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对保罗·高更进行了客观地介绍，于不拔高的前提下，还原了保罗·高更的艺术人生，给人以别样的启迪。

　　在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逝世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的超常天赋与传奇身世，在毛姆先生的作品《月亮和六便士》中神奇地复活了。一九一九年，已经小有名气的威廉·毛姆在出版了这部小说后，更在英国文坛引起了持久的轰动。人们在阅读并感受小说魅力的同时，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生前默默无闻的保罗·高更。经过翻译，《月亮和六便士》走向了全世界更多的国家，也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了，一位生活在世界边缘的活生生的大人物。历史从一个世纪跨越到另一个世纪，但是，关于人类生存价值和生活态度的看法，却随着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而探讨得越来越激烈了。

　　在小说中，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复制了保罗·高更太多的人生传奇，除了他的疯狂、他的做作，他对爱情的冷漠无常，他对友情的熟视无睹，可能是毛姆刻意添加上去的以外，其他的情节，基本上被认定就是高更个人的生平。在他去世后，评论界终于肯对他盖棺定论，将他的绘画作品，称为印象派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对于画家保罗·高更本人，也获得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的美誉。如果将林肯、梵高的成功，看做是一种励志，那么高更的成功，则更多的带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辛酸的滋味。

　　早年的保罗·高更在海轮上工作，后来又来到法国海军服务。在他二十三岁那年，高更成为银行里的一位股票经纪人，从事着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白领工作。由于家境富裕、收入丰厚，年纪轻轻的高更，就和一位漂亮的丹麦姑娘梅特·索菲亚·加德结为伉俪。婚后，他们生有两个孩子，妻子也有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得幸福而和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某一年，三十五岁的保罗·高更，由于受到内心的感召，毅然决然地辞去了银行里的白领工作，跑到巴黎去学习绘画艺术。在毛姆的小说里，思特里克兰德被描述为一个性格怪异的、不食人间烟火、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的男人，惟独他忠诚的妻子，和妻子的朋友在将就着他，而他却对妻子的忠诚和家庭的温暖置若罔闻。也许是毛姆为叙述的需要，特意加进去的一个情节，文中的青年作家“我”由于为人坦诚，被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委托到巴黎去寻找她的怪异丈夫，原本“我”以为，这个负心汉抛弃妻子和孩子，一定是受了某个神秘女子的诱惑，他八九不离十是藏在巴黎某家豪华的宾馆里消受爱情。结果费尽心机，“我”却在一栋破旧不堪，甚至肮脏凌乱的筒子楼里找到了他。这个“负心汉”没有背着妻子在外面偷情，却独自躲藏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练习绘画。“我”好心劝他回去，说家里的妻子孩子非常想念他，希望他继续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他却不为我的劝告所动，意志坚定得很。现实中的保罗·高更在巴黎输得一败涂地，他早期的写实主义绘画，在画展中不被人看好，多年来一直无人问津。几年后，为了积淀创作灵感，他搭乘邮轮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那里定居并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共同生活。他靠帮助当地人耕种农田、采摘果实赚取微薄的收入，然后，再拿着这些钱去购买用于绘画的画板和涂料，周而复始，过着远离现代文明的简朴单纯的生活。在美丽、宁静、纯天然的塔希提岛，艺术家的灵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的画笔像着魔了似的，在他的画板上涂抹出神奇的作品，这些棱角分明的作品，使他在去世后的几年里名震欧洲，也让他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被评论家津津乐道。他在塔希提岛过着近乎原始社会的简朴生活，与当地一名十九岁的少女结婚生子，在他的过人才华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在当地并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的礼遇。在晚年的时候，高更感染了麻疹，土著人视他为魔鬼，远远地躲着他，惟独他年轻的妻子对他不离不弃，将爱情守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艺术家的传奇人生，在这片孤僻荒凉的小岛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不是评论家，也不精通任何门类的艺术，无法对高更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评判。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艺术家对互相矛盾着的艺术与生活的认识。我相信毛姆在写这篇小说时，绝对没有意图去赞美一个伟大的人，他既不为保罗·高更高唱颂歌，也不对一位抛弃家庭、逃离现代文明生活的中年男子进行道德谴责;他只是一个小说家，一个用心去说话的诚实的书记员，他描绘的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正常人。高更的原任妻子和他身边的朋友(艺术青年)，充其量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面镜子，用以反衬出真实的他。妻子对他感情的信任，对他不负责任离家出走的宽恕，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成，是文明社会里人性与道德的高层次反映。保罗·高更是不是伟大的人?肯定不是，他只是平凡人群里面之最平凡的一员而已，决不是伟大的人，但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应该能被很多人接受。

