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水流即心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眼中，那流淌不息的永恒之水，所流淌着的却无非是情。孔子曰：“知者乐水。”

然则所流之情一定是欢愉之情了？却又大不然，常常倒是悲情、苦情、哀情：悲逝水流年，物是人非；苦孤舟漂零，寂寞人生；哀人生无常，天道不亲。茫茫广水，汩汩永流，充溢其中者，无非愁也恨也。

那么，是孔子所言有误，智者乐水，乐从何来？却又不然。在传统文化中，所谓悲欢，全然不是两种完全分开的感情，而总是混融为一，相依相存。由此决定了：传统文化的情感方式，也便成为一种不变的定式：总是苦中出乐，乐中出苦。乐中之苦，是为大苦；而苦中出乐，则为真乐。传统文化最鄙夷浮浅，那种纯粹的苦或乐，便是此种最没有内蕴、最经不得咀嚼而了无余味的浅物。

中华民族不是浮浅的民族。中国人也不是嗜苦如甘、嗜愁为乐的苦行人群。

由是，如何从广漠无边瀚海一般的普遍哀愁中走出来，也便成为中国文化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儒释道主体三家，为此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可称之为“治水三策”即“治心三策”：

佛家主空，倡灭性断情，归于大寂，而特别为那些具有宗教秉赋的人开出一条出路：非波动浪动，实为心动；一心不动，万物成静。就在这绝对静寂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心灵最终走出苦乐轮回，而到达流水的那一边——无苦无乐、大安祥之“彼岸”。

在儒家，则苦中出乐，特别赋予那孤舟人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一种英雄入世的悲壮：在男子，那才是身为丈夫其人生所必当经历的一段烧炼与锻造的经历，当他胸怀拯民济世之伟大理想，百折不挠最终完成肩上所荷神圣使命的时候，他本身也修得其性命之正，圆成为精神所灌注的生命所特有、而仅次于神的价值。

在道家（及道教），又是一种解决的办法，既非佛家那种通过一道灭失苦乐而走出苦乐，亦非儒家那种因苦成业、因业成雄、因雄成乐；它的办法是：彻底打破“宇宙目的论”，乃至“人生目的论”，随物之化，踏一叶轻舟，弃棹自流，完全化入自然之中，以无为为为，以无心为心，无心之心适成宇宙之心，无为之为恰为自然之为，于是而与自然俱化，随波逐流，波高船高，浪落船落，再没有了“逝水之叹”，也没有了“无常之恨”，以变为恒，以无常为常，而一举超越苦乐悲喜之外，别觅得一逍遥天地，永得逍遥之妙情，是为逍遥人生。

三家三样难题妙解，各有独门，各有适应（不同境域，不同人群），互相混融，对应于自然中之水流，合为一道博大深厚之心流，载浮着每一个传统中国人，随时应变，随处应变，无不好用，而走过数不清艰难困苦，从远古走到于今，从今天走向明天。

123、命运如流水

佛家有“苦集灭道”所谓“四谛”之教，其中所谓苦者，谓指生老病死（参见《大般涅经》十二）一切烦恼，人人不可逃躲；其苦既深且广，如河如海，称为“苦河”（《大集经》十九）、“苦海”（《楞严经》四）。深得中国人之心，广为信仰。神虽外传，实同本土，影响深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一重要组成部分。查其原因，盖在于释家之言实触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痛处，拨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之弦。于是一触而发，一拨而应，得到共鸣。

若问所拨动之心弦为何者，则可一言以蔽之曰，为“命运”之心弦。命者，先天注定不改之人生成局；运者，迁徙流转之偶然机缘。生而为人，便即进入不可逆变之迁转流程之中，而生而老而病而死，由生而灭，由实而空，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便是人生不改之成局，是命定。一个蓬蓬勃勃的生命，转眼之间成枯木死灰，化入粪土尘埃；刚才还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世界，现在则已全然跟自己没有了关系。而眼看着自己无限亲之爱之之亲人爱人在病痛中奄奄而毙，化为异物，更是肝肠痛断，却没有任何解救的办法。其心中之苦，实更有胜于河海之深巨者。

那么，设问牵动此命运之纲绳者又为谁何？回答极简单：时间。是时间将少年化为白头，花朵变作枯枝；与此同时，复从陈尸枯树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再将其无情推向衰亡。如此永恒轮回不已。这命运的主宰者实在是太自信太自傲了，它知道自己的创造的力量，于是而施行起毁灭之功来，毫不犹豫，毫不怜惜！

