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存亡之机，在于山势

中华文明的产生及中国文化的养成，从先天条件讲，与中国特殊的地理型态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从大的地理形势讲，西马拉雅山脉，如一道高墙，将中国与南亚、西亚大陆分割开来，在高墙那一边，形成印度文明及中西亚阿拉伯文明，在高墙的这一边，形成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

其次，在中华大陆，又有众多山系，这些山系纵向、横向交错排布，呈现出不规则网格状；每一网格，成为一完全或不完全封闭的自然区域。用语言详细描述这众多山体的分布、走向，会十分罗嗦，又难得讲明白，读者只要打开一张地图，也就一目了然。

这样的地形特点，是由其深层的地质构造造成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根据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中国地质构造图，将中国的自然区域分别列出，计有十九个（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四章）：

（1）青藏高原和丛山。

（2）新疆塔里木盆地。

（3）蒙古草原。

（4）东北平原。

（5）东北地区的东南高地。

（6）多山的山东半岛。

（7）华北平原，包括河北全省、山东西部、河南大部分和安徽北部。

（8）多山的山西高原。

（9）陕西盆地。

（10）沿青海高原山麓行进的甘肃走廊。

（11）长江下游谷地。

（12）东南沿海山地，包括浙江、福建山地和海滨半圆形山地。

（13）长江中游盆地，包括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和皖南部分地区。

（14）四川红土高原盆地。

（15）贵州高原。

（16）南方沿海半圆形高地，特别是背靠广西台地的广东省。

（17）广西台地。

（18）云南西南高地以及康藏高山区发源的河流的绝壁峡谷。

（19）康藏高山。

一般读者，没有必要对李博士这张复杂的“区域图”做细致的了解，我这里之所以加以引用，只在于要读者明白中国地理的“网格”特性，这样一种大势。

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正孕生于此高山围拢而成的诸“网格”之中；并借此网格得到保护而得以持续的保存和发展。在世界诸古老文明、文化中，独中国文明、文化数千年一系贯穿沿续至今，没有中断、改变，其基本原因实在于此。对此，中国文化自身也有清醒的认识，它坚定不移地认为：山，是生存的护墙；高墙之中，才为“家园”。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北部边疆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从来没有减轻过压力；而中国边防防守，毕竟最终还是守住了，其基本依赖也正赖此天然护墙的存在——长城绝大部分建在绵延不断的山体之上。

就国家本身而言，其政治地图的绘制，正基于国土的自然地图的绘制，政治格局以自然格局为基础。“依山临水”——为中国历代王朝实现国家控制的最基础的立国、治国之道。

当历史发生变动的时候，哪一种力量“依山临水”立脚最稳，哪一种力量也就获得主动，最终击败其他势力，而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控制全国。

至于在具体战争的实践中，那作为战争基础要件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一的地利，就更与战争的胜败有着直接的相关关系。如何利用山势地形，创造卓越成例，成为历代兵家考虑的大课题。

一句话，存亡之机，在于山势。一部轰轰烈烈的中国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把山放置在一个神圣的位置上，对其保持神圣的信仰，有着最为实际的现实考虑，还并不仅仅是因了它的美态、它的雄姿而进行的纯意识演绎。这一点，以陕西盆地表现得最为典型。

125、四关之地

陕西盆地，四面为高山所围拢，中间“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水系发达，而使得这块土地，一方面可产生出足够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战守兼备，使此种实力得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率，成为一种别的地域难以相比拟的争胜、守成的决定性的有效力量。在中国历史的前半期，先后有十一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周王朝、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这些赫赫有名的王朝，都诞生于这方神奇的盆地之中，而显示出，此自然地域，在自然经济的古代，的确有其内在的竞争优势。

陕西高地，号称“四关之地”。在四面崇山峻岭中，辟出四条出入的通道，分别由四道关门把守。这样，就使得这块盆地，一方面既得天然地势守御之利，只花少一部分的防守力量，便可确保整个盆地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与周边地区以通道相连，稳固而不封闭，进退战守，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在陕西的东部，临潼县境内，是陕西的东方门户，潼关。潼关，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地，左右两边为千仞绝壁，中间一条羊小道仅容一车一骑通过，自然天险，成为整个关中地区可靠的第一道东方锁钥。

在潼关的东方，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更有一道天险之关，函谷关，成为陕西盆地的第二道关门，真正的“东关”。其地势之险要，《战国策•秦策》这样说：“秦东有崤函之固，车不得方轨，骑不能并行。”《读史方舆纪要》这样描述：“内屏关中，外维河洛，履崤阪而戴华山，负大河而肘函谷。”

在陕西的东南部，今丹凤县东商山涧谷间，有战国秦国所置武关，为当时秦、楚、韩三国边界，也是一座险要雄关，唐人李涉《再宿武关》诗曰：“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当年秦国与楚国争雄并最终灭楚，其间多次大战事发生在这里。

在陕西西南部，今宝鸡市西南群山中的大散关，扼守秦蜀交通咽喉，成为秦地的南大门，蜀中的北大门。宋陆游的著名诗句，“铁马秋风大散关”，写的就是这里。

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为关陇地区的北方门户，汉武帝时曾出此关与匈奴作战。

这些万山丛中的险要通道——关隘，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亲证了山岳在中华文化史上至关重的作用。假若没有这些山系，或这些山系的排布是另外一种格局，则肯定无疑，中国历史乃至文化，也得成为另外一种样子。

126、周秦开国

关中是养成巨人的地方。周人就是在关中养成了巨人。于是，大开关门，东出河南，匝月之间，扫荡商朝，建立了自己的统一的大周王朝，成为中华历史上在政治制度、典章文物、宗法伦理等整体规模上为中华文化奠基的一个决定性的王朝，使得作为商后裔的孔子十分的向往，连作梦都在梦见它，奔走呼号，号召“复周”。

春秋战国三百年间，又是关中——这块土地培育出具有决胜力量、占据决胜地理位置的秦王朝，据关守险，时守时出，指东打西，席卷天下，最后将林立各国全部拖垮，一个一个吃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秦帝国虽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灭亡了，而它所确立的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模式，一劳永逸地成为中国从此永久不改的历史方向。继秦而起的汉朝，只是在表面上去除掉秦朝的一些暴虐的作法，在国家内在的政治法理及组织法理上，却全面继承了秦人的遗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从此安顿下来，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样板，在此后二千年中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这都是关中这块“风水宝地”对中国历史作出的特殊贡献。

