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是一部由王天林执导，白露明 / 梁醒波 / 雷震主演的一部喜剧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北和》观后感(一)：南北和

　　有点似曾相识的南北和。说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不同文化的冲撞下，香港人开始自我觉醒。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已不再对至亲留念。香港身份的认同，香港意识的萌发，在同大陆文化和平共处的情况下，香港人开始寻求属于自己的东西，独有的东西。

　　因为他们是香港人，又不仅仅是香港人。

　　商业化操作下的南北和并非只有商业，忍俊不禁后对香港现实的思考必定是当时观影者潜意识下的行为。就如南北和一样，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非自觉的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

　　题外话：李道新上课总是喜欢营造一种氛围。每次上课前不同的音乐，刻意的遣词造句，极力表现得睿智……总让人感到有点做作，不自然的感觉。何必一定要把话说得那么文绉绉且无懈可击。虽然攻击了不少，但觉得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可爱的老师，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有那么点小激情。

　　《南北和》观后感(二)：【誰不和？】香港問題的前世今生

　　《南北和》最後還是以「和解」來到告終的。張三波和李四寶最終組成了名為「南北和」的洋服店，一個擔任經理、一個成為了營業主任，各盡所能、發揮自己的長處。老張最初反對女兒和外省籍的男子結婚，就如李四寶亦反對自己的女兒與本地的香港青年結婚一樣，認為對方信不過。但最終，這兩對愛侶的愛情得到了父親的認可，廣東人和外省人就如政治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這句話，其實也是當下陸港關係的一種寫照。

　　在《南北和》裡，劇情衝突是圍繞著張三波（廣東人／本地人）和李四寶（外省人／新移民）的對立來到展開。在電影裡面，有一幕就是說，張三波看見新搬進來的李小姐，曾一度誤以為其是外省人，因而在背後討論、加以岐視，在聽講李小姐講廣東話以後，老張的態度卻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還有張三波始終覺得李四寶財大氣粗。

　　在影片當中，省籍情結並沒有與政治產生直接的關連（但當年的南逃資本是因為什麼要逃至香港？）。到了今天，「省籍情結」早已被「陸港矛盾」和「中國因素」所蓋過，面對一代青年的政治主張，訴諸於血緣關係是往往是最沒有力量的反駁，因為除了極少數人以外，並沒有人會反對這種論點。

　　如果說王天林在電影結尾處提出了一個美好的願境，那麼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個結局顯然是與部份香港人的願望相違背。在當下的香港，以自己是「廣東人／南方人」為榮的張三波並不會再能夠代表「本地人」，也就是說，在五十年之後，在影片當中所體現的「省籍情結」已經不存在，一代香港青年以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文化、使用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官方語言和文字為榮，更甚至以此作為香港有別於「中國」證據和論述。

　　想不想解決「陸港矛盾」是一個問題，但覺得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是更重要的問題，而這就來自於──為了什麼要解決這個問題。

　　《南北和》观后感(三)：国粤语，南北和

　　电懋创作的一个很轻松的喜剧小品。梁醒波和刘恩甲都是很好的喜剧演员，就这部片子来看，梁更突出一些，他的表情动作都很丰富，明显有舞台演出的经验。在《鸾凤和鸣》里，二人再次同台任主角，刘恩甲就更好。

　　这个片子现成搬到话剧舞台演出都不用改动的。戏里出现的冰箱、日本料理、咖啡馆约会、空姐的职业等，都表现出香港当年资本主义的繁荣程度，也有社会学研究价值。

　　剧中的南北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经商的观念、饮食的习惯、说话的口音、生活方式的不同上。我是北方人，但是在南方念的大学，当时至少一年时间都在经历饮食上的激烈变化，努力适应南方饮食习惯。到现在，南北方饮食我都很欣赏。吾国国土辽阔，习俗差别之大，不是亲历，未必有这部戏里表现出的这么鲜明有趣的体会。

　　粤语演员说粤语，国语片演员说国语，两种话杂糅在一起，听起来也蛮和谐。不同而和，有了不同，才有“和”的必要，也才有“和”的价值。

　　片中两位女主角丁皓和白露明争论，白说：都说南国佳人，什么时候听说过有北方佳人啊？

　　丁说：孟子说了，南蛮南蛮，南方人不野蛮吗？

　　这些都是谐趣而不粗俗的对话。可为之一笑，则这部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南北和》观后感(四)：健康喜劇

　　前幾天在Youtube看了王天林導演，宋淇編劇的《南北和》，講當時香港本土人（南）和因避戰禍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北）的矛盾與和解，是主題健康的戲劇，健康喜劇的健康，就是健康麻將，健康相聲的健康。

