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苦难的文人司马迁致意！

　　我一直以为行走在韩城，是为了寻访司马迁，找寻那个撑起中国文人的肩膀。古往今来，历史的著作，如一脉文字的群山，步入其间难免让人会感到迷茫。叉口太多，有时稍稍走错了路，便主见全无，随波逐流。从来没有主观上的错误，常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断丰富着的细节让观者难免信以为真。就在无数的叉口中，有一道坦途。这里的历史，最接近真实本身，像无路可进时开出的一扇门，虽然又窄又矮，但毕竟让来者有了可行之处。

　　没有《史记》，后来的史书，要面对的是一片无人走过的旷野。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史诗，都是由神话出发，然后跌跌撞撞以众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一边不断丰富，一边又在遗忘。那一时期的壁画，勉强将历史变成了图案，却也逃不掉被历史风尘漫漶的命运。

　　司马迁站了出来，用文字来拯救史诗。他要把帝王将相、贵族豪强、夷狄刺客完全还原，把被统治者泼了的泥污小心地用清水洗濯，用铿锵有力的客观陈述代替奉承者的颂歌。这部书的完成，本就已极为艰难浩繁，又因为司马迁苦难的命运，变得神圣。

　　唯有苦难，能以最神圣的形式传递精神，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大苦大悲的民族。苦难与屈辱并生，司马迁是第一个为了历史，走上祭坛的文人。

　　我不知道，司马迁在宫刑后，怎样心灰意冷。他想起了故乡韩城，那里的月光，大概不会像长安这样残淡。同时期，希罗多德完成了巨著《历史》，希腊的天空格外明澈。记得中世纪，一位诗人说：城市的空气让人感到自由。而中国，太寂默。司马迁只能透过天牢狭窄的窗子，打探着外界。司马迁记得，他二十岁离开故乡远行，就没想过会卷进一场政治风暴中。

　　西汉时的韩城，规模只是一个渡口，名叫夏阳渡。金代城市中心向西转移，形成了脚踩三秦边缘，俯看黄河的局势。在陕西的诸多城市中韵味独特，至今也没有被繁华入侵，如同《史记》般自然，朴素得不用过多修饰。从城市古迹保护程度上讲，它不逊色于斐声中外的周庄。如果西安的扬名，凭借的是其历史厚重，那么韩城有朝一日的扬名，必然是依靠其文采飞扬。“史圣故里”的名号，让整座城市熠熠生辉，它更像一个无形的力量让文脉流传，韩城人有句俗语“过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一群又一群文人，在这里聚集，渐渐形成了一股文气，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比书山文海本身有力得多，更能打动人心，也是这座城市的底气。几千年后的来者，作为过客的角色，又该怎样感受一座城的内蕴。

　　在中国，文人这个特殊的群落，神经向来非常敏锐。士可杀，不可辱，而司马迁受了文人最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活下去在别人看来就是耻辱。自古就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司马迁不是谏官，却因上谏遭此大难。司马迁失落吗？比失落更苦恼的是，普天之下无人理解。不会有人管你志向多高，目光多远，世俗的标准竟成了文人价值的标准，文人能做的就是：迎合或避开世俗。至于挑战世俗，几乎是不可能，世俗就是茫茫人心。

　　八月仲夏的一个黄昏，我爬上西安的明城墙，耳畔隐约传来环城公园里，老百姓唱的秦腔。在嘈杂的车声中，我还是能分辨出，哪首是《三滴血》，哪首是《花亭相会》。这座历史上经历了太多战乱的城市，除了这慷慨悲凉的秦腔，又剩下了什么呢？十三朝的兴替，十三朝血的浩劫。

　　司马迁真诚的情愫，为了帝王，为了历史暗角里埋没的失败者，更为了华夏大地上绵延的文明。他的笔像火炬般，为了后来者，庄严地在遂洞中进行摸索，自己在痛苦中沉淀了一种宁静。

　　故乡不远。但司马迁回不去。他受刑后，对任安说：“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墓也。”为了后来者听到祖先最本真的声音，司马迁被放逐在世俗的风雨中，生命在长安永远痛苦着。

　　我在《史记》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下了两个字“等待”。我记得在一位老书法家的中堂，见到他写的一幅字，上面用隶书工工整整写的竟是“媚骨有好运，正直讨人嫌”。长者面情凝重，目光盯着我久久不语。