127、萧何之功，陕西之功也

当年，秦亡之后，西楚霸王项羽怀着一腔乡巴佬式的恋乡之情，说，富贵不还乡，犹锦衣夜行，首先把自己安顿在以彭城（今徐州）为中心的东部平原上，沾沾自喜；而将他最不放心的刘邦封为汉王，封锁在幽闭的巴蜀，以为从此足可在彼偏僻闭塞之地困住刘邦这只狡狼。殊不料，巴蜀虽然偏僻，却天然与王者之地陕西为邻，一山相隔，实极易开展其王业。

果不其然，刘邦用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几乎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由汉中越过秦岭入据三秦。当这一幕发生了的时候，后来整个事件的结局，事实上已然是注定不改的了。而项羽却浑然在梦中。

粗疏的项羽没有看到，以当时情况，东部平原决无与陕西盆地争胜的内力，以前也决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要紧，不久，战争的实际进程马上就会告诉他这一点：楚汉相争，双方拼死决战，数年下来，总是在项羽的地盘上打，把河南、河北、苏、皖等地周旋了个遍，绕得项羽头晕眼花，连项羽的老根据地彭城一度也被刘邦占去。项羽总是处于救应的状态，人家是指东打西，他则是防东救西。战线一拉开，致命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战争后期，项羽因粮道被断而整体陷入被动。全局动摇。反观刘邦这一边，其后方根据地关中，四关一锁，安然无事，连个蚊子也飞不进去；在整个战争期间，未受半点扰动。结果是，就在项羽疲于奔命救防他的盘盘碗碗的同时，萧何却坐镇关中，将一应战争军需源源不断送抵前线，使得刘邦屡败屡振，最终熬过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进入反攻，战胜对手。

事毕，刘邦封功，封萧何为首功。萧何之功，陕西之功也。

刘邦的怀乡之情岂曰不重？作皇帝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又是唱，又是哭，离又返回来，不胜依依之情，至今感人。但是，他懂得本末轻重，乡情归乡情，天下形势利害至上。战事平息后，刘邦初都洛阳，齐人娄敬建议他还是把都城建于长安。刘邦问群臣，群臣大都为东部人，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足恃也。”独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崤、函，又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刘邦一点就明，点头采纳，马上实行，“即日车驾西，都长安。”（《史记•高祖本纪》）

128、聚合全国的基地

汉以后，中国分分合合，分久而合，合久而分，多少次社会解体、陷入大混乱大动荡之后，多数是通过首先在陕西盆地凝聚集结力量，最后以此为据点，收复全国，整合混乱，使中国再度获得统一。陕西成为了凝聚全国的首屈一指的核心。

为什么会是这样？究其原因，首先当归之于陕西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在这块盆地中，四面为崇山峻岭形成阻隔屏障，在通常情况下，外面极难打入进来；里面呢，只要花少量的守御力量，以逸待劳，凭险而守，就可以确保本土的安全了。这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古代，尤其显示出其所具有的决定性的基础意义。

其次，陕西盆地的面积适中，既不太大，又不太小。太大则难以控制，而且更难守御，由此更进一步去实现对全国的控制就更谈不上了，元以前的华北平原，就是这样。太小则经济力量、从而社会力量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对全国来说，无论是军事攻守还是社会控制，都难以胜任，如山西盆地，就是这样。天赐其利，陕西盆地其大小规模适中，与中古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相匹配，刚好胜任在自我控制的基础上、进而控制全国。

第三，陕西盆地土质为黄土，疏松透气，适宜于犁耕的技术条件，又有较好的保墒性，加之盆地内水系较为发达，灌溉条件优越，气候温和，所有这些合起来，使得盆地成为一天然优良农业园区；四面山岭的围拢形成天然围墙，保护“园区”内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凭着这些自然条件和当时的农耕技术，陕西盆地可以稳定地积蓄力量，到一定时候，形成对全国其他各自然区域的压倒性绝对优势，执全国之牛耳。

从历史上看，夏代时，全国人口规模还很小，因而其基地选在山西（南部），也是四山围拢的格局，但规模较陕西为小。到了商代，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加之技术的进步，狭小的山西盆地不足以予以容纳，于是山西由河南所取代，商代夏。而河南又有河南的局限：西部山地太过于狭窄，难以展开；东部平原半开阔地，又太过于广阔，有利于发展，却不利于守御，作为全国地域中心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与它相邻的西部邻居陕西盆地的力量还没有发展蓄积成势。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终于有一天，陕西盆地的力量蓄积达到一定规模，河南半开阔地的历史地位也就暂告结束（后面它还将有自己的作为），陕西取代河南，周代商。——一部中国的古代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各自然地域的发展史，两者互为表里，是完全同步的。

129、号召全国的圣地

从周代开始，陕西成为中国的地域中心。

周代，政治制度、宗法制度以及生产制度达到完备，典章文物无比丰富灿烂，一套完整严密的文化体系由此得到确立，既具有形而上的至上性，又具有形而下的操作有效性；文化与信仰紧密地融为一体，经由孔子等学界、教育界巨子的整理传播，传到后世，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和社会制度的原始武库，周文化在后世中国得到了祖源性的文化认同地位。

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发生的。神圣文化的发生地，便成为圣地，与文化一道得到人们的信仰乃至崇拜。陕西盆地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因而陕西便成为中国历史前半期中中国文化的圣地，“王权”的老家。站在关中平原上，挥手号令全国，全国俯首。从这块土地上发出的号令，就是神圣祖先发出的号令，神圣天地之神发出的号令，一句话，神圣文化发出的号令，具有不可抗拒的至上性。

陕西，必定是王都之所在，对此，全国那一地域也不要指望可与之争衡。

130、向关中集结！

汉代以后，中国陷入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在逐渐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中，先为三国，继之而晋。晋朝刚获得初步的统一，似乎很有希望，但社会碎裂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一时还难以整合为一体。很快，王朝崩坏，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北方游牧部族也加入混响，五胡十六国，天下滔滔。分裂到极点，复开始向统一回归，合为南北朝两大块。

北朝，先后曾经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这样几个阶段。北魏政权为鲜卑族少数民族政权，逐步汉化，最后与汉人基本上没有了质的差别；起初定都于山西的大同（平城），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山西盆地无法容纳，而渐次向南开展，统一中原，定都于洛阳。

洛阳，在当时的条件下，绝没有力量将长安与太原统合起来，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王朝再度分裂，分为东魏和西魏，前者以洛阳为中心，后者以长安为中心。起先，东魏似乎势力很大，对西魏形成进攻态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颠倒过来，东魏演变为北齐，西魏演变为北周，终于，长安打败洛阳，中国北方成为北周的一统天下。继而北周演变为隋，挥兵南下，一战而胜，统并南陈，中国遂告统一。

这一历史进程清楚地显示：分裂后的中国，其社会力量如何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一步一步，向陕西靠拢，在陕西集结，而由陕西盆地完成最后的统一。

