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他的许多优秀诗篇，翔实记录了我国唐代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被誉为“诗史”，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后人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造诣最高、修养最全面、创新精神最强的一位诗人，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五言还是七言，叙事诗还是抒情诗，他无一不能，无一不工，堪称诗坛的“全能冠军”，名篇佳句之多，可谓无与伦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这些明白晓畅而又精粹警策的诗句，滋润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田，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珍爱的瑰宝。

　　杜甫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先后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充满批判精神的名作，抒发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真挚感情，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预感到社会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果然，时隔不久，即天宝十四年十一月，震撼唐帝国的“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杜甫在思想艺术上还与一批盛唐著名诗人不相上下的话，那么，此时的杜甫就已经开始超越众人，走向成熟了。在苦难的磨炼中，杜甫与人民的感情更加接近，对祖国的挚爱更加强烈，思想也更加成熟。所以，当许多诗人的歌喉在苦难中喑哑的时候，杜甫却诗思喷涌，写出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羌村三首》、《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激情的杰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生活无依，疾病缠身，乘舟飘泊于湖湘一带，而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仍然关注于“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现实。可以说，他是带着对平息战乱，让人民重新过上和平安定生活的强烈期盼而溘然长逝！

　　让我们看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吧，写这首诗的时候(乾元三年，公元760年)，由于友人的接济，杜甫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即使如此，他的生活仍然相当艰苦：“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于是，大风一吹，卷走屋上的茅草，情况便十分狼狈：“床头屋漏无干外，雨脚如麻未断绝。”在这凄风苦雨之夜，诗人既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更无法入眠，“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如果换一个人，面对如此困境，很可能会一味地啼饥号寒，自叹自伤。但是，杜甫想到的却是普天之下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人们：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诗句，让我们看到，诗人的胸襟是多么博大，理想是多么崇高!如此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怎能不使我们肃然起敬！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以其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性至情，使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本传）“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体大思精，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其人则被前人赞之为“古今诗人第一”“集大成者”，享有“诗圣”之誉。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其诗内容丰赡、思想深刻、题材广泛等因素密不可分，还与杜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变革创新紧密相联。可以说杜诗独开生面，“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创造性地营造丰富的意象，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意绪，蕴涵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

　　杜甫的诗歌又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达到空前的高度。他的诗充满了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笔调客观严谨，在叙事写景时不仅是忠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气息，甚至以年月人诗，以增强写实的气氛。毋怪前人对他这种精确地反映生活的创作态度，盛赞为“穷极笔力，如太史公记传”（宋葉梦得语）。杜甫是伟大的写实诗人，他的作品中既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气磅礴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社会面貌，同时也以大量的抒情诗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深沉执著、百折不回的积极入世的老儒形象，这就是杜甫自己，但他不是迂阔的腐儒，而是具有多面的性格。以其长安时期的作品为例，他说“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庐”（《今夕行》），诗人赤膊光脚，绕床大呼大叫，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疯狂的赌徒的形象；“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这是杜甫酒后狂言的形象；“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这是贫病交加、几成饿殍的杜甫形象；“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是杜甫登高临远忧国忧民的形象。通读杜甫全部诗作后，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有性格、有感情、血肉丰满的杜甫形象。

　　杜甫诗歌擅长于叙事，常常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因而这样作品的艺术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夺人魄”，力透纸背。如《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他回到羌村之后，在兵荒马乱之中，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很惊讶，原来你还活着，在惊讶之余禁不住再抹去眼中的泪水、“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深夜和妻子秉烛而坐的那些情事，在梦中一样不敢相信，竟然还能够活着见面、“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左邻右舍爬在他们家的院墙边，看着杜甫回家后和亲人的相聚，不由唏嘘感叹，这些细节都表现了在战争年代家人团聚的独特的景象。《北征》中的“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而啼，垢腻脚不袜”对自己特别可爱的孩子的那种描写很生动，又写它的女孩子“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等等，都是以细节描写见长的传神之笔。

　　杜甫的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兴象浑融。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登慈恩寺塔》），但其中蕴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再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最为典型的是《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首句如狂飙来自天外，使全诗为悲哀激荡的气氛所笼罩，“渚清”一句语势平缓，仿佛闲笔，实际上借写望中所见而逼出第三四句。“无边”一句，给人以万景纷驰、百感交集之感。可是紧接着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不仅展现出开阔辽远，无比壮观的境界，而且突出了诗人壮心不已的激情。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杜甫推陈出新，精研沉思，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傲清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这样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更为成熟。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旧习，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事名篇”。对这类作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更叙述了他们所受的启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再拟赋古题。”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近代诗人中，只有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才是纪实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