　　八月，我为了司马迁，走出长安，奔向黄河岸边的韩城。

　　就在那个年代，大地上的传说，英雄在黯淡中半醒着的命运，遍地的烟华。等待着那个文人的脚步。

　　司马迁微弱的火，点亮了永恒的灯塔。

　　客寓韩城，夜里无星无月。推开窗，可以远眺韩城的老街，此时正值店铺打烊，街上只有零星的人，脸上大概也是匆匆忙忙的神色。人散后，一条街靠如豆的灯火，显出幽深的轮廓。记得一本书上，曾这样描述韩城：老城内，随处可见金、元、明、清古迹，城中文庙及城外大禹祠及党家村保存完整，司马祠更为天下所闻。韩城虽古朴，却不衰败。文气浸染的古城，寻访时会有种情不自禁的亲切感。

　　沏了一壶茶，坐在窗边默想。

　　刚才来时，天上已有零星的小雨。怕明天有大雨阻行。可是既然来了，风雨又怕什么。

　　在脑海中司马迁的形象，近于屈原、左丘，他们人生的轨迹也近乎相同。那么伴随他们的，绝不会是风和日丽。司马迁曾言：古者富贵而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句话中，说的不是自己，但司马迁对圣贤是有所向往的。在中国，文化史里站成巨大标点的文人，几乎都是一生在风雨里前行的流浪者。

　　流浪，注定无家。李白诗文中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他们飘泊，因此比一般的文人，走得更远。

　　他们被正统的高墙隔绝于外界，有时甚至排斥在中国文人的最边缘。却在落魄中，往往比高墙内的人想得更多，更有时间自成方圆。他们的文字，竟渐渐成了文化史上最动听的圣音。

　　漫步在韩城的老街上，对面是一片漆黑静寂的烈士墓，更远处元代的金塔直插云霄。当地人夜里很少来这里，已在更前方开辟出了各种现代的娱乐项目。我穿过人满为患的热闹舞池，走过了静寂的烈士墓，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我期望很久的安静。当地人说，静，静得怪吓人。夜里驻足老街，常会听到从旷远处传来的踱步声。

　　圣贤寂默。寂默圣贤。寂默，只剩下一群文质彬彬的灵魂。

　　行走在韩城静寂无人的老街，眼前恍惚闪过孤伤文人跌跌撞撞的身影。我问这座城，那是司马迁吗？为什么匆匆而过，不敢稍作停留。那是，那也不是。一旦成为文人，又步入朝堂，事事岂能顺心遂愿。要么消磨个性，被公文案牍所淹没，成了洪波中微不足道的一点波光，要么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想西汉景帝年间在长安闹市腰斩的晁错，唐朝时上书《谏迎佛骨表》被贬潮州的韩愈，再到明代被灭十族的方孝儒。所谓亲友兄弟，一纸诏书，便可将文人一生经营的脉落瞬间击破。司马迁在狱中时，同宗亲戚已将姓氏改为“冯”或“同”姓，绛州司马氏已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陈子昂在得意，更不是自夸。

　　文人的悲凉力透纸背，不比荆柯和高渐离的燕赵悲歌逊色，不知不觉间已泪湿青衫。

　　悲剧，只能毁灭美，但无法毁灭人性。

　　王权，消磨人性，将人性消磨得连自己都无法察觉。

　　第二天清晨，走向司马祠。

　　整个祠墓沿梁山而建，俯望逶逶迤迤的黄河。在中国为纪念文人而建的宏大场所，除了孔庙外，便当属司马祠。从晋至清，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增添石碑、庙宇、牌坊，就没有停歇过。山下用巨石铺成的道路，名叫司马古道。从对面中原来的学子和客商，登了渡口，便马不停蹄地赶向长安，到这里大概没有闲情雅志来凭吊一番。毕竟滚滚红尘就在前方，仕途不敢耽搁。

　　唐以后，长安再没有作过都城。九州学子的马车，转向开封、北京，这条古道成了名符其实的商道。商人无暇来这里，这里一直就很寂默。长安，向来人声嘈杂，这里只有黄河汹涌的浪花。