隋朝一如秦朝，未遑巩固，即过分作为，在短时间内自我爆裂。李渊父子，先是在山西盆地作小规模的力量集聚，作为跳板，时机成熟后，一跃由山西跨入陕西，作全国性的力量集结，很快即收复全国，统一在大唐的旗帜之下。

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有了秦、汉、隋几朝充分的前车之鉴，唐廷得以在更高的一个经验层次上，贯彻中国文化一贯的“依山临水”、“据陕治华”的历史方针，尽可能避免既往的人为失误，终于，创出比之大汉更为辉煌的大唐文化，使得陕西的、长安的光华更为耀眼夺目。

131、渭水东流去

然而，唐朝实在是太过于辉煌了，其所创造的社会能量实在是太过于膨胀了，结果走向它的反面，由陕西盆地创造的过分膨胀的社会力量，为陕西盆地所无法容纳，适成为埋葬陕西、埋葬长安的力量，而且埋葬得是那样的彻底，一劳永逸，长安永久地退出中国中心的历史地位。

这道理很容易明白：正如当年山西盆地不足以容纳夏朝末期的社会力量、而为河南所取代一样，现在是陕西这块地域显得太狭小，不足以容纳早已过分增长了的社会力量。于是，唐朝灭亡了，随着唐朝的灭亡，陕西及其心脏长安，也跟着退出中国历史的中心地位，从此再不复返。历史不回头。

有人试着回头试试看，但均告失败。他们是唐末的黄巢和明末的李自成。黄巢在长安建大齐政权，李自成在长安建大顺，都眨眼之间即告失败。

当此社会规模已远远超出上古社会，陕西本身能积聚、储存的力量已远不能胜任担负起控制全国的重任的时候，陕西的历史中心地位也便宣告终结，它将由更开阔、更有积聚—储存潜能的地域中心所取代，那便是河南——历史回过头来二度与河南作亲密接触。“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一回与上一回完全不同，上一回，河南那过分开阔、从而难以控制，是作为其致命的缺点出现的，现在却成为可与一个更大规模社会相匹配的优点。不过，这也只是一个过渡，当社会更进一步扩大规模、连河南也显得狭小、而不相匹配了的时候，历史就只有选择一规模更大的开阔地作为其控制中心了——北京。这是后话。

132、可畏的跳板

这时，陕西与山西一样，只具有“跳板”的性质和作用。相比于社会的发展，他的规模、容量太小了，不能承当担任全国控制中心的重任，但却正适合做一块初期积蓄力量的根据地，逐渐发育，逐渐成长，虽长不成巨人，却足可长成一大小伙子，有一把足让对方凛然生畏的力气。这时候，就到了他该走出陕西盆地的时候，到了雏鸟出巢、少兽出穴的时候，到了走出盆地、扩张邻地、直至夺取全国的时候。

离开陕西到哪里去？毫不犹豫，矛头所指，直指北京，背靠燕山，西依太行，东界大海，居高临下，大气磅礴，俯视广阔的华北平原，以此为据点，决战江南，统一全国。——这便是当年李自成所走过的历史之路，只可惜由于其间意外插入关外满族人南侵这样一个变数，使李自成遭到了失败。三百年后，中国共产党由陕北起家，再走一回“陕西——山西——河北——北京”之路，获得辉煌成功！

这都是陕西作为“跳板”，所建历史性的功绩。

可以这样说，当古典社会初告终结，现代社会初始登场的二十世纪，陕西虽然不能够起到当年的唐朝统一全国的作用，没有诞生一个全国政权，但却孕育了一个全国政权。他从幕前退到了幕后，依然劲健有力，虎虎令人生畏，让后来的人深长思之。

133、三山之地

河南全境，北、西、南三面为群山环绕，东向敞开为开阔的平原，与华北平原相贯通，并成为该平原的一部分。

豫西群山，为秦岭东延余脉，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等，直至嵩山。北部为太行山南段东麓。南部有桐柏山、大别山，二山并成为华北平原的南界，将中原与江南分隔为二域。

一个几可与长安一比辉煌的都城——洛阳，就夹在西部伏牛山、外方山、北部太行山、黄河之间。

但又不同于长安。长安位在陕西盆地，基本上四面为山环抱，除几道关隘之外，北方陕北黄土山地，山间有漏气的通道，西北方通河西走廊。为把守好这些小小的漏气孔道，第一，守御好关口，这是很简单的；第二，在北部修筑长城，筑成陕西盆地的北部边墙；第三，将陇中并纳入陕西盆地的范围，一直延伸入河西走廊，在那里特置防护堡垒（如设都护）。这样一来，陕西便成为一封闭完备的独立地域单元，严密无懈。

相比之下，洛阳半开阔、或曰半封闭地，则——

其一，西部所依巨山，并不一定绝对可靠，因为来自西方陕西盆地的攻击力量，完全有可能杀出山来，直逼洛阳，造成危险。这是因为，陕豫间的界山，本为两区域所共有，却较易为陕所掌握，较难为洛阳所控制。当年秦人就是这样杀出山来，吞并了山东六国。

其二，其北部山（太行）、河（黄河），并不能形成严密可靠的界守，常易受到来自北方山西盆地或河北的割据势力的侵入，历史上山西南侵洛阳的例子发生得多了，非常容易得手，如北魏的南下。

洛阳东面，虽然完全敞开、通气，为开阔的平原，反而倒没有大的问题，这是因为，那一面的山东、安徽，虽然也有过发生爆破的先例，如唐的黄巢和明的朱元璋就是分别首先从该两地杀起来的，但却不易在该两地形成集结，从而长期占势，与洛阳对峙。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情形不讲了，在后来的历史上，该两地从来没有单独立过国，说明那里的山势地形确不具有独立自足的条件。而倒是反过来，河南以洛阳为中心，背依豫西三面环山的桶状形势，如坐在一把得劲的圈椅上，集中力量于东方一面，大出大入，吞吐挥洒，对敞开的东方大门外的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实施控制。——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是对中国的基本地域实行了控制；如果此时，陕、山二盆地也并在洛阳的掌握之中，则，北中国也便全然掌握在了洛阳的手中，统一中国，早已成为自然必然之事。