但是，时间是什么？崇逻辑思辩之西方文化总是诉诸理智，给一种分析的解答：

时间是上帝的造物。（《圣经》）

时间是“完美的存在的本质”、“永恒的化身”，“时间仿效着永恒，它按照数的规律运动。”（柏拉图《蒂迈欧》）

时间是运动的计量。（亚里斯多德《物理学》）

时间就是“现在”——“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奥古斯丁《忏悔录》）

“时间和永恒是不同的”，“永恒是度量永恒存在的尺度，而时间是度量运动的尺度。”（阿奎那《神学大全》）

“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又可以名之为‘延续性’。”（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离了心中观念的前后相承，时间是不能被感知的。”（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

“时间并不是一种经验性观念……时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它存在于我们所直觉的基础之中。对于一般的现象，我们不能脱离它们的时间背景来考虑它们，不能把它们看成是超出时间或与时间无关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脱离现象来描述时间。因此，时间是先验地给定的。唯有在时间之中，现象的现实性才是可能的。尽管现象是可以消灭的，但时间本身，作为现象可能性的普遍条件，却是不可消灭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存在的方式。（马克思）

时间是相对的。（爱因斯坦《相对论》）

……

或为被创，或为永恒，或为经验，或为先验，或为绝对，或为相对，或为形式，或为本质，或为存在，或为现象……总而言之，在西方文化穷尽其理智分析思辩之能事，给予各种可能的解答，其宗旨只有一个，揭明一种客观事实，通过这种揭明而进入事物的本质，通过进入事物的本质而进入永恒。

中国文化全异于此，没有理智上的分析，而浑然诉之于心灵，诉之于感情，宗旨也是一个——指向人生，要揭明一种人生，找出一种“意义”，通过对“意义”的觅得而进入永恒。

那么，时间是什么？没有概念，没有范畴，没有分析推理，有的只是囫囵一个感性，一个心灵的直觉断定，曰：道法自然，日月而已，流水而已矣！

傅玄《九曲诗》：“岁暮景迈时光绝，安得长绳系日月。”

李白《拟古十二首其三》：“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

孔子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

日升月落，川流不息。——这便是时间。

而在此时间之流的永恒流转之中，人的命运是早已经注定的了，人的心灵人的感情，其苦也罢、乐也罢、苦中作乐也罢、乐极而苦也罢，是早已经注定的了。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此永恒流转、变动不居的世界及人生中，尽可能地觅得那不变的“意义”，而变中求常，人虽亡逝精神及英名却长存不朽。若问中国人为什么活着？传统中国其终极回答只就是这么一个回答。

这便是中国文化的主式：以常制变。

124、混融的人生美学

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方式及其基调也便成为，总是苦乐相伴相参。佛家认为生命万苦深如河海，却毕竟不是西方文化认为的那样一个不可改变的纯客观，相反，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作为，最终予以“解脱”，脱离苦海，走向福乐，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语出元杂剧《铁拐李》）。——是为由苦而乐，由无边之苦翻为无边之乐。

在道家道教，原本崇水崇变，老子所谓“上善若水”，在柔柔的水流之中，在不着痕迹的变化之中，静静地修持养炼，随变而变，由外丹而内丹，终于奇迹发生，金丹九转，一朝修炼得道，白日平地飞升，走出轮回，长生不死。是为大乐。只可惜，这事古来盛传，人们盛信，却未见有一个人真真实实得到这样的幸福。时间一长，人们认识到，神仙事飘渺，长生不可期，而复归于大失望。是由乐翻作苦。

儒家旨在用世，要在世上立德立言立功，既不求成佛，也不求成仙，只求流芳于世，永垂不朽。故而，在其心灵间也便有了一种至为沉重的“历史感”，挥之不去，举手投足，想到的都是“古今”，是“今之视昔亦如古之视今”，一方面受到无上的激励，同时也内含了无限的悲怆与沉痛，从而大乐与大苦混融为一，无限期待与深刻幼灭难分难解了。

而就在此苦乐人生中，浇铸出中国文化特有的“美”来，既昂扬，又凝重，格外地有分量，余味无穷，模塑出中国古典的也是经典的文学艺术其基本模式格调、韵律及境界追求，模塑出中国美学的固定框架与标准：只乐不苦，是为浮浅；只苦不乐，则枯寂无味。只有苦中出乐，乐中出苦，越嚼越混沌，至分不清是苦是乐，而超越于苦乐之外之上，方才为佳境足境，为最高之美。唐文学批评家司空图倡“味外味”诗说（见《与李生论诗书》），其前一味为苦乐之实境，后一味为超越于苦乐之外的虚境，却是心灵所当永恒追求的最高美境：禅境，神境，绝境！

