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直接与“命运”相遭遇

到目前为止，我们历叙了山岳在传统文化中几个最为重要的作用：原始信仰的源头，佛、道等宗教的基地，儒学开展的场所，道德隐逸的园地，祖先丘垅的处所。——山在传统文化的构成中所起的奠基性、命脉性的作用，已是粗略可见了。可以认为，如果离开山，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结构自己的系统，正如离开奥林匹斯山希腊文化就无法结构自己的系统一样。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何以传统文化之下的中国人，对于山岳，不特表现出最高的理智上的文化认同，而且在情感上一气贯注，结成一个解不开的山岳文化情结，每当感情激荡的时候，便全身心地投入大山的怀抱，在那里，他们体会到了人世间最高的美，一种直接与造化追一的美；在那里，他们总是不需要任何过渡而直接地联想到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故乡故国，这种乡思与邦国之思使他们热血奔涌，慷慨不已；在那里，他们情不能已，而不可阻挡地想恋爱；在那里，他们真正面对面地直接与“命运”相遭遇，在命运的无奈里，他们领会到了人之为人那深不可测的怅惘和深不可测的美……

86、寄慨于整体

也许让人感到奇怪，传统文化最尚“登临”，当将一个人暂时置于群体之外、因而最适于自我关怀和关照的时候，这时候，即景生情，所发生的无非限感慨，恰恰不是关于自我的，而是关于群体的，即不是自我关怀和关照，而是一种群体关怀和关照。这样的一种“家国情结”，已深入中国文化的肌骨，深入在此一文化之下每一个中国人的肌骨，成为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最为基本的“性格”，不可动摇。

由此引出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抒情方式：绝不抒纯粹的一己之情，那将是琐屑的，卑微的，是注定不能成气候的；而要抒群体之情，感家国之慨，叹历史命运之息，那才是真正高迈的情感，真正浩荡的感慨，真正悠深的叹息，才具有斤两，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不朽的价值。总之，个人情感一定要升华到“道”的高度，方才为经天贯日、万古不朽之情怀。

87、国家不幸诗家幸

“安史之乱”中的杜甫，个人命运凄惨到了极点，敝衣旧帽，惶惶流徙，几乎就与乞者差不多了，而他提笔命诗的时候，劈头两句却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最为惨痛的不在我身，而在家国，在山河。从而对山河家国的悲慨，也便成为最高的悲慨，只是在这一总的情感结构中，个人的一己之遭遇才得到定位，而获得“意义”和“说明”。结果，个人之情，与山河之情，便汇合而一，合为一个整体，成为千古不朽的一种“抒情”。

《世说新语•言语》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至新亭，借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叹息之武城侯周顗，流泪之众人，及愀然变色之丞相王导，三方的基础情感其实是同一回事：为山河变色而伤而悲而感泣；而却独王导之情拔地而起，横空出世，成为一种真正高情——为什么？因为他抒发的不是一己个体之情，而是家国整体之情。而这短短一段三十余白描文字，也便成为至文，多少世代以来，拨动了不知多少中国人的心弦，从一千五百年前直传诵到今天。

李白曾赞庾信说：“清新庾开府”。杜甫则更欣赏亡国以后、身经乱离的庾信，说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身当南梁朝之时，身心俱爽，自然有一种纯真清新的可爱；而当他的梁朝被西魏灭掉，他自己身陷“异邦”以后，那刻骨的亡国之痛便与自己的离乡之苦凝为一体，既每时每刻在吞噬着自己的心灵，使自己感到痛不欲生，发而为文，也以其极大的力量，震撼每一个后人。请读他的《枯对赋》：“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漓血。”《小园赋》：“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沉痛至极，几至于泣血，如何能不打动杜甫、打动每一位读者！

在此，山河成为家国的直接象征，进入文化系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意识形式，渗入文化人的心底，成为他们的基本情感形式，而每当登山临海之际，这种意识及情感，便油然从心底升起，成为一种最能打动自己也打动别人的意识和情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言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满于山、溢于海的情和意，其中最根本的，也就是关于家国的情和意。