河南地处中原地，西面的陕西盆地，北面的山西盆地，及东方的华北平原，为其命脉之所在。除此之外，没有大的问题——

西南方，四川盆地，四面巨山，中土沃野，足堪自守，却极难面向北方出兵，因为他打不通四川通往陕西的难关，当年诸葛亮数次北伐，至死不成，已为成例；

正南方，两湖一域，只有当年战国楚国一度成势称雄，势力扩展到河南，但最终瓦解，不成结果，之后再未能复振；

东南江浙闽，外加岭南两广，同两湖一样，春秋时吴越曾一度称霸，与北方形成对垒之势，但也只是昙花一谢。以后，六朝及南宋，缩守一隅，说明尚有相对独立的一些基本条件，却无论如何没有北进的力量，这样的先例从未发生过。而自守，实不过等待别人前来收拾自己，只是个时间问题，六朝及南宋都是这样的结局。

134、洛阳的核心问题在掌握秦晋

洛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山、陕盆地可靠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洛阳成为洛阳的充分必要条件，不然，它就只是一普通的地方而已，不值得一说。

商周之际，周人立足陕西，商人立足河南。至周文王，西征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消除后顾之忧后，继而渡河东征山西（南部）。一俟将山西拿下，这时，河南的商人其灭亡的结局，已是注定了的必然之事。这结局，到了周武王手里，水到渠成，轻俏实现。这是陕、山联合征服河南的典型案例。

周武王一定对秦、晋、豫这种三角战略关系研究得十分透彻了，明白，以西制东，以北制南，如顺水行舟，最易得手，反之则是逆水行舟，很难措手。于是，周灭商后，其国都仍定在陕西，文王都丰，武王都镐。至成王时，周公为了方便控制东方，营建成周，将洛阳定为东都。这样，洛阳背依西都以自固，立足东都控制整个中原及东方各地域，伸缩进退，全在掌握之中，立定不败之势。

对于周朝来说，不怕东都有危，单怕西都不稳。东都有事，由西都出兵平东都，是不成问题的，这也就是当年周人灭商的那个过程；而西都一旦有事，东都却势难以东逆西。

不幸这件事到底还是发生了。祸源来自西北的犬戎，从背后杀出，直指西都，周幽王殒命。西都陷落，整个大周朝的根本动摇。周人没有办法，只好“平王东迁”，继位的周平王迁出陕西盆地，迁都洛阳，以避犬戎锐势。西周演为东周，周王朝衰落的大幕由此拉开。

周王朝失去了陕西，便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之地，如被拔起根的大树，成为一支没有依据的孤弱势力。而崛起于陕西的秦人，后来居上，取代当年周人的位置，灭周，灭列国，再一次重演陕西征服河南的历史。

历史尚没有进展到那一步——没有进展到该到洛阳风光耀眼的那个时刻，他只有接受事实，接受屈辱。

之后，长安更为显赫，西汉王朝将立足陕西控制全国的史剧演到淋漓尽致。这时，洛阳依然一副寄人篱下的可怜模样，面对身旁的高大秦岭，他依然是一个无以自立的小孩，逡巡于大人膝下，扯着大人的衣角，彷徨无主。

135、光荣与考验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朝，在其红日高照之下的二百年间，中国的精神及制度得到烘干定型，这是其一；第二，西汉创出更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人口与经济为其中主要两项指标），较之以前的商周，可说是发生了一个质的跃迁。那社会规模的巨大，仅由武帝时对匈奴人发动的汹涌浩荡、超过百万人规模的多次巨战，就可以看出。

这确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他所能集结的社会力量是骇人的。这庞大社会规模、社会力量，正是在陕西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现在，这力量返过来要向陕西发出挑战了，问他：“你把握得了吗？”陕西开始有些感到惶恐了，他感到了驾驭如此江海般汹涌力量的艰难，第一次觉得他有些力不从心了。

历史决不中途调整自己的进程，他总是将一个阶段性的进程一口气走到底，走到尽头，然后再开始下一期进程。——我们看到，这对西汉王朝来说，即意味着：社会力量及社会规模不停歇地日益增长，总有一天，将超出长安的把握能力，而将创造他的母体无情地踏翻在地。这正犹如驯兽者将小老虎从小养大，回头为长大了的老虎吃掉一样。

老虎长大了怎么办？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更换驯兽师，请来更高一级的驯兽师予以更高一级的驯化。社会规模已发展到了为陕西难以掌握的地步，陕西只有让位。

洛阳的历史性机会来了！

西汉灭亡后，东汉定都于洛阳。洛阳，北依邙山，南屏双峰对峙的伊阙（即龙门），就战术性的守御而言，他是远远不够理想的；而就战略性的开合而言，他却较之长安有更大的潜在的伸展余地。他背西向东，可以将他的风筝远投到东方广阔的华北平原上空、江汉平原上空，将中国最富庶的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一网兜住，打入囊中——那并不难。于是，他不止在量上，而且在质上，在更高一个能量级上，远远超过了陕西。相比之下，这时的陕西，却显得只具有“地方”的性质了——不过是西北一重镇而已。

历史要求地域间力量的平衡，正像人挑水一样。这也就是说，当西汉时，中国东部、东南部还不够发展、分量不足的时候，陕西是全国的“几何中点”；到了东汉，东部、东南部的分量加大了，“几何中点”当然需要由西向东移位，从而要求洛阳站出来，以东方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为一头，传统西部、西北为一头，一肩挑起来，掌握全国。洛阳于是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又演出一个二百年的历史活剧，足成两汉的全部辉煌。

但是，这却远远不是结局；毋宁说只是一个开头，一个真正对洛阳在历史进程中其核心作用究竟如何的考验。

考验来自东、西两面。

东方首先发难：号称百万的黄巾军，在山东、河北一带骤然集结，汹涌而来。黄巾农民军被荡平后，洛阳已是一片混乱，不得不向西方求援。董卓的西北军“应召”入京——这一下历害，洛阳绝难应对了。洛阳失去了最后一丝控制的能力，成了一位中风瘫痪的病人。国家完全失控，陷入空前的大混乱，天下分崩离析，一如瓷盘摔到了青石上，摔成粉碎。

其后，经过极艰难的复原，洛阳将北方中国慢慢收拢归一；而刘汉王朝也演为曹魏王朝，光耀千古的大汉不存在了。

接下来的进程依然是依照中国历史一贯的逻辑开展：北方的魏、晋，抛出长网，将南方的蜀、吴，分两次一一兜回，北方征服南方，全国再度统一在洛阳旗帜之下。

136、洛阳扁担两头挑

洛阳算是经受住了考验，但也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不幸的是，这得来不易的圆满并未能保持多久——这一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失误：胡汉文化大融合，统一的基础还相当脆弱，这时，晋武帝出于人性的弱点，一念之差，立了他的傻儿子司马衷为继承人，司马衷继位以后，无力控制局面，诸雄并起，猛虎出笼，天下立即大乱。来自北方诸胡部族，也趁机起兵，加入这如火如荼的混乱大合唱。洛阳左冲右突，穷于招架，最终宣告失败。晋室南渡，苟延于号称虎踞龙蟠的南京，是为东晋，以后相继演为宋、齐、梁、陈四朝，总称为南朝；把以洛阳为代表的北方留给从更北方南下的、落后的、却充满刚健活力的胡人。从此，洛阳开始了新一轮艰难的收拾局面的历程。终于，由汉化的鲜卑人政权北魏再度统一。