儒家隆德，道家求道，佛家逐空。而三家共同崇美，不论在自然中抑或生活、艺术中，其情趣与追求，全没有例外，都一致无分歧地去追求那味外之旨、弦外之音。——可以说，这都是中国自然文化，这一共同之母液所化育、结晶，是中国人共感于“时间”、在“时间”这只造化之神面前共命运的结果，是海潮永恒翻卷、江水永恒流淌的结果。

由此绾成中国文化特有的“思情”情节，每临流水，油然而萌发，沛然而成情，不能自已；悠然中渗透着伤感，逍遥中咀嚼着无奈，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特别具有韵味的一种感伤的美，于古于今一直在浸润、发泡着中国人的心灵，想扯也扯不出来——那是一种水的线流，又如何扯得断呢？

125、思旧念远：中国人不释的心结

滚滚流水，不舍昼夜，连上接下，朝两向展开：向上游，节节回溯，直迄邈远的源头，其为既往之历史，为历代祖先开始的地方；向下游，通往一往无前之远地，直达广漠大海，此为无限伸展之未来，是无穷后代子孙接力的地方。而河水，曲折如肠，便成为连通此两端——最为牵动人心、构造人心灵的两境——的活的“通道”，睹物造思，思而成情。

思情者，一思为“思古怀旧”。往昔之世，往昔之人，往昔之情，虽已逝去，成为历史，却对我们来说仍然至关要紧：那是我们作为人之“所来处”，一如长河之所源，而最为我们人所切己关怀，被我们中国人视为心灵之知己，每当登山临水，于倦怠人生中暂得一时休闲之时刻，他们便魔术般被呼唤，顺着眼前流水，汩汩涌出，由眼底到心头，于心间排兵布阵，作深情绵绵的奏鸣，与自己对话。一时间，苦也纷纷，乐也纷纷，如万千鼓点，渊渊挝响，敲击着那可怜心扉之方寸之地，真是万慨丛聚，百感交集，不由自主要长啸，要呐喊，要跺脚，要拍水……终而至于化作无声，化为静默——相比于那涌动于心中之巨潮，那是任凭什么身体之动作、声响，都难传达此刻心中思情之万一，而显得苍白没有力量。惟有沉默。沉默，便是此时唯一的诗。

在中国文化看来，与古人对话，那是人生第一贴心的对话，不存在任何一芥之扞挌不协。

孔夫子述而不作，最为好古。当年他临水之一叹，其实并未指明所叹为任何具体的人或事，却将古今一切人一切怀旧叹逝之感慨尽纳其中。为孔子所叹者，正为时间之流本身。为时间造化之远逝不回而喟然一叹，诚亦人类所有慨叹之大者。

孔子一叹，翻出后人多少喟叹，既叹时间之不可留驻，复为先师之叹而深发浩叹，悼今伤古，思情郁然，情不能已了。翻开一部全唐诗，简直咏叹成潮！

有重叹先师之叹及叹之所叹——

李百药诗曰：“阅川已多叹，遐睇几增伤。”（《王师渡汉水经襄阳》）

刘沧诗曰：“行经阙里自堪伤，曾叹东流逝水长。”（《经曲阜城》）

有叹故人凋零者——

“溧水通吴关，逝川去未央。故人万化尽，闭骨茅山中。”（李白《自溧水道哭王炎》）

“苍然古溪上，川逝共凄其。”（皎然《同李洗马入余水溪经辛将军故城》）

“逝川嗟尔命，丘井叹吾身。”（王维《过沈居士山居哭之》）

有悼人自伤者——

“延年之道既无计，不免将身归逝水。”（吴筠《寄白龙洞刘道人》）

“逝川与流光，飘忽不可待。”（李白《古风其十一》）

“东山逐妓飞花散，北海尊随逝水空。”（李群玉《哭郴州王使君》）

有伤时叹世者——

“西沉浮世日，东往逝川波。”（于武陵《感情》）

“自古繁华能几几，逝波终日去滔滔。”（贯休《山居诗》）

“逝川前后水，浮世短长生。”（李群玉《长沙开元寺……联句》）

“英雄倾夺何纷然，一盛一衰如逝川。”（孙逖《丹阳行》）

……

一个“逝水”，引来中国文化浩浩荡荡如逝水一般不尽叹息。而既往已逝，追回无望，怅然相思，岂不成为一种苦思，徒使人倍生伤情而别无其他收获，难道说，中国文化如此喜爱揪住虚空一般的往昔不肯撒手，它是特别的喜欢自寻苦恼吗？回答是，非也，中国文化它不是在追寻往昔本身，而是在追寻一种“美”。