如此情意，在国破家亡之际，在登山临海之时，也便得到爆发性的呈示。庾信是一例，杜甫是一例，其他例子多得数不清，从古至今，无不如此。再看失去中原以后的南宋人，他们惨凄悲号，所号痛者，也就在山河家国这一物。

请读辛弃疾——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木兰花慢》：“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

《水龙吟》：“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念奴娇》：“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

再读陆游——

《双头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

《诉衷情》：“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无不是满纸山水，满腹悲愤，满腔血泪！每提到山，必思到国，每念及国，必想到山，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及情感格式或程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不改的心理公式。

88、家国化身为山河

于是，我们就理解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何以一致被公认为好，那只不过是因了：李煜在创作这些词时，造出了宽广的“情意转换”的可能性，因而无论什么读者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早已将作者的感受转换成为欣赏者自己的感受，将作者的悲慨伤痛转换为欣赏者自己的悲慨伤痛，就仿佛欣赏者自己早就郁积于胸不吐不快、却又没有吐出来的心曲在先地由后主讲出来了，尽管明明后主讲的是他自己个人的一己之情意。

那么，这样的“转换”是如何可能、进而如何实现的？那就是，利用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意识转换形式”：山河等于家国，家国等于山河。于是而——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后主的亡国之痛早已点点滴滴化入广袤山河、一木一石之中，而这些却又是所有读者所共有的，于是乎，后主的悲恨也就转化为读者的悲恨。“转换”就是这样发生的。愈是私人的，愈成为普遍的。

对于异代的读者来说，也许与庾信的、周顗的、以及杜甫的、李煜的、辛弃疾并陆游的亡国之痛失去了直接性的关联，然而，亡国事过境迁，山河却依然存在，无形无迹、既往的兴亡事，也便通过转换而潜存于有形有迹的山河之中，亘古不变地昭示着每一代的“当代人”，最终成为所有时代的中国人最能触动心弦、受到震撼的一个万古不变的主题，而几乎到了见山必生家国之感、登临发兴废之慨的地步。

传统说诗，讲到诗境时，总是最推重“雄浑”，如五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雄浑”列为第一品。那么，若问怎么样就算是雄浑了呢？首先当然是要有一种博大的气象，而：写山川则横绝视空，讲家国则气贯古今，一句话，其内在核心，不变地集中在“群体”这一焦点上；否则，只就一己之得失喁喁唧唧，在读者心中无法发生“转换”，句语再精，只是小道。

89、伤今吊古

由于传统文化意识关注的中心点在群体，在家国，又由于作为“家国”之物象的“山川”长存不灭，因而使得身在此文化中的中国人，特别具有浓重的“历史感”，几乎成为一种不改的文化情结：每当登临，不特油然而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当时的家国状况，而且由此无限伸展了开去，贯通古今，想到既往那一幕幕动人心扉的历史，思古之幽情勃然而生，吊古伤今，情不能胜了。怀古的情境，成为传统诗文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最为引人入胜的一种情境。

清人赵翼有诗谓：“国家不幸诗家兴，咏到兴亡句愈工。”那是因为，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于此，因而诗家（包括作诗家与读诗家双方）也于此处最为敏感的缘故。世界广大，时刻在流变，而最能感动人心的兴亡母题却恒久不改。

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有句曰：“六朝文物连草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站在开元寺的水阁上，当他远眺城外秀丽的敬亭山色，耳听宛溪那潺湲的水声时，这时在他心中所泛起的感情，不在山水之间，却是想到了六朝的兴亡；而山色水声也便化作了数百年前古人的歌声和哭声，使他激动不已。

这一点，对于沦丧中原的南宋人来说，来得就更为强烈。辛弃疾词曰：“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王琪词曰：“兴废事，千古一沾襟。……行客莫登临。”（《望江南》）情感的全部力量都凝缩于“兴亡”一事之中，而于登临之际，全面爆裂释放，既轰击作者自己，也轰击当时并后世无数的读者，而使中国人，无论今古，都仿佛具有了一种“时空意识转换”的本能——将空间的山体转换为时间的流程，最后，将自己全部的情感淹没于这一历时展开的“流程”之中，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抛洒下自己那伤感的热泪。