　　劇情和當下比較，頗多感慨。

　　和當時的邵氏相比，電懋公司出品的電影主題健康的多，最終都是以大團圓南北和收場，主題健康的戲劇頗不易寫。但這部寫的很好，大的方向，南北和。小的細節和對白上，對南人北人的刻畫非常鮮活有趣，當然是對白寫的好才有這效果。

　　其實那個時代香港的南北矛盾和現在差不多，本土香港人不及內地新移民（主要來自上海）有錢，但看不起新移民不懂講廣東話，不夠醒目。港人精於算計，但目光短湣６�北佬則喜歡吹水，窮要面子，不切實際。但比較熱情豁達。

　　最終彼此都願意向對方學習，也願意自我檢討，承認錯誤。

　　兩個主角都是胖子，演的非常好。

　　可是現在來自國內的新移民土豪，沒有那時新移民的修養，本土香港人也鬧起民粹一味排外，根本沒有溝通對話可能，南北和是絕無可能了，沒有動手打起來已經算是好。

　　當時編劇是基於社會現實寫對白，我們可以知道一層唐樓一個月的租金才300塊，而7000塊就能買層唐樓了，一台雪櫃的價格是4000塊（支持分期付款）。那時的導遊已經會帶遊客（主要還是水兵）到固定店鋪然後抽佣。那時的香港南腔北調，但還沒有那麼多人，出來做嘢，大把機會給年輕人出頭，對未來充滿信心，南北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事。

　　同時，那時的香港還是個中國味道比較重的社會，家庭倫理仍是第一權力，父親不同意，女兒便不敢出門。雖然自己出來做嘢搵食，經濟獨立，但仍然未夠膽挑戰父權。反觀當下，還有幾個子女對父母唯唯諾諾，尊重父權？

　　舊時電影，也許節奏不夠現在電影緊湊，黑白影片，表達景物更是有限，但那時人人愛看電影。放在如今，這樣劇情輕鬆有趣對白鮮活生動的電影，也屬佳片.

　　《南北和》观后感(五)：【31】《南北和》：做一个耐撕的人——鲸鱼推荐872部好电影

　　做一个耐撕的人

　　《南北和》 年代：1961年 / 地区：中国香港 / 导演：王天林 / 主演：白露明、梁醒波、雷震

　　这部电影让人想起多年前高秀敏和赵世林在春晚表演的小品，南方人说话“上”“下”的发音，让北方人都分不清听不懂，连起码的交流都有困难。将南北差异设置成电影的基本矛盾，是《南北和》的喜剧来源。片中的香港本地人张先生，看不惯北方人，说他们是“外省人”“外江佬”，言行总是带着排外性；而北方来的李先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赔着本做生意，最后导致入不敷出，险些倒闭。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铺子也都是隔壁，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这俩人自然就明里暗里叫着劲，难免显现出小市民的一面。就比如通过一台冰箱的易主，就能看出两人心理状态的不同。别看两个人能撕成白热化，但有钱大家赚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电影的Happy Ending也将民族融合的大主题体现得起融融。

　　不过有脸盲症的人，可能看这部电影会抓狂，因为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两个女婿，几乎长得都一样，大概王天林的审美所致，才选择了两个相貌相近的女明星来饰演女主角，这可真是苦坏了观众，如果说话不分粤语和国语，就真的分不清谁是谁了。

　　笑点

　　第47分钟，李先生打开收音机听京剧，而张先生听不惯，换成了粤剧，两人因为这个小事争执了起来，甚至还像叫号一样唱起来，只为了比谁的声音大。这么一折腾，家里人都被吵醒了。家乡戏是乡音，连接着乡情，也就成了他们各自的心头好。

　　《南北和》观后感(六)：电影《南北和》中的喜剧美学 ——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阐释