这统一仅仅是北方的统一。由此引出一个地域平衡的结构性的大问题是：本来，洛阳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其成立的理由是由于它位在以西北为一方与以华北、江汉平原为另一方的中间，洛阳一条扁担，挑起两边，平衡在肩，于是大局方定。而今，华东华南的南朝却并不在洛阳的挑担上，换句话说，洛阳的挑担的另一头全然空着！这样，平衡不存在了，扁担严重向一头倾斜，洛阳有再大的力气，也势难独挑西北。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北朝而言，真正的“中心”早已不在洛阳，而回移至西方的长安，迟早有一天，长安要向洛阳发起挑战，接替洛阳的“中心”位置，从而找回真正的“中心”。

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北魏被分裂，分为东魏和西魏，前者以洛阳为中心，后者以长安为中心。继而，东魏演为北齐，西魏演为北周。洛阳当然不是长安的对手，北周几乎没费大的力气，即轻取北齐。长安战胜洛阳，“中心”西调，调准至真正的中心位置。

隋代北周，挥兵南下，势如破竹，覆灭南陈，天下归一，全部归于长安的掌握之中。东汉亡三百年后，长安再度红日高升。

其时，有人并没有忘记洛阳，他们向隋文帝提出迁都洛阳的建议。文帝坚决否决了这一建议，开皇二年诏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隋书•高祖纪》）最终选择了龙首山，放弃了北邙山。

137、隋炀帝害死洛阳

隋文帝的决断并不是最后的决断。二十三年后，炀帝杨广上台伊始，即一改乃父定鼎长安的方针，提出迁都洛阳，最重要的理由是：“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隋书•炀帝纪》）他说的是不错的，社会规模早已倍增于前，国土疆域辽阔广大，而以西北一隅为控制全国的中心，华北、华东、华南一旦有事，势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难以及时应付。

大业二年，炀帝率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开往洛阳。从此，他以为，他的天下是再无什么问题了：居天下之中，四控东西南北，一面有事，三面合制之，以大约小，胜算在握，有何忧哉！

而他忘记了，占有天下，地理条件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却远不是充分条件。要具有充分的把握，尚须人事、天时两相俱宜。他开始胡折腾，兴兵兴役，规模更超过秦始皇。十数年间，把个好端端的江山折腾得面目全非，天下糜烂，民怨如火。这时，圣地洛阳也救他不下，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138、洛阳为长安的城下之寨

炀帝并未死在洛阳，他被他的属下杀死在扬州——那以妓女、明月和琼花闻名天下的中国“温柔胜地”。而就在他血溅风流于南国的时候，北国的李渊父子，却借山西盆地这块养精蓄锐含而不露的绝佳“跳板”之地，轻轻俏俏一跃跃过龙门，进入陕西，在长安举起大唐的旗帜，号令天下，天下席卷而定，中国复归于长安的光耀笼罩之下。长安这一次的辉煌是真正的辉煌，既持久，又亮丽，更超过西汉，而达致中国历史的最高峰。

唐人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将长安的风流华彩发挥到了极致，却同时并没有忘记洛阳，而将其摆在仅次于长安的重要位置，定为陪都。在武则天代唐而周的一段年代里，洛阳甚至更超过长安，成为天下第一都城。

唐人的战略方针是：立足长安以为家，东临洛阳以控制天下，长安为城，洛阳为城下之寨，城寨互为犄角之势，而将长安与洛阳——陕西盆地与河南半开阔地——两者的优势全兼利用，全兼予以充分发挥，既稳固，又开阔，既安全，又通透，开合有致，进退自如。唐之为唐，可说是“良有以也”了。

139、历史二老

由于南方的渐次开发，社会规模在大幅度地扩大，基于地域平衡的原理，国家的中心必定要越来越东移，人为的力量不可阻挡。从汉代开始，这种长安与洛阳、洛阳与长安的轮番交替换位，正反映了在历史转换关头社会的游移不定，反映了为了求得地域间的平衡，以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社会在选定中心支点时的游移不定。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社会大动荡，唐朝人总结出将长安、洛阳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创造了有唐一代的辉煌，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高的辉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长安与洛阳其潜能已然被发挥到了极致，再没有挖掘的余地。伟大的唐朝亡了，经过唐末五代又是几十年的大混乱，长安与洛阳俱告失去意义。

至宋朝，连洛阳也显得不够东了，宋人把都城选在更东的开封，位在华北平原的南中部。两宋以后，尤其是南宋近二百年集中开发南方以后，南方社会规模得到空前的扩增，达到几可与北方相抗衡的地步，这时，连开封也失去意义，社会的中心向更东一线转移，移到华北平原与江汉平原的南北中轴线上——北方的北京与南方的南京成为中国的中心。这时，长安洛阳，作为“历史二老”，只有彻底解甲归田，充当历史看客的份儿了，逍遥自逍遥，却也不免冷清，正如老退的艺星，酸酸地从旁观看年轻一代生旦们在那里斗紫争红。

如今的洛阳，只以牡丹闻名，到春来，姹紫嫣红，一片的热闹，依稀透出一丝那龙门山下当年的富贵风流。历史的主题早已不是东西之争了，而改为南北之争。好戏大戏尚在后头，洛阳老人，正不妨静静闲闲观来可也。

140、山西的作用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尤其在中古时代，山西盆地这一特殊的自然地域，有着特殊的意义。

山西位在华北中部，西邻陕盆地，以绵亘的吕梁山及黄河为界；东邻河北平原，以高大的太行山为界；南接河南，以黄河及中条山、王屋山、太行山为界；北靠内蒙古，以一系列绵亘山脉以及蜿蜒于山脊上的外长城为界。

山西四面高山大岭，是一个全封闭型的地域。境内亦复山岭交错，从南到北，为一系列串珠状盆地构成，计有：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中盆地，运城盆地，及东南部的上党盆地。每一个盆地，程度不同相对独立，盆地与盆地之间为关岭所分隔。

就这样，山西谷地凸显出其极为独特的历史作用来——

其一，山西位在陕西、河南、河北、内蒙四地之中，这四地中，陕、豫、冀自古为王畿之地，内蒙为塞外蒙古草原胡居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山西是这样一个地方，其四面都是极重要的要害之地，如果有一股势力在山西得到集结，那么，向西指向陕西，向南指向河南，向东指向河北，均指向王城，足可以对王城构成直接威胁；而向北则指向蒙古草原，控制着中原与北地之间的边防线，可以挡水，亦可以放水，更是全国安危所系的关钥所在。