90、山河化身为历史

有形的山河，不特为无形的“家国”的物象化身，同时并成为一个民族无数世代的历史的化身，成为这个民族既往全部文明及文化历史的物象化身；而关注的目光，也就不限于一朝一代，而是从古到今，直通于无限的未来。

因而也就毫不奇怪，中唐诗人刘禹锡的怀古诗，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在中国人群中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

《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东面的长江边上，山锁江流，形势险要，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命益州刺史王浚，从四川出发，率巨舰浩浩荡荡顺江东下，讨伐东吴。东吴孙皓，原指望凭长江天险进行守御，在江中暗置大铁锥，以铁链横锁江面，欲阻止晋军舰队的东进。而王浚以大筏数十冲击撞去铁锥，燃火炬烧断铁链，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直取金陵。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好“备亡国之礼”，前往王浚营中投降。一个当年由孙家英雄先辈轰轰烈烈开创、历传数十年的国家，就这样眨眼之间灭亡了。

数百年后，当诗人再一次登上西塞山的时候，历史虽然早已成为往事，沉痛之情却并没有消失，而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变得更为深沉了。是的，一姓一朝之兴亡固然已成陈迹，当时败亡者并胜利者今日一道都不存在了，但那收贮历史的山川，一个永恒的“容器”，却面目不改，依旧巍峨，依旧滔滔。在这一“容器”中，将英雄与可怜虫一拨又一拨收贮，一拨又一拨全数埋葬，全不留情。则这容器——这山川，岂不是一个搬演兴亡的迷阵，一个舞台？有血有肉、有肝有胆、自以为身荷道义、道与天齐、心与日月共明的“人”，却原来只不过是一群群转瞬即逝、为山川所驱动的蚁兵蚁将，不值一提，这岂不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泄气伤心的一件事？而不管你如何伤心泄气，山自巍峨，水自滔滔，容器依旧是容器，那是仙女手中的花篮，不断有鲜花盛进去，而后又被抛撒出去，任其枯委，化作泥土，接着再盛再抛；那是圣母手中的净瓶，不断有水盛入其中，抛洒出去，任其干涸，化作空气，接着再盛再洒。

这就是“历史”。“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越过女墙来。”（《石头城》）故国在哪里？故国在泥土中，在孤寂的山影里，在冷艳的月色里。无处寻觅，却又无处不在，在绝对超越于人的自然中。一如逢春之草木，欣欣向荣于今日，也注定要化入土中去，今人成为故人，今国成为故国，而像幽灵一般，溶入那空漠的潮声中，孤冷的山影中，冷艳的月色中，一任后人站在山上，站在水边，站在飞霜泻玉的月下，用心灵的鼻子嗅出那曾经有过的存在，凭吊感慨。这就是“历史”。

因此，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作为死的骸骨存在于纸面上的“四书五经”、“二十五史”之中，更是活的精灵存在于巍峨的山影里，滔滔的水声中。动态早已化作静态，历时化为共时，而蕴含于广大无边的自然中。在人被自然化了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早已分不出二者清晰可辨的界限。这也就是当年桓温摸着大树痛哭的原因，在他的心底里，抚摸大树，正就是抚摸历史，抚摸自己！

由于历时化为共时，动态历史流程凝固为静态的自然景观，于是，在历史展开的每一即时时刻，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都在自然中实现着汇合，进行着对话。使每一代的“当代人”特别真切地感受到，那存在于他身边、伸手可触的历史，感受到甚至比现实的事件更为强烈的历史的兴亡更替，悲欢离合，用不着刻意追求，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浸渍其里。显然，既然历史与现实共存于同一文化场中，那经过一段时间间隔之后，经由历史的筛子筛除过后剩下的事件，比起纷纭于身边、毫无头绪的现实事件来，无疑更具有动人的魅力，倒显得更典型、更真切了。既往成为真实，而身边的现实反倒像是梦幻。