　　《南北和》是一部粤语、普通话交织的港片。在这部影片中，语言既是调侃的对象、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是喜剧化的表征。其中随处可见文白交织的对话场景。在南洋店主张三波被叫到隔壁北大洋服店与店主李老板见面的时候，李老板不知张三波是隔壁来探视情况的竞争对手，十分热情地烟酒招待，连连夸对方西服料子好，最后表露出推销自家洋服的本意。在这组对话中，李老板的普通话、张老板的白话形成一组矛盾。其中，烟、酒作为重要的辅助符号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强烈的人情观念，而高脚杯装的鸡尾酒和雪茄则是对这种传统的解构和架构，这是一种视觉化的文化冲突。从语言技巧上讲，李老板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试图利用“冷热水交际效应”来拉拢“顾客”，反映了以人情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交际观。张老板对李老板却丝毫不奉承，在最后李老板得知自己身份后，以白话重复了一遍先前张老板的普通话：“价钱又不好，手工又贵”。矛盾冲突彻底由暗到明，以语言为表征的文化冲突在李、张的对话中为整部戏奠定了基调，即港陆矛盾中父辈矛盾的具化：善于运用社交手段、企图在港立足的大陆人，和对大陆人反感、有很强地域自豪感的港人，在面对新时期潮流的冲击时，该如何相处呢？

　　黑格尔说,“在喜剧里有一种自信精神,——它依靠某个东西, 坚持某个东西, 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东西, 而总是遇到它所探索的哪个东西的反面,—然而它从不因此存在任何怀疑, 也不反过来想想自己, 而始终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事情充满信心。” 一般而言, 喜剧人物总是充满信心, 或者说是执迷不悟。再来看看这对父辈矛盾中，陆人对港人由讨好到争执的发展变化。港陆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五六十年代的“大逃港”，让很多陆人到香港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对资源的争夺，是港陆人的核心矛盾之一。在影片中，李、张二人围绕“冰箱”展开了争夺战。价格昂贵的冰箱是李老板分期付款购置的。初到港的李老板，刚租好房子，店才开张，就开始玩起了“奢侈消费”，这无疑也是港人对陆人劣习性的“刻板印象”之一。在此，冰箱成了港陆人共同居住地的一大“资源”。在冰箱刚被搬进公寓时，卖冰箱的人持普通话向张老板推销自己的冰箱，李老板用粤语重复：“最新款，流线型…”白话对普通话内容的重复由前面的主动反击到此时的被动模仿，喜剧人物张老板作为被调侃的对象走入了一种“执迷不悟”，即由一种商业竞争引发的敌视到对对方行为上的根本不解和排斥。这使张老板更坚信陆人和港人“冤家路窄”。在后来，由于李老板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冰箱分期付款的款额，张老板见机以二手价收购冰箱。李老板在被问及冰箱为何要被抬走时，谎称“冰箱坏了。”张老板知道实情后，向冰箱公司咨询是否可以“二手价”买入。陆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刻板印象在戏里又一次得到体现。而港人以“二手价收购”精打细算的形象也和陆人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围绕冰箱展开历史性探讨。冰箱作为一个二者都眼红的资源在戏里面临着“被抬走”和“如何利用”的命运。起初占有冰箱的陆人李老板，虽然有一个人人眼红的“大冰箱”，但是自己实际并无能力支付，却还要分给港人张老板使用。香港自秦始皇建南海郡以来一直是中国版图一部分。中国王朝虽历经朝代更新，但地域辽阔，香港却始终是朝廷鞭长莫及的蛮夷之地。直到十九世纪，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发现了香港作为优良港口的真正价值。而五六十年代刚建立的新中国，内外局势困窘，香港只能暂时作为一个自由港被保存下来，暂不归入中国主权。六十年代也是香港工业、电影文化产业已有起色之机，对于这块土地，港人似乎更有自信能管理好。在这部电影里，“冰箱”作为一个使物品由购买到冷藏到利用的中转站，恰恰是香港这块土地的象征。大陆人追求空间上的“大”，却不能物尽其用；而香港人追求经济上的“实惠”，以此在大陆人面前好好夸耀一番自己的利用之道。这是起飞中的香港在大陆面前的自信。

　　子女辈的港陆矛盾在这部戏中是另一个焦点。其中，文白交融的对话同样作为笑料呈现。不同的是，李老板的女儿李翠华已经能自如使用白话。李翠华是往返于上海和香港这趟航班上的空姐，经常穿梭于两地的经历也为她开放融合的思想提供了理据。在子女辈的矛盾中，李翠华与张老板女儿张丽珍的矛盾最突出。起初二者因为恋爱问题，产生了不少误会，闹出了许多笑话。这些误会终于引发了一次争吵。双方都认为对方与自己的心上人有私情。在回到住所时，一向对广东人用白话的翠花突然说起了普通话，而丽珍不甘示弱，用白话反驳：“南方有佳人，南方人漂亮。”翠花更是举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皆出自北方的例子为自己辩驳。文化的同源和语言的异化成为一组新的对立。这种在历史分化中产生的缺失和断裂本身就是一种喜剧化冲突——源于一种对对方似是而非的了解和容易被自我戳穿的辩白。这种争论往往没有后果，而是走向一种虚无。类似于康德所说：“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期待的东西只有转化为虚无才会产生喜剧的“笑”。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戏里充满了没有结论的争吵，而最终归为“和”。子女辈的矛盾是最快也是最先归于“和”的。翠花把洋娃娃还给丽珍，用普通话道歉，虽然丽珍依旧用白话回应（可能她也不会普通话），但是在这组对话中，语言的异化由于双方的坦诚反而成为了“和”的手段。这也是“南北之争”在实质上真正达到“和”的一种体现。此后，丽珍和翠花建立起了友谊，而丽珍和文辉、翠华和文华这两对南北恋人建立起了爱情，南北矛盾在子女辈中彻底达到“和”。