其二，山西既四面为大山所封闭，中间为一系列山岭所分割，形成数个相对独立的小盆地，这种大盆地套小盆地的特殊地理形势，决定了，外部极难打入，而极有利于闭守养势，一旦蓄养成势，出奇不意释放其攻击力量，西向攻陕，南向攻豫，东向攻北京，出击既为居高临下，途路又复近捷便当，其所成后果便格外严重；而于先古威胁西都长安，中古威胁中都洛阳，近古威胁大都北京，从来不能使京城的王朝安心歇意，高枕无忧。

其三，那么说，山西根本就是一个负数了？负数的另一面是正数。山西的最大的正面价值是“屏障作用”：第一点，北屏北地蒙古草原，历来为中原边防之命脉所在，山西守得好，西、南、北三京可保无虞，相反则大患乃至大祸立至。第二点，山西为陕西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屏障，长安得山西，可以东屏华北平原，南向控制河南；北京得山西，可以西屏陕西，南向接应洛阳——这样，河北、河南、山西三地，以太行山为中心，贯通为一个圆圈形连通器，居大临小，西北甘陇及华南只有屈服；洛阳得山西，对长安而言，大则构成一种整体牵制，次则可以控制秦中势力的东出（渭水入黄口位在山西西南部），确保洛阳的安全。

141、难立王业，可成霸局

若问：山西既四面高山封闭，有如此奇绝地形地利，则何以不像长安、洛阳、北京三都那样，也成为王都之地呢？回答很简单：因为其内部地域太狭小了，难以养成、存蓄足可控制全国那样规模的力量。山西只是在上古传说时期，那时全国的社会规模尚极有限的时候，曾一度为“国家中心”所在地，传说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板（今永济），禹都安邑（今运城），此后则再未有过比较正式的大型王朝在山西建都，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

山西难建王业之基，却可反借河南、河北之势，而形成霸局，西向压倒陕西。春秋时代，晋文公所创霸业，就是如此，西邻秦国曾百般努力，无计可施，走不出困局。秦晋间几次大决战，秦国均告失败。追其原因，彼时，陕西盆地东大门崤山一带，全为晋国所控制，则秦国所赖地势之利，尽为晋国所有；晋国握有崤函，实牵定了西秦的牛鼻子，而使秦国恒处于被动之地。——这是山西制服陕西的好例。

但此种局面不会维持太长久。崤山属秦岭山系，本为陕西自然地域的一部分，迟早是要复归陕西所有的，正如荆州为吴越自然地域的一部分，迟早要归于吴越，西蜀人为强行占据必不能长久一样。

果然，晋文公身后，晋国由于地跨山西、河北（部分）、河南（部分）三省之地，内部为众多崇山峻岭所分割，交通不便，联系不畅，人力终于抵不过天势，而归于解体，韩、赵、魏三国分晋，山西作为王业基地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所谓三国分晋，实在不过是由大山两边的冀、豫分晋而已：以河北邯郸为中心的赵，分去晋国的东部，以河南开封为中心的魏分去晋国的南部，剩下韩，支离为两处——一处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一处在今山西上党盆地。

这样划分的结果，更违背自然山势的格局，一国之中，该贯通的不能贯通，却为山岭所分割；两国之间，该隔断的没有隔断，却平地相连。结果造成，韩、赵、魏三兄弟国之间，纠纷不断，先自打得不可开交，未能协调一气全力对西。

洛阳，尤其是开封，从来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在战国时代社会规模已大加扩展的情况下，山西也失去独立的品格。河南半开阔地、河北平原及山西盆地，他们的生命线惟在连成一气，方成势力，可以西向抵挡陕西盆地的压力。而此时却如此零割碎切，其最终败亡于陕西盆地之手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即使有东方大国齐国的援助，也全不济事。齐国立足于山东丘陵地带，楚国立足于荆湖地区，其山势均不成连贯体系，倘不是离陕西较远，自身的守御危机将更甚，尽管其经济实力并不弱。

战国末，秦国横扫六国，统一中华，最为典型地表明了，陕西盆地，这块地域大小适中、四边基本封闭的自然地域的全部威力。

142、跳板——刘渊反晋

晋国之后，山西永远退出了觊觎王业的可能，却在击破旧的王业、建立新的王业的历史变局中，极尽其轻骑兵出击便捷、翻江倒海之能事，发挥了最佳“历史跳板”的作用。其“规律”可简单归纳为这样几句口诀，叫：“天下但无事，山西亦无事。天下若有事，山西有大事。山西生下事，关系天下事。”

西晋“八王之乱”，中央失控，山西立即一叶知秋，动作起来。内附匈奴后裔刘渊，先在山西西部吕梁山中的离石自立为王，打出反晋的旗号；继而南下，夺取山西南中部的临汾盆地，以此为大本营，建都称帝。

其时临汾称为平阳，平阳距洛阳，直线距离不足180公理，真所谓“一箭之遥”。刘渊死，刘聪继位，以刘曜为大将，旋风般南下，占领晋都洛阳，俘晋怀帝；再一鼓作气，西入陕西，陷长安，掳新立之晋愍帝。西晋亡。

镇守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于是称帝于南京，使晋祚得以延续未绝，是为东晋；而从此偏居东南一隅，再未能回到其祖先创业并永久安息之地——洛阳（晋武帝陵在洛阳邙山）。对此，他们伤心欲绝，每每望风流泪，长吁短叹，但却全然白费。历史绝不回眸反顾。——这都是“山西”干的“好事”！

北方这一边呢，刘渊及其子孙，从山西起事，占领北方大部分地域，毁旧迅捷，建新却不济事。不久，刘渊的汉国亦复自乱分裂，分为前赵后赵，两赵混杀，石勒的后赵攻灭刘曜的前赵。石勒把当年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而他死后，他的后赵马上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其时，全国有“十六国”之多，要再过五十多年，北方才初步统一于北魏王朝；北魏道武帝之后一百八十多年，全国才统一于隋。前后混乱共计二百几十年。

——这都是山西反抗洛阳所引出的无穷后果。

143、跳板——李渊反隋

隋朝统一全国后，在谨慎的隋文帝的治理下，显出很有希望的样子。可惜，文帝死后，继任者隋炀帝太过聪明，太不能约束自己的聪明，领着全国人作太大的动作，国人不堪忍受，蠢蠢欲动，起事抗命。这时，又是山西，得风气之先，立即组织动作：李渊父子起兵太原，一扭身折向西面，入陕西盆地，占领长安，号令全国，隋灭唐兴。