结果，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文化意识的展开，便成为一个不断回溯的过程，一个不断与古人交流的过程，而历史理性得到超常的发育、发挥，现实理性反而受到抑制；历史情感得到超常的培育，现实情感反而失去独立的品格，常常是——后者只有借助于前者方得以完整地呈示，尽情地渲泻。而一个事件的感性形态，最鲜活的存在，也就常常不在当时的直接感受中，却在后代的回味反思中。“伤悼文学”，便也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学，从古一直伸展至今，格外能打动人心，产生了一整个系列的著名作品，以及围绕作品诞生而产生的文学典故——关于事件的事件，滚动展开，愈铺愈大，愈织愈密，构成中国文化深层意识中一股思古的洪流，长流不绝。试拈出一例——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之一，他的伟大，由一系列的因素构成，如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人格，千回不改的爱国志节，以及他那浩浩荡荡的天才作品。楚国有眼无珠，没能用他。他眼看着日益衰败下去的祖国，心痛如焚，几乎到了哀号泣血的地步。最后，郢都被秦国攻陷，他也就再无生理，写了悼楚国的诗篇，自沉汨罗，以身殉国了。

屈原作《哀郢》悼楚。一百年后，贾谊由朝廷被谪往长沙，路经湘水时写下《吊屈原》：“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贾谊的政治遭遇及盖世才华，与屈原十分相似。而到了晚唐，李商隐复吊贾谊，写下《贾生》、《安定城楼》，“贾生年少虚垂涕”，为当年贾谊之垂涕而垂涕。而一生困顿的李商隐，再成为伤悼的对象，在他身后，崔珏作《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

古人虽早已逝去，但他们的身影却并没有离去，就存在于与自己身体相接的山水大地一草一木之中；比起现实中那与自己朝夕周旋、利害密切的人来，那只有幅射而没有恩怨的古人，离自己不是更远，倒是更近了，更有资格被托为知己，不离不弃，总是萦萦于脑际。一当登山临水之际，踏上那古人曾经踏过的土地，便禁不住情愫暴满，长啸倾诉。在此倾诉中，悼古与伤今，混融为一，再分不清其中的界限，一时间，古人成了自己，自己成了古人，古今也便合为一体，一并凝固在当下的山水中，那山光水态，鸟影鱼踪，风花雪月，就无不一一都成为“古人——我”这一心灵合体的“化相”。于是，踏遍青山绿水，举手投足，触处皆是往事，触处皆是“历史”。观光游览的过程，实在也便成为一个访古问祖的过程，一个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游览而必作诗文，作诗文必引述传说典故，也便成为惯例；于是，山水其表，典故其里，方成为真正名胜，而引人入胜矣。

结果，在中国，是风景必造典故，而亭、碑、楼、观、墓、祠……也便逢山必建，将“历史”缩微凝固，浓缩在景观中，使游人探手可得，一入其境，便进入一个古今莫辨的文化场中，而不知今夕何夕了。

91、递进逻辑

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我”的概念——从而“我”的价值，不能由“我”本身所给出，而是要由“我”所在的“家国”予以确立和给出：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那么我才有“我”的价值，我才是“我”；否则，便堕为禽兽，禽兽是没有“我”的。全部传统教育，无非是在讲“忠臣孝子”这四个字。

这是在现代人听来最惹人厌的四个字，但在传统社会，却是维系社会的命脉所在。这是可以理解的：家族要求子弟为孝子，正为立家之本；国家要求臣子为忠臣，正为立国之本。不管你怎么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正是在不断强化这种要求的历程中走过来的，是在基于这种要求的实现而完成自身的。

而群体的集合——国家，在传统文化看来，其价值也不是由国家自身所给出的，是由“历史”所给出的。这里所谓“历史”，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意义上的历史，是指：“既往的历史”，即祖宗所曾经历的现实。每一王朝的开国第一朝，成为其后各代的评判标准，如商汤朝，周文王、武王、周公朝，汉高祖朝，唐太宗朝，宋太祖、太宗朝，明太祖、成祖朝，清顺治、康熙朝。而中华历史上所有王朝，其价值如何，有一个一致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作为理想王朝的中华“第一王朝”——尧舜禹“三代”。