　　父辈的矛盾却直到戏尾才得以化解。两位父亲除了在生意上有争执、在冰箱这件事情上互相讥讽，还在文化上产生冲突。在出租屋公共间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张、李由于收音机播放的音乐产生了争执。李对张说：“你们南方人就喜欢听这些最难听的东西。”于是二人在出租房里开始了歌喉比拼，一个操着北方京腔，一个操着南腔。音乐作为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此把争执推向了一个高潮。高亢洪亮的嗓音和低回婉转的旋律因情绪化的表现而变得视听突出。对于两地文化差异的质疑在父辈中又一次被提出。但这依然是场没有结果的闹剧。同源的彼此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文化更优秀。于是，争执的结果就是张、李分别被自己的孩子拉开。

　　人性与自由的交融构成了喜剧美的内质。张、李在电影的后半部分还因为生意资金周转问题、儿女婚配问题发生争吵。最终，顽固的父辈港陆人在历经“折腾”后，不得不融入子女开放的思想观念中去，接纳彼此。喜剧结尾，两家人聚会选择的那家日本料理店也同样值得关注。整部电影中出现了许多不止大陆和香港才有的文化符号。这似乎是导演或者说香港人的一种期许，即自由与融合。“南北和”也是一种尊重个性的“大融合”。

　　《南北和》观后感(七)：导演说

　　“南北”文化融合香港意识初显

　　如果说在朱石麟、李萍倩以及陶秦、易文等电影导演的创作中。香港还是一个不同于“中原”的，相对陌生、临时栖居的所在。那么在王天林以及唐煌等导演的影片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香港意识的萌生。香港元老级导演王天林早年在电影圈里拍过多部卖座影片，《南北和》、《南北一家亲》等“南北”系列影片曾经风行一时，《小儿女》、《野玫瑰之恋》等艺术影片更博得电影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好评。上世纪70年代香港无线聘请王天林做电视剧监制，从银幕转向荧屏，王天林威名更盛。

　　用喜剧化解“南北”冲突的失落与感伤杜琪峰的《枪火》里有一个不动声色谋划一切的胖子，一直到最后阴谋败露被一枪打死时，他还在沉着地吃最后一口意大利面。这个胖子就是王天林，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个名气很大的儿子，叫王晶。王天林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当导演，高产且各种类型影片都广泛涉及，这一点王晶倒是颇有家学渊源。杜琪峰的电影导演生涯是从王天林带他进片场开始的，如今杜琪峰逐渐成为现阶段香港电影导演的中流砥柱，而王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商业成就毋庸置疑。

　　《南北和》的编剧署名宋淇，这位宋淇正是和张爱玲保持了十几年友谊的好友，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能与读者见面，也有赖于宋淇夫人邝文美女士找出这部中篇手稿交于皇冠出版社保存，而当时张爱玲和宋淇都已飘然西去。张爱玲于前后为电懋写了约十个剧本。她创作的剧本以喜剧为主，大多十分卖座，其中“南北”系列尤甚。此一系列作品应该恰是“北人”张爱玲和“南人”宋淇的“南北和”。

　　“南北”系列喜剧很能代表上世纪60年代港人的情结。焦雄屏在《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一书中指出，“电懋公司带有强烈的中原性格，大部分的影人均来自上海，家世背景又不脱中产及知识分子的范畴，作品具有强烈的‘逃避主义’倾向。南北系列喜剧。表现南来生活的不适应，负面的是某种境遇沦落的感伤。”不过幸运的是，港人天性中的乐观坚强使他们选择了以喜剧这样一种方式来化解失落与感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南北”文化冲突及融合的电影，也就成为60年代的香港渐渐远去的一段回忆，后来八九十年代上演的则是香港对于内地的另一段“97”心事了。