这一次没有引发特久的全国混乱，追其原因，盖在于李渊毕竟不同于粗蛮如刘渊辈，他是原来隋廷的权力重臣，本就管理着一方土地，身带秩序，因而当他在一边扫荡旧朝旧势力的同时，也一边将他的新势力新秩序予以及时补填，而未出现权力真空，失序致乱，政权遂得以比较顺利地过渡。

这是山西反抗洛阳的杰作。其结果是，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最辉煌的王朝——唐朝。

144、钉子——李光弼抗安禄山

即使最好的王朝也不能永久不灭。老子的哲学：乱为治始，治为乱萌，物壮而老。（明朝人将此意思更明白表述为：大治之世，大乱之基。）这哲学，在玄宗朝——也是唐朝最鼎盛时期，得到彻底的应验。玄宗皇帝拥着爱妃杨玉环，几乎还在梦中，“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从幽燕即北京方向杀了过来。接着神速南下，攻陷东都洛阳，而集结于长安的东方大门之下，只待取长安后，一举夺取天下。

本来，以洛阳逆取长安，比之相反——长安顺取洛阳，要困难得多，唐军完全可以牢牢扼守潼关，以老敌军，待机而动；可惜玄宗皇帝心太急、太恨——他太受不了这份儿污辱，“五十年太平天子”的面子太过不去，加之不懂战略、惟会溜须拍马的外戚宰相杨国忠的蛊惑，而使他定下速战速决的决策，催促守关元帅哥舒翰速出关与叛军决战。哥舒翰不得已，勉强出战，结果一去不返，三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哥本人被俘降敌。于是，通往长安的大门潼关洞开，安禄山率得胜之师，长驱直入，占领长安，唐玄宗仓皇南奔，逃往蜀中。

陕西盆地与华北平原大部分已控在安禄山手中，以历史惯例而言，天下已基本属安了。但这时，出人意外的是，安禄山在山西遇到了最强有力的抵抗。山西紧临两京，不拿下山西，二京不稳，就不算是已有天下。于是，安禄山分别从博陵、上党、大同、范阳调重兵十万，以史思明为帅，四面进兵，会攻太原。太原守军不满万人，在守将李光弼的率领下，死守不懈，史思明用尽办法，久攻不下。

久则生变。在洛阳那一边，安禄山、安庆绪父子矛盾激化，安庆绪杀父自立，下令史思明立即撤军回守老营范阳。史思明走后，李光弼率敢死队出击，歼灭叛军围城余部万余人。

谁想得呢，山西这颗“钉子”，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使安禄山遭到致命的失败！

本来，安禄山的计划是，拿下山西后，迅速出击，“长驱取朔方、河陇”——其时玄宗之子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银川），正在那里组织新的抵抗中心，刚刚立下脚来，还没有成势。而由于叛军死活拿不下来山西，安禄山的整体计划和部署全被打乱，终于变生肘腋，安禄山被杀，一切都谈不上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史思明复杀安庆绪，史朝义再杀史思明。在这样的混杀中，如海浪一般，汹涌的叛潮，其涨也勃，其落也忽，很快就瓦解了。李唐王室万幸，总算又收拾回了自己的天下。这都是山西这块特殊的地域，四周为崇山峻岭所包围，易守难攻，在特殊时刻所立的功勋。这其中有偶然吗？有，但同时也有其必然的一面。

这是在另一意义下，山西反抗洛阳的一例。

145、钉子——后唐灭后梁

“安史之乱”后，伟大的唐朝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最终走到他的尽头。

这一次，事变的发动远在山东，由一位出身下层社会的平民知识分子黄巢领头。由于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加入，黄巢军比之当年安禄山的部队更猛，几乎在中国绕个大圆圈，由北而南，由南返北，最后攻入长安。

由于太过于流动，没有像汉刘邦那样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也由于残暴内乱，黄巢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内部最大的一部，朱温部，投降了官军，转而成为对付农民军的最可怕的劲敌。待到战事平息之后，朱温已然坐大，一翻手夺了唐朝的天下，称帝于开封，国号（后）梁。

这时，山西又不干了。先是晋王李克用与后梁对抗，连年厮杀，不分胜负；李克用死后，李存勖继位，到底灭掉后梁，建（后）唐，都洛阳。

146、跳板——后晋灭后唐

后唐称霸后，却忘记了其起家的根本——没有牢牢继续掌握山西。山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借兵契丹，南下攻陷洛阳，灭后唐，建（后）晋。

这是山西又一次反抗洛阳。只是这一次付出代价太惨重：石敬瑭为了得到借兵，不惜将传统以来中原地区的北方屏障——位于河北、山西北部一线“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尊契丹为“父”，自己为儿皇帝，年年纳贡。不特可耻，并且带来后来极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充分暴露了山西这块特殊地域其特有的“冒险”的性格——到了关键时刻可以做到不择手段。燕云十六州失，从此华北北界险要，尽握契丹手中，中原地区北方大门全部洞开，无险可守，遗祸后世无穷，宋朝的软弱，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147、跳板——后汉接后晋

后晋立，建都开封，又忘了其起家的根本，而山西于是再一次得到机会，依早有的成例，如法炮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先是坐视晋、辽间厮杀，袖手旁观，待辽兵攻陷开封、撤走后，刘率军轻轻松松开进洛阳、开封，建（后）汉，都开封。

以上事实，一方面说明山西其地域性格的“顽”，同时也说明，洛阳、开封北控山西是多么的难。

148、轻量级拳手

唐末五代，山西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梁唐晋汉周，五朝中三朝均由山西起兵攻灭，改朝换代。当此风云际会的乱世时代，山西地狭阻重，适成短时间内集结力量的最佳养势之地：关门成养，一养即就，一就即攻，攻而获克。其时，陕西早已残破不堪，难以生聚，南方及四川纷纷独立自保，所谓中央王朝，实主要在河南、河北南部及山西这么一个小范围内酝酿诞生，旋生旋灭。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只要能对付得了孤立的河南，就可以得手。而山西盆地的风头，也就出足出尽，成为乱世英雄，小范围内的轻量级拳王。

149、钉子——北汉抗北宋

后汉刘知远只作了十一个月皇帝就死了，由其侄子刘承佑继位。天友节度使郭威于河北起兵叛汉，攻入开封，灭汉立（后）周。山西又不干，刘知远的弟弟刘崇遂在太原自建北汉政权，与后周割据。