所有的王朝连起来，是为历史。历史的价值，也不是由历史本身单独所给出，而是由“自然”所给出。那就是说，自来人的活动，从古到今，努力呀奋斗呀改进呀，一步一步，其结果如何呢？是越来越接近于自然之德了呢，还是越来越悖离、越来越远了呢？换句话说，是越来越接近于天地之德了呢，还是相反？显然，如果判定是前者，那么就可以说，这一历史的展开是有价值的，否则反是。

第一社会——尧舜社会，之所以是最高的理想社会，就是因为它完全合于天道。以后历朝历代，所有社会都宣言，说是在向这一理想社会靠拢。不论实际现实的结果如何，总之，社会所确立的文化理想是始终没有动摇的，认定，历史的价值应由天地自然所给出。

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文化意识系统：个体在群体中——“我”在家国中，家国在历史中，历史在自然中。自然成为不可追溯的最后归源和归宿。

92、递归逻辑

递进逻辑的反推，便成为递归逻辑：我从哪里来？我从历史中来；我是谁？我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所有这一切，注定统统归入自然，化时间为空间，而凝固入自然的风物之中。浏亮的水中，流淌的是屈原的吟诵；静穆的山中，耸立的是许由的身影。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只有自然是“我”的惟一知己。

于是，在人世奔忙半生、备尝生活酸辛的李白，于天宝十二年写下《独坐敬亭山》，揭出他心底那无可奈何、却也是最真实的心曲：“众鸟归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一切表面的浮华褪去以后，只有敬亭山留下来，成为自己最后的伴侣与知音，我看敬亭，敬亭看我，永远无厌。

这大山的胸怀，就是宇宙的胸怀，只有它，绝对无私坦荡，绝不势利，永远向一切生灵，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敞开它那永远开敞着的大门，而将那些愿意投奔它的人接纳入怀，给予呵护和安慰。

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把山岳视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地，他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曲：“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永遇乐》）心儿眼儿，巴巴地望着故园，望着那最后的归路，如此情境，使多少后人为之击节喟然三叹。

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本己的“命运”也看得更清楚了：只有自然永远不会抛弃自己。“归去来兮”，也便成为古代文人万口一辞的心声——

韩愈《山石》：“……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晁补之《碧牡丹》：“罢说功名，但觉青山归晚。”

晃补之《临江仙》：“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岳飞《小重山》：“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归与！归与！”（《论语•公冶长》）孔子六十岁时在陈国时所发浩叹，成为后世历代文人学士长诵两千年不绝的一致心辞。

只要回到自然，返本归命，那就一如心儿入腔，鸟儿入巢，鱼儿入水。嘻笑歌哭，随君所适，无有不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真正的家，是在深山之中，白云深处。行也相宜，坐也相宜，卧也相宜，无不相宜。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战国时齐景公伤生命之短促，登上牛山，感慨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泪流满面，不能自持。哭得好！这是游子终于回到故园，迷儿扑到母亲的怀抱时的哭，是人自是要哭的那种本然的真诚的哭，与其说悲痛，不如说畅酣，一哭而通，岂不快哉！除了对自然母亲可作如此哭，还能对谁全然敞开心灵的大门作如此没有模样没风度的哭呢！景公哭，杜牧笑，笑得好！尘世难逢开口笑，那就菊花满头，纵情大笑吧，以笑当哭，一笑而通，岂不快哉！除了对自然母亲可作如此笑，还能对谁全然敞开心灵的大门作如此没模样没规矩的笑呢？笑即哭也，哭亦笑也。一哭一笑之后，身心与自然契合，而归入那伟大的宁静之中——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这份宁静，只能为“山中人”所独有，那是连贵如帝王也没办法得到的。

再看王维的组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芳春歇，王孙自可留。”

（《山居秋暝》）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寨》）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中》）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提出关于“意义”的提问其意义又在哪里？什么又是提问？什么是回答？什么是对话？什么是意义？——啊！那造化的神秘，那深不可测的天机，正在这伟大的宁静之中，再多说一个字也不可能了，只有凭着造化赋予你同样伟大的心灵去体会，去领略，而依稀窥得一点那伟大女神的朦胧倩影——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山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