　　司马迁二十岁时从这里急切地赶向长安，年轻得意的书生不会关注这里。何曾想过数百年后，这里竟成了自己的祠墓。而且工程如此宏大，构造如此精细。

　　司马迁出狱后，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史记》的编写。没人知道他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来时，一位老者说，刚才你过的那个村子，村口的荒地据说是司马迁真正的墓地。司马迁在哪里落脚呢？不是长安，也不会是韩城。我想起年老的托尔斯泰，在生命将终结时走向火车站，他并不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关注，生命的不安定和消逝感，是真正让文人恐惧的因素。

　　先生祠前，立有石碑，上书：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多少大臣在这里下轿，放下马鞭，恭恭敬敬地从漫长的石阶走向祠堂。途中碑刻，自晋朝至今日，有不少大家的手笔，宋以前的字迹已不能辨别，只有石碑本身依旧傲然挺立，向世人证明着，中国文人的魂魄，曾经在这里有过盛大的集合。

　　《史记》真正写了八年左右，完成于公元前九十三年。多数学者推测，他大概在著作完成的六年后去世。这期间，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没有人清楚。他的散文，不仅代表西汉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中国散文的最高水平。

　　但这个文化形象的构建，实在是太艰难了！

　　后来的文人们，或许已找到了捷径，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跻身于文化史，用生命作文传道的只有先生了。

　　死也有多种，用生命换一部著作的完成，许多人以为是不值得的。这不是贬低后者，那种老道圆滑的为人，而是文人的生命在王权时代，太脆弱了。

　　已至正午，头顶却是阴云密布。整座山上，望不见游人。站在祠堂里，面前先生的塑像，为宋人所造，最接近先生原貌。先生面露微笑，神情泰然。这里的碑廊，记着每次重修祠墓的经过，内容大致是，某年某月某人为修司马祠捐银多少，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很是壮观。绕过祠墓，为先生墓冢，为元朝皇帝下诏所建。蒙古人的铁骑在横扫欧亚后，在这里却很是文雅，这点先生也不吃惊。

　　客观的记述，来自写实本身。没有了偏见，没有了狭隘，在理性战胜感性后。天光大亮，水落石出。历史浮出水面，自成大观。

　　从先生的墓中，拨地而出一棵古树伴随先生，年代不详，却已成参天之势。

　　抬头看看，风雨就要来了。几位游客在山门下车，照了几张照片，却怕高怕有风雨，又匆匆走了。我们是过客，来了又去了。来也好去也好，这座祠墓就在山尖耸立着，固执地要向未来昭示些什么。

　　风雨要来就来吧。无所谓在何时在何地，在哪个年代，真正为文的人不会在乎，更不顾忌。

　　离开司马祠，又去了党家村。看了古朴的民居，这又是一个几百年完成的工程，在中国个人或是民间延续一项大工程，难度可想而知。记得村口，有一个焚纸炉，上有“敬惜字张”的大字。祠堂墙上有家训，“文革”时有过破坏，但字迹犹存，没有磨灭。这个小小的村子，出过不少进士，有的还在外做了大官，他们的夫人被封为诰命夫人，村里有朝廷所赐的牌坊，将她们的名字有幸保存，其余的就要去远处的祖坟，寻找她们存在过的印迹。

　　站在村子里，视线中魁星楼显得分外得高。高贵的文脉，哪怕狼狈，却还是以小心翼翼的姿态前行，不会在风雨里轻易消逝。

　　只是我怕。我们的文人都选择了捷径，旷野要永远荒芜下去。

　　我怕。我们的颂歌中，没有一丝异音。我怕。我们没有一部自己真正的家史，我们的后代无法将我们与西方人区分。我怕，我们的文人将为文当成了谋生的手段。

　　行走在韩城，为了寻觅那个受过苦难的文人，为了感悟一部沉重的巨著，为了倾听祖先原始的声音。

　　有许多问题，我还要问先生。先生如那尊塑像，对我笑而不答。

　　夜里老街上常有脚步声，来自远方，来自旷野，来自无人之处。

　　梁山司马祠，这个曾经凝聚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地方，还寄存着一块中国文人的骨头。也许在浮华猖獗的当下，它还要继续沉寂下去，但终归还是有像我这样慕名而来的访客。但是，就在明天，我们这个民族，或许不能为某个文人，再筑起一座这样的山了。

　　刘冠琦简介：中共。中国青作会会员，北京大学青年作家班学员。现任陕西青年作家学会秘书长。陕西省青作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