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一定数量的诗词爱好创作者在填词时未能完全遵循词谱现象，或嗤之以鼻，或冠以“自度曲”，或努力矫正；作为业内编辑，面对这类稿件，也要么弃而不用，要么拼力修改，却往往得不偿失，前者易打击作者创作热情和投稿积极性，后者更容易加深彼此隔阂。

　　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些词作者对词根本不懂，是门外汉。在某地，某公被公认为诗词作品立意和遣词不错，就是往往失律，尤其词方面，知道字数，也会押韵，却从不讲究平仄。尝有善意建议，可该公依旧我行我素。有人多番登门造访，通过交谈，始觉该公并非想象中的外行。经留心观察和精心统计，在此将这种词人归纳为三类：一类以老年人居多，一定程度受五四新文化以及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诗观影响，再加上个人性情这一佐料剂因素，将词的格律简单化，过量放宽尺度了；一类以行政事业尤其党政要职人员居多，一方面受到前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自学成才，对诗词格律认识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中一点就是关于古今四声的嬗变缺乏了解或理解；第三类即对词的理解有片面性，不懂装懂且装腔作势。

　　一位无驾照开车和酒后驾车的司机，暂不论其性质与后果如何，但从未有人因此而质疑其“会不会开车”。然而这种词及其作者的出现，就易遭到诗词界教授、专家、里手们的白眼甚至严厉抨击，什么“这还是词？”、“你会不会写词？”之类语言便跃然人与人之间的言谈和纸笺上。许多人参与到诗联书刊的编辑工作，客观讲，面对这类所谓的“四不象”诗词作品，头疼不已，用吧，读者是考官，会斥责当编辑的水平；不用，会有意无意的挫伤或扼杀作者的心。多年来，诗词界在不断探索，希冀能找到一个最佳解决办法。

　　今年（2008）3月3日，贵阳乌当诗社召开了一次编委兼学研会议。针对编辑社刊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时为责任编辑的董忠品先生引经据典，高屋建瓴的倡导诗社内部采取用“套”字的解决方法。该方法并非个人首创，但放远贵州省，应属一种大胆举动，立即获得在场全体成员一致赞同，强调从今以后在乌当诗社坚持贯彻执行。

　　“套”字用法，最早应由南开大学教授、天津诗社顾问涂宗涛提出。其限于填词方面。若果有人遵循填词的一定格律，依照词牌的字数、句式及押韵要求，而又不受平仄、对仗等规定，可在词牌名前或后加上一个“套”字。乌当诗社酌实统一为加在前。如，“套忆秦娥”，“套浣溪纱”、“套鹧鸪天”，等。“套”字用法，有效解决了当今诗词界悬而未决的多年老大难问题，它不是天马行空，亦非别出心裁，更不是捕风捉影。换位思考，充分考虑了词作者的辛勤劳作和创作心情，也为编者、读者与作者间架起一道友谊虹桥。一方面尊重了作者的创作成果，另一方面也减轻了编者的工作负担及压力。填词的“套”字用法，是一种双赢。

　　众所周知，在历史进程中词是变化和发展的。宋人填词就不同于唐五代人作词，文人创新之词不胜枚举，词在明清两代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民国，在五四文化运动潮流中，诗被无情打入冷宫，而词为了自身的存活，作了系列性改革，其中就有时人将词谱对仗要求作放宽处理。三中全会后，诗词从此破冰，词也呈现重大变革。有人手握“自度曲”和前人改革先例的牌子四处叫嚣，创新性提出“新诗体”、“新词牌”等口号，将平仄、押韵、对仗、字句数等统统抛一边，眼里心中是乎只有一个“新”字，恨不得把带着“旧”或“传统”的东西通通歼灭掉。浑不知一切文学都不是空中楼阁，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比较而言，这类词人则较显得温和与稳健。“套”字用法，还在于还他们一个合法地位和发展空间。这对进一步繁荣中华传统诗词的创作，会起促进作用的。

　　诚然，“套”字用法并非诗词创作的准绳和破格的某种借口，从严谨的治学角度，我们坚持提倡和号召大家都能创作出完全符合诗词曲联格律的优秀作品；一定角度讲，“套”字用法仅仅是今人掌握词律的一个变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