　　“我更注重观众的感觉”商业电影一直是支撑香港这个“东方好莱坞”的强大根基。王天林的从影经历以及他沐泽后辈的表率或许会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从胶片冲洗员做起我国语说得很好，是因为我出生在上海，祖籍是浙江绍兴，在上海读到中学一年级时，外面开始打仗，我就跟着叔叔到广州、珠海一带走走，后来逃难到贵阳。可能人家看我比较老实，就得到一份在戏院里给观众带位的工作。后来转为卖票，包吃包住，收入也还不错，这样就可以经常寄给桂林的叔母和上海的母亲一些钱了。19岁时，我到了香港，在电影公司做胶片冲洗员，很锻炼人，但是工钱很微薄。后来陆续做过录音助手、录音员、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从副导演到导演升得很快。

　　入行提携者是叔叔王鹏翼我的叔叔王鹏翼是香港电影第一代制片人中的一员，可以说是我入行的提携者和领路人。但是我知道电影圈是要靠自己努力的，在做副导演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着的许多导演都有怪脾气，拍一半就不拍了，我说我来拍，人家给你爆竹了你为什么不放？那时候不少影片都挂着那些大导演的名字，其实是我拍完的。他们拿2万港币，我拿500块，那我也乐意。渐渐片商发现我有不少戏拍得很不错，当时香港导演要想立住脚主要是要片商看上你，渐渐的他们知道了王天林这个名字。

　　开始的时候，我的要求不高，什么样的片子我都能拍，记得拍得最多的一年曾完成24部，应该是破纪录了。经常是三四部同时拍，有国语的、粤语的、厦语的、泰国语的等等。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要投入几倍于常人的精力，也害惨了我，后来要靠安眠药入睡。直到进入“电懋”工作才趋于正常化，一年拍三四部，也可以随意发挥了。

　　《小儿女》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到了60年代，“电懋”的不少导演，像陶秦、易文、岳枫等人都转投“邵氏”，我王天林可以说是撑了“电懋”大旗。50年代是我拍片最多的时候，拍片也很“杂”，但我不讲究那么多，只希望影片“卖座”，因为要赚钱养家。

　　我也会拍一些文艺片，说到《南北和》以及系列“南北片”的成功，可能与当时的气氛有关，关键是因为《南北和》上映后很卖座，所以公司考虑由我继续拍后面的几部。《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是张爱玲做编剧的，但是有趣的是，我从来没和张爱玲见过面，她的剧本都是公司直接安排给我的，我做一些修改就开始拍。但是她编剧的《小儿女》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作品，也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因为它出生的时机不好，正赶上1964年我们的老板陆运涛空难过世，公司也比较乱，我不管它们就坚持拍下来，心里“很有谱”。这部影片是我至今回想起来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它非常自然，我不鼓励那种“洒狗血”似的拍片和炒作方式。

　　知名导演的幕后“推手”进入70年代，我年龄也大了，转到电视台拍一些电视剧，当然也间隔拍一些电影。那时带了不少徒弟，杜琪峰和林岭东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两个。当初只有他们跟我进过片场，我带他们到片场拍戏，老板是不让这么做的，一是怕影响进度、二是要支付更多钱，我说他们的钱我来付，老板答应了。别看我年轻时蹦蹦跳跳的，年龄大了体力就不行了，就告诉他们怎么拍，然后他们来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就是从片场一步步练出来的，很有感触，也认为这是磨炼技艺最有效的方法。后来他们在拍片上都很成功，现在还不时要我在他们片里演角色，我知道他们是想给我一些钱，又不好直接给，就当作演戏的“红包”，我很是欣慰。

　　对儿子说“奖是命，不要强求”说到儿子王晶，有人说他是香港商业电影的“一哥”，也有人说他的影片俗不可耐。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被一个情节打动了，他笑了，过后他会觉得这个很俗嘛，但再俗也还是笑了，“笑”就是人的本性，为什么要隐藏或者否认呢？记得我1959年时拍过一部自己很满意的电影《野玫瑰之恋》，本以为会拿奖，结果空手而归；两年后我觉得很一般的《家有喜事》却出乎意料地拿了奖。我对儿子说“奖是命，不要强求”，儿子很小就看我的剧本，藏起来的也能找到，并且和我讨论。

　　从我叔叔到我再到王晶都擅长拍商业片，这或许是家族遗传。我处世很坦然，也不渴求得到什么样的奖，我要拍片因为它能够赚钱，获奖又没有钱(笑)。前两年颁给我金紫荆终身成就奖，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大成就，但人家要是颁给我，我会说声“谢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