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oucault看来，也许人生中的一切都是所谓的“生存美学”（l’esth閠iquedel’existence）。只是，我不是“酷儿”（queer），我不懂得解脱，更无法纵容“欲望”。我不断地隐藏“本我”，做着“自我”的宠儿，却忽视了解放本我灵魂。

　　自我快乐是生存美学的核心。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而酷儿生存有助于人生艺术化，颇具审美性，是生存美学的温床。人生而求乐，求乐完全是一种反思而自愿的行为，凭借这种行为突破知识、权力、伦理形成的界限，提倡每个人都能够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任，而这种责任不是被迫。自身能够不断改变生活，改写自己，塑造自身，反复进行消魂试验，从而使生存艺术化、美学化。

　　对于80后的人来说，反常意识早已深入了骨髓。在他们看来，反常现象与正常现象共同构建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和完整形象。开始不断地逾越欲望，挖掘本我灵魂深处的赤裸裸的需求，去探索人性的“虚幻”真相。

　　我们无法超脱自我，于是我们更无法看清本我；我们不说权力、不谈伦理、回避爱欲艺术(arserotica)、拒斥“压抑假说”(repressivehypothesis)，追求灵魂美学、反省假叙述……然后，我们又留下些什么呢？

　　早期的希腊罗马文化中，欲望与生理美学（性文化）只是被视为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关注点，而6、70年代，开始被世人视为耻辱、荒诞、倒错、变态，甚至开始压抑其体验真相。我们当然不可否认，所谓的“酷儿”（queer）永远与正常、规范存在着冲突对立。酷儿绝对是偏离中心、不正常的。有些学者认为，酷儿理论是针对主流文化、规范化normalising)的一种反学说。然而，人为何物？何谓中心？所有的规范的、正常的辨别方法，又是否来源于文化，来源于社会认同及其社会性别。正如雅克?拉康（JacquesLacan）所说的，“女性并不存在”，惊世骇俗的强调了反对把性别身份归结为生物决定论的观点。

　　福柯及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所谓的个体并不被视为自主的、具有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天赋或本质认同的笛卡尔式主体(Cartesian-main)（“我思故我存在”）。当人们常常浮想到“自我”这个代名词时，已然忽略了“自我”其实不过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虚构物、语言的产物以及与知识分支相关的具体话语的产物。对于我们探讨的自我信念、自主性、个性化的一系列的冠冕堂皇的话语，其本身是社会的构建物，而不是对自然事实的认知。

　　我们必须清楚，社会性别并非染色体/生物意义上的性别的概念意义或文化意义上的延伸，而是当前正在进行着的、围绕着作为人类关系规范的异性恋这一概念建构起来的话语实践。福柯在《性史》(HistoryofSexuality)导论的结尾处主张，“性别”本身是一个虚构的范畴，人们一直把它理解为欲望的根源或原因。身体并不是天然地“有性别”的，而是在文化进程中通过使用性（sexuality）的产生来延伸和维系特定的权力关系才变成现在这样子。又言之，如果把身体当作一个表面，那么历史正是在这个表面上书写或刻画文化价值。这似乎意味着身体具有一种先于其意义（signification）的物质性（materiality）。于是，人类社会没有生物性别，只有社会性别。人类在为这所谓的社会性别隐藏欲望、收敛性欲取向、放弃生物选择，而兢兢业业地恪守性别执行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而福柯认为，性别执行实际上破坏了那些谋求解放受压抑、被压迫的个性欲望的政治活动的基础，然而它同时却开启了曾被认同政治所禁闭的反抗和颠覆的可能性。

　　酷儿文化对生物性别倒错(transsexual)和社会性别倒错(transgender)已然进入延伸研究阶段。而认为执行(performativity)是人们可以选择自己想成为的社会性别，这是不正确的。颠阴倒阳的执行行为（campperformance）事实上使那个主体成为存在，同时发挥文化批判作用。当谈到生物性别（sex）、性（sexuality）和社会性别（gender），人类再也看不清自己的时候，“欲望”也许才开始可以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