨切责洪承畴急速进军决战。结果明军在躁进中作战失败，洪承畴被俘，十三万关宁精锐全军覆没。从此彻底丧失了与清军作战的主动权，连招架之功也难以为继了。

　　二是“刻”。即对臣下刻薄寡恩。由于求治心切而又不能速成，崇祯转而怪罪臣下，因而对臣下甚严，使得臣下动辄得祸。终崇祯一世，总督被杀七人，巡抚被杀十一人，内阁辅臣在明朝甚受尊礼，被杀极少，而崇祯却连杀两人。至于官员撤换，则更是家常便饭。作为与清军作战的前方统帅职务“蓟疗总督”曾经半年内换了五任。

　　崇祯对下严峻，本意是想逼人去做事立功，结果却适得其反，臣子们害怕惩罚，担心惹祸，纷纷选择因循守旧，畏首畏尾，不敢任事，更不谈立功了。

　　三是“愎”即刚愎自用。崇祯自尊心极强，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刘宗周、黄道周、刘鸿训、钱士升等众多官员都因劝谏而获罪。陕西巡抚孙传庭，本是明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得力干将，就因为他在崇祯召见时所提的主张与帝稍有不和，即被免官下狱，严重影响了陕西战局的发展。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明知错也不改，甚至不惜错上加错。松锦大战后，明朝无力两面作战，崇祯遂授意时任内阁辅臣的陈新甲与清军秘密议和，以便集中力量消灭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应该说这是适当的选择。然而，后来和议泄露，朝野大哗，纷纷认为与东虏和谈是丧失了天朝的颜面，崇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不敢承担责任，反而把秉承自己旨意办事的陈新甲当作替罪羊给杀了，最后一次挽回国势的机会也随之破灭。自此以后，“国事亦不可问矣”。

　　四是“疑”，即疑心太重，对谁都不放心。怀疑臣子不竭诚尽忠，怀疑人人在背后捣鬼，于是重用厂卫，四出逻查，致使百官人人自危。重新采用执政之初一度废止的太监监军甚至监察各部制度，使得将帅举止失度，进退掣肘。1638年，卢象升率军在河北与清军作战，太监高起潜监军，事事牵制，后索性将卢所带兵马大部分走，自成一军。卢象升只余五千疲卒，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在蒿水桥“一军尽覆”。袁崇焕，本是抵御清军的干城，多次大败清军。由于轻率廷对和未经请旨诛杀毛文龙，引起了崇祯的疑忌，再加上清皇太极使用离间计，崇祯帝便听信了对袁崇焕的种种流言，不加详查地将其逮捕，随后凌迟处死，自毁长城，自撤藩篱。

　　崇祯帝勤于政事，律己甚严，本是中兴之道，可是他自身又存在极为突出的致命弱点，且不能有效地加以克服，致使他的一切主观努力都付之东流，最终不可避免地徘徊到了煤山的那棵歪脖树下，徒给后人留下阵阵叹息……

　　（说的虽是帝王将相，其实对我们普通人一样是一种警醒，一种提示。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躁急往往取败，欲速总是不达，此戒之于“急”也；

　　对亲人对朋友甚至对自己，总要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朋，此戒之于“刻”也；

　　尊重自己，更要尊重他人，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尊重，多听听不同意见，“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此戒之于“愎”也；

　　相信自己，相信他人，不要无端猜疑，不要妄自揣测，此戒之于“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