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萧瑀的个性使然，加之贞观时期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李世民超常的容人之量，在整个贞观时代，他的官宦生涯四起四落，几乎一次比一次更受重用，李世民最终也没有把他抛弃。可以说，萧瑀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赶上了那个皇帝对耿直之臣另眼相看、网开一面的黄金时代，这是萧瑀的幸运，也是大唐的幸运。

　　因为封德彝玩弄政治手腕，加之萧瑀令人头痛的耿直性格，使李世民决定再提拔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参预政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便走入了宰相的高位。封德彝一看机会来了，马上给房、杜搞好关系，挑拨他们与萧瑀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逐渐的疏远了萧瑀，与他关系密切起来。这样就把萧瑀孤立了，议事时他的建议往往遭到他们的集体反对，这使萧瑀非常的愤怒，心中的不平越来越多，终于他无法再忍受了，一怒之下向李世民上了奏折，告了他们一状，言语激烈，还使用了粗话。李世民一看他竟然在封事里骂娘，很是恼怒，一气之下，把他赶回了家，免去了一切职务。

　　但很快，李世民意识到了自己处理这件事的不妥，马上就再次起用他为太子少师，接着又官复原职、仍然是尚书左仆射，实封六百户。显然，李世民之所以罢免了他，只不过是想借此给他一个教训而已，凡事不要太急躁，应该有个宰相的样子。李世民曾经问萧瑀：“我想让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应该怎么做呢？”萧瑀答道：“三代之所以国运长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吞了六国废弃了这种办法，设置了守令，结果二世就灭亡了。汉代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又废弃了，结果他们的政权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这就是封建的好处啊。”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准备分封诸王了。

　　事实上，什么制度都不能走到极致。秦代中央集权空前的加强，皇帝的权力空前的强大，皇家子弟的势力太小了，一旦皇帝有事，出现了祸患，没有一个可以与地方大员抗衡的力量，庞大帝国，旦夕灭亡；刘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建国后大肆封王，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使诸侯王的势力恶性增长，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其结果就是直接导致了七国之乱，大伤了汉帝国的元气。不知道萧瑀在让李世民封建的对话中是否谈到了这个问题，但从后来李世民的做法中可以看到，他还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没有让任何一方的势力恶性膨胀，注意了各种力量的制约与平衡。

　　萧瑀的第二次被罢，又是因为一次骂架。在威严的朝堂上，他竟然对另一个叫陈叔达的大臣大骂粗口，“声色甚厉”，李世民都劝阻不了，被弹劾“不敬”、“御前不恭”，就地免官。这一次他搞的太不像话了，让李世民也丢了面子，让他呆在家里凉了一年，之后才授予他为晋州都督。隔年再次被调往京城，授左光禄大夫兼领御史大夫，享受与宰相参预朝政（事实上也行宰相之职）的待遇，又成了实权派。

　　在他的传记中，这样说他的性格：“论议明辨，然不能容人短”。也就是说他辩论起问题来，非常清楚、有条理；但是却不能容纳别人的短处。因此，每当他在朝堂上滔滔不绝的说明一些问题时，房玄龄等大臣都插不上嘴，辩论也辨不过他，他们心里知道他说的也对，但因为反感他的这个人，所以，他提出的好建议，大多都没有被采用。这就更使得萧瑀心情非常不好，对房玄龄他们的看法越来越糟糕，认为他们在故意搞小圈子、排挤他，致使他们之间矛盾越来越大。因为他是御史大夫，有弹劾朝臣的权力，因此当他发现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有小过失的时候，他就上纲上线、严加弹劾他们。这就是他没有政治远见的地方，他弹劾的都是李世民的智囊团里的核心人物，后果可想而知，李世民不但没有处罚房、魏、温，反而以小题大做的失职行为罢免了他的御史大夫，改为太子少傅，取消了他参预政事的权力。这是他的第三次被罢。

　　李世民心里很清楚，萧瑀的被罢免都不是因为什么大问题，他总是在一些小问题上栽跟头，犯一些很弱智的错误，太耿直了，处理事情不会拐弯儿，总是直不楞腾，爱得罪人。因此，他每一次被罢后，过不久总又会被再次任用。贞观六年，他被授予特进、行太常卿，八年，为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又官复原职，参预政事（宰相）。

　　08－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