但此时情况已然全不同于前，后周政权，已将除山西外的北方诸地域全部统一，而逐步恢复生机，建立有效秩序，越来越具实力。赵匡胤代周立宋后，用赵普之策，先南后北，先征服南唐，南唐李煜君臣自缚归降；接着，回师北征。意想不到的是，远小于南唐的北汉，却反比南唐顽得远，蛮得远，顽强抵抗，誓死不屈，硬是将已基本统一全国的赵宋击败！

赵匡胤不得不撤军，回到开封后，不久就带着遗憾死去。到了太宗朝，费了绝大力气，重兵围困太原城，许以“必保始终富贵”，诚心招降，北汉方才归顺。

李世民称太原为“龙兴之地”，从隋唐至宋初的史实表明，其言不虚。这里无法安“龙”，却时常有“龙”从此起飞。北汉虽然归降宋朝，但清醒的宋太宗对“历史的经验”并没有忘记。他要彻底铲灭这里的“龙气龙脉”：毫不留情下令毁掉当年由李世民一手建成的太原城，先用火攻，“万炬皆发，官寺民舍，一日俱尽”；次用水灌，引汾河及晋祠水漫顶，而将太原城化为一片焦土、废墟。之后，故城北迁，建为一寒酸小城，将太原由府级降为州级；更将城内街道一律建作丁字街，一走一个不通，满城布“钉”，钉死“龙脉”。

这一招真的钉死了龙脉了没有不知道，只知道，在后来的宋、金争战中反使宋人自食其果。

金人兴起于大北方，灭辽后，尽有其地，其中包括当年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南下攻宋，兵分两路：东路沿河北平原南下，直趋开封；西路沿山西谷地，由南而北，直扑洛阳。河北平原，无险可守，金兵一路浩荡南下，势不可挡。山西为大盆地套小盆地的地形，小盆地之间作串珠状连结，其间为关山所分割，因而即使金人控制了最北部的大同盆地，中部的太原盆地立即自动封闭，凭险而守，自成一统，金兵依然不能平履而入。不幸的是，宋太宗迁建新太原城，太狭小了，一围就绝，绝粮绝资，守军以草料皮甲为食，城中人十死八九。苦守九个月后，太原城终于再撑不下去，失陷了。太原陷，山西失去中枢，金人顺利南下，出山西，攻入洛阳。金兵东西两路大军会合，河南尽失，宋徽、钦二宗被掳，北宋亡。

设使不是这样，山西不失，即使河南落于金人之手，而河南夹在山西与江淮之间，南北夹攻，金人在华北就很难立足，只有审时度势，挟胜而归，则宋朝尽复旧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150、入南而慵

北宋亡，赵构南渡，收拾一个小局面，是为南宋，从此注定再无作为，只有待亡一途了。虽然有岳飞等猛将苦苦挣扎，不说赵构有眼无珠杀了岳飞，即使不杀，甚至任以大用，也必不会有什么大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江淮以南的中国南方王朝，从来总是等待江淮以北的北方王朝去统一它，它没有一次胜过北方、统一北方的先例，南宋有何特异之处而可以例外？

北方有刺骨的寒风，尖利的沙尘，冻得人坐不住，只好活动，寻衅打架，没事找事。南方太温和太舒服，太适合“人居”了，不论哪个民族，入南而温，入南而文，入南而慵，“暖风熏得游人醉”，最后的结局是灭亡。这已是历史上不变的一条铁律！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南”是个相对的概念：江南比之中原是南，中原比之北地又成为了南。此“入南而慵”的规律适合于所有这些南：中原人入江南“入南而慵”，北地人入中原亦复同样“入南而慵”。前者的例子不必说了，就后者而言，多少朝多少代了，北地强胡，一拨又一拨，带着寒气，挟着风霜，一头奔入中原，不久便遭遇中原那温吞吞、粘乎乎的暖风熏袭，而失去其原有的生机，野性的力量不见了，变成与中原末世王朝一个样的厌厌无生气那种样子，最后灭亡了事。契丹人是这样，入洛阳后，变得文了，软了，慵了，接着被新崛起的金人灭掉。金人入洛，再文再软再慵，而被更新崛起的蒙古人灭掉。蒙古人灭金以后，由此直趋更南的南宋，不过探囊取物而已；不到一百年之后，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这当年马背上的猛虎，也遭到与辽、金一样的命运，朱元璋振臂一呼，将其打翻在地。其后的满清亦复如此，一个不到百万人口的小民族，神话般地征服了几万万人口的汉族中原地区，二百多年后，被养成百无用处的“八旗子弟”，以灭亡了局。

151、以大制奇

能彻底制服山西这块顽地的惟一有效办法便是“大一统”。我称为“以大制奇”。

河北、河南、陕西连作一气，将山西围在中心，这时，山西便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了。山西奇地，只能出奇制胜，却难以全面铺开，拉长战线决胜。故曰：“奇不胜大。”我们看到，在元、明大一统格局下，山西也便格外驯服，毫无动静，是模范之地。

元末，朱元璋起事于湖北，逐鹿于江淮。这时，陕、豫、冀没有动静，山西也没有动静。反而，朱元璋北取河北、山东、河南之后，最后方才移师旁取山西，这时山西对旧王朝还很忠实坚定。

152、通道——反抗北京

近古，山西更多的是作为反抗北京的“通道”而发挥作用。

明末，陕西那边有了动静，高迎祥于陕北揭竿起义，山西立即闻风而动，由王自用在山西组织联合为三十六营，与高迎祥互为呼应。

高迎祥死，李自成接过大旗，转战南北，几起几落，最后夺得陕西，在西安称帝。接着，东渡黄河，经禹门口入山西，一路北上，而在大同盆地简单一个右转弯，即经张家口、宣化，杀到北京，崇祯皇帝只好绾绳子上吊。明亡。

——这是山西响应陕西，共同反抗华北平原。

进入清朝，太平天国占领、定都南京后，第一次组织北伐，由大将吉文元、林凤翔、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其行军路线便是：由安徽入河南，由河南入山西，然后出山西（经由娘子关）入河北，直趋北京。太平天国末期，将领张宗禹，于天京陷落后，转入西北，联合回民起义，组成西捻军，于1867年12月，从陕北东渡黄河入山西，然后直入河北。清廷大震，急调大军予以围堵，方才平息。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北方各省最先响应的是山西，迅即组织部队东出娘子关，直奔北京。清廷及时集大军予以堵击，方才截住……

中国的重心，自南宋以后即渐次东移，近代以来，社会规模已大为扩展，国家重心移至近海的“北京——南京——广州”南北一线，地域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为南北间的对峙、争雄。山西逐渐退入边缘。特别由于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四山之地的山西，其在古代史中所扮演的种种角色，什么屏障、跳板、钉子、通道等等，在相当程度上多已过时了吧，自然也还不能说完全过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