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骇浪之美确实令人振奋，枚乘的《七发》形容广陵之涛“疾雷闻百里”，说可以：“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澉手足，颓濯髮齿。俞弃恬怠，输写淟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并非虚言。特别是狂涛触岸时两者相抗的张力，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那种变幻无常的浪花，总是让人百看不厌。

　　传说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处名潮为青州涌潮、广陵涛和钱塘潮。清人费饧璜《广陵涛辩》说：“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据说嵇康的《广陵散》之名，就是为广陵潮而作，比如清人朱翊清的《埋忧集》中就有这种说法。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但郦道元两度随父郦范在青州生活过，却在《水经注》中也没有提及青州潮。乾隆下江南时对广陵涛也产生了疑惑，写了一篇《广陵涛疆域辩》说：“《七发》之作，不过文人託事抒藻之为，如‘子虚’、‘亡是’，骋其赡博。”也不顾唐罗隐《钱塘江潮》诗写得明白：“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弄不清浙江潮与广陵潮了。

　　东汉的王充《论衡．书虚篇》分析传说中伍子胥死后被投入江中为涛神：“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吴录》的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伍子胥被投入的是长江。

　　“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魏文帝曹丕看到广陵涛，也曾惊叹：“嗟呼！天所以限南北也。”后人并没有像王充那样把潮和涛分得那么清楚。南朝乐府民歌《长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汹涌的涛变已经变成有点婉约的潮了。檀道济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时，也“多出海陵观涛”；隋初孙万寿的《和张丞奉诏于江都望京口诗》还说：“回道观涛处，极望沧海湄。”但它到了唐朝就随着长江入海口的东移开始衰微了。李白的《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说：“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潮。”到了李绅笔下则为：“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已后，潮信不通。”只能“欲指潮痕问里闾”了；宋人郑獬说：“若比人间恶风浪，长江风浪本无心”时，广陵其实已无涛可观。

　　唐人徐凝的：“浙波只有灵涛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刘禹锡的：“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都是因为“吴人祠子胥山上，因名曰胥山。”杭州的吴山称胥山，已不是太湖边的胥山。“钱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头看不足”，是饱含了对吴越两国伍子胥、文种忠而被杀的不平之情的，所以要祭祀，要“忠魂与潮汐，万古不消沉。”

　　《梦粱录》记载宋人观潮地是“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潮头可达桐庐的严陵滩头。白居易说：“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当然，“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少稀矣。”这段时间里江岸上下“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就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皇家、水军、弄潮儿都来凑热闹，成了举国上下的娱乐狂欢。

　　现在观潮早已东移到了王国维的故乡海宁盐官镇，曾多次顺路经过，观赏过日潮与晚潮，以及人潮胜过江潮的盛况。雍正帝下旨建的海神庙里，则同时供奉的除了伍子胥，还有射潮的吴越王钱鏐。不过，最令人难忘的却是平日里的偶然相遇，那浊浪排空的气势，也并不一定输给八月十八。所谓灵魂与自然梦幻似的约会，找到了各得其便的时日。于是我常常流连往返于早晚两潮的游移之中，静静地体会这天地千年不倦的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