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八刀”还未宣判，“汪九刀”又来了。上海汪姓留日大学生连施九刀将亲生母亲捅成重伤的案发后，网上不少人在分析原因时说，这是家庭过于溺爱的一种报应。面对这种接二连三的大学生杀人案频发现象，我倒以为，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教育的失调。教育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就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育，还包含着道德的修炼、人格的塑造。按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理念，教育历来就包括“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几大要素，缺一不可。这从我国源于宋代的蒙学教材《三字经》便可找到印证。在这部经典识字课本中，既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类人性思考，又有“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这类人生励志；既有“曰春夏，曰秋冬，此四季，运不穷”这类知识传授，更有“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这类伦理规范。一部仅一千多字的蒙学教材，同样没有放弃教书育人的教育内在规律的融入。

　　教育讲到底就是教人如何做人，不仅道德修炼、人格塑造是教人做人，而且知识传授、能力培育也是教人掌握做人的所需手段。梁启超先生就曾经这样说过：“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不单教他学会做单独的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他甚至在一次给中学生讲演时说：“千万别要以为得到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了一个人，智识自然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所以，他在自己孩子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磨练人格”作为重心。传授知识、开发智力固然抓得很紧，但真正从不放松的却是孩子们的“上进、好学、勤俭、坚忍”性格的培育，养成“寒士家风”。孩子远洋留学，也要让他们将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经典《四书》带上。他养育9个儿女，个个既成人又成才，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其中进入“两院”院士的3人，堪称满门俊秀。我想，梁启超先生教子成功的关键恐怕就在于协调二字上，育人育才两不误。

　　我们今天的社会不能说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尽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并未完全丢掉，重视孩子的教育、关心孩子的成长，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但是，与梁启超先生对照，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已经患上一种严重“失调症”：过于强调孩子的智力开发、才艺培育，而忽视他们的道德修炼、人格塑造。衡量教育成效，单看学习成绩的好坏、才艺水平的高低，很少过问他们的廉耻之心、恻隐之心、友爱之心、孝悌之心、敬畏之心这类伦理道德水准，从而酿成孩子教育畸形发展的恶果。一方面可以考入名牌大学，另一方面又犯下弑师发泄的罪过；一方面钢琴才艺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又连起码的人性要求都丧失；一方面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连杀室友4人的惨剧。

　　患下这种教育“失调症”的根源，不能不说与我们今天的教育升学机制和国家用人机制密切相关。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凡升必考”、“凡进必考”。这种新的“科举制度”，给我们的社会似乎带来了一种公平，但由于考的主要是文化知识、才艺水平、专业素养，因此也产生了不少的弊端。出于升学的愿望和生计的所需，不得不同挤“独木桥”，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是舍弃一切地、拼死拼命地抓孩子的文化学习、才艺培育和专业提升。尽管这些年，我们推行了考试加考核的改革，同样无法改变我们教育过程中的“失调症”，孩子的道德修炼、人格塑造仍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形式而已。这就务必成全梁启超先生“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的睿智判言，结下一枚枚的苦果。可见，要改变眼下这种局面，还得从改革教育升学机制和国家用人机制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