　　一个人要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除非天生的信仰在纠缠他，抑或是环境的逼迫性作用，使你除了走这条路以外，别无他求，否则，很难将一个原本就生活在受人尊重的幸福家庭里的人，游离到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的荒岛上去，尝试人生的另一种滋味。和保罗·高更同为世界三大印象派画家之一的文森特·梵高，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经历了饥饿、流浪、失业、抑郁、精神失常、求爱失败，几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渴望成功，渴望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接纳像他这样卑微的人。但是，由于家庭的贫困，人脉关系的缺乏，加上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梵高陷于贫困的泥潭里无法自拔，他越是挣扎，结果就陷得越深。他值得同情他的成功(尽管是在逝世多年后)，能够被世代的人们加以传唱。相比梵高，保罗·高更则几乎是个不能被世人理解的怪胎，放着好端端的生活不去享受，搁着疼他爱他的妻子不去理睬，甘愿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去了一片荒岛。如果某个艺术家再伟大，他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同寻常了;不料，高更却几乎以自己的生命，来论证艺术的崇高和无可代替性。他选择了死在那里，直到他身患麻疹后，他也没有在尚有知觉的情况下，想到返回巴黎去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对这活生生的亲情，已经感到厌烦了。九十年代他曾经回到巴黎，在艺术界尚未对印象派盖棺定论的情况下，他仍然想着能举办一次成功的个人画展，然而，这种愿望却没有得到实现。在同行和朋友们冷淡的目光中，他灰溜溜地飞回了他的塔希提，也许就在那个时刻，他下定了决心，要让自己扎根在那里。

　　他不想别人理解他，他也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就像在画板面前工作的这二十年里(从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他的物质生活从来没有达到使别人羡慕的地步——尽管他对这些毫不在乎，甚至他将奢侈的物质，看作是对道德和精神的腐蚀品。我能肯定，当画家最初做出辞职的决定时，他的内心一定受过可怕的煎熬;甚至他会在心里一遍遍地咒骂自己是个傻子，他会一次次地对自己的过激行为，和那种抛弃家庭的不负责任产生质疑，进而规劝自己放弃那种“肮脏的想法”，然而，事实证明还是无效。伟大而暧昧的感召力啊，连弗洛伊德专家也欲罢不能。画家从不想证明什么，他仅仅是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做自己喜欢，并且也力所能及地做好的那份事儿。至于别人对他的谴责，他觉得人活一世，就那么区区几十年，没必要介意得太多。世界上的道路有千万条，你只能走自己爱走的那条路，无怨无悔。

　　保罗·高更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传奇，即便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出第二个像他这么特立独行的模范。但是，在我们的身边，不被亲友、同事或是父母理解的人，还是大大地存在。据央视新闻的报导，有一个家境殷实、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大学毕业后，原本在本地一所较有声望的小学里教书。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她和自己的同事们一起，去四川省藏族地区某个偏远的山区小学支教。当时她也很不情愿，怕自己吃不了那种苦，会挺不过来，可是，为了能完成学校的任务，早点评上职称，她还是咬咬牙迫使自己答应了。然而，等火车真正把一群年轻人拉到那个地方时，她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学校只有巴掌那么大小，校舍残缺破旧，好几个年级拼在一个班授课。远远望去，学校坐落在山坳的最里面，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户人家，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出村的山路像条带子似的，弯弯曲曲盘旋在山坡的外壁，无法通车，要到镇上或邻村，只能靠徒步行走。学校里的娃娃，一个个面黄肌瘦，皮肤也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一看就是极度缺乏营养的样子，令这群城里来的年轻人，不禁心疼起来。三年时间过去了，当初一起过来支教的年轻老师都走了，没有一个能在那种极度贫困的地区煎熬下来的。惟独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决定留在这里，陪伴这群山里娃娃，学习下去。当随同采访的记者问起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些，是什么力量驱使她，坚强地把自己的一生留在这里时，这位上海姑娘答道：“是一种被人需要的感觉，这种强烈的感觉，使我的意志发生了动摇。”接着她继续向记者讲道：“在上海那种人才济济的大都市，不管我的工作多么努力，在领导眼中，我都仅仅是一个配角，可有可无。但是，在这个穷乡僻壤，我却有一种被他人需要的感觉，好像只要我一天不去教书，校长就会急得团团转，拿那群求知若渴的娃娃束手无策。”我相信这些话，肯定是那位姑娘的真心告白，决没有虚伪做作的可能;她所反映的情况，完全符合心理学上预测的，人的动机倾向。

　　我不知道一百年前的保罗·高更，在踏上塔希提岛的那天，心里是否产生过剧烈的震动，他为自己后半生选择的道路，是否有天会突然间后悔。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了创作高尚的艺术作品，为了提取勃然喷发的灵感，拿自己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做代价，确实可歌可泣。他愤然抛下妻子与家庭而不顾，漠然对待亲情、爱情和友情，这点又暴露出了他人性中的自私本能，的确不值得提倡。诚然，就像我之前申明的观点一样，高更只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决不是伟大的男人，更谈不上伟大的父亲。每个人都具有多面性，伟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海明威一生和五个女人结婚;莫泊桑在交际场里风流成性，却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牵手终生;巴尔扎克直到逝世的前一天，还没有还清身前欠下的巨额债款——谁能说，伟大的人不就是从平凡中产生的呢?

　　保罗·高更辞世了，他的灵魂却寄居在塔希提岛的某个女人心里，永远永远地闪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