是的，这苦思就是一种美，一种相对于婆娑欢娱，另一种凝重沉郁、忧郁的美，更有分量，更绵长悠远、回味无穷。在中国文化看来，这是一种心灵的无限回溯，由追寻人自身所从来处所得的美，是“追寻”之魅力与“失落”之魅力两种魅力之混合，愈是失落愈是追寻，愈是追寻有力愈体会失落之真正重量。怎么能不去追寻呢？往昔，那是现在的来源，漂泊无定之心，变幼无定之人生，都是从那里来的（不然，又怎么解释），不去追寻那个源头，心灵性命就将永远无可安置，永远处于流浪无着、躁动不安的痛苦之中。追寻追寻，说到底，无非是追寻那痛苦的根源啊。

追寻往昔，它所表征的，是植根于人类精神深处那与生俱来的总是禁不住欲“回到原处”的内在生命冲动。思古念旧，是这种生命冲动的一种外在文化形式而已。

生命犹如一条弹簧，在其不断被拉开、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眼睛向前，向往着那被拉长的那个方向，希望拉得更长一些、更长一些；与此同时，弹簧的本身也日益加剧着其内在的回弹张力，拉力越大，回弹的渴望也越强烈，回弹的张力也越大，竭力挣扎着欲回到原初，回到历史的起点——“时间”的起点——那时什么也没有发生，从而解除造成后来的一切的那个“发生”，彻底解除紧张。——这是生命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所有民族都逃不出这条大规律，个体如此，群体亦复如此。

只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那“思古”情结较之于其他民族尤其更显得强烈，这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本身之长久稳定不变是有关系的。在这种文化看来，就仿佛，只有回到古代，回到原初，才最终使心灵的紧张得到彻底缓释，使社会的紧张得到彻底的缓释，而当前一切的现实问题也才随之而烟消云散。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负重感，犹如一个负重跋涉的行者，极为渴望卸下背上重负。同时它又眼望着前方。究竟是回到过去，将背上重负自然消解于无形呢？还是继续背负下去，直到前方某个站点，完成任务而后将其卸下呢？这在中国文化形成一个很严重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事实上，中国文化总是将回望的路视为前望的路的，以为，最好的向前走，根本就是向后走：社会——回到尧舜那里去；个人——回到祖先那里去。

而现实却常常显示，事实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就在中国文化按着自己设想的向前走的路与向后返回的路两条路合为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的时候，他会时常拿不定主意，在路上左顾右盼：不知道自己这样走下去是离古人更近了呢，还是更远了？是离希望更近了呢，还是更远了？

由此，思古念旧，也总是伴随着美妙的惬意与深刻的感伤，那是一种希望与害怕失望的深度混和。这样一杯混和物进到中国人嘴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明明苦涩，却愈苦愈回甘无穷，愈苦愈引人上瘾。——在这杯特殊的混和物里，那明明混和的是全部的往昔与现今，全部的往昔与未来，大美啊！虽然失望普天盖地排江倒海，但希望不也正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26、回到桃花源！

逝者永逝，河水不能回流，时间也不能倒退。

回到尧舜，回到祖先，回到原初，总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不过，却可以“拟制”于将来：就在眼前的当下，精神只要成功拟制一个“精神的乐园”，将终点移为端点，以大海反视河源，则收场也便当然成为开场，逝水反变为来水。精神在经过漫长、曲折、艰辛的旅程之后，却在终点处找到了自己原初的起点，终点与起点合为了一点，精神终于为自己觅得那永久安居，从此结束永恒漂零之命运。——这个精神的乐园就是——桃花源。

这真的有些欧洲黑格尔氏哲学的意味了。但实际并非如此。桃花源的拟制，在中国文化并非一种纯理智思维逻辑的构建，它只是一种感情的直觉。这感情就是心灵一意要回归原初，这么一个简单、持久的文化冲动。

桃花源是什么？一句话，它是远古“尧舜理想社会”在当下人的心灵中的一个投影。

由此，中国文化的思情情结，一思为“思古”，再思为“思来”，而由于桃花源的拟制，思古于是与思来重合为同一种思，远古与当下重合为同一个被思，在尧舜与桃花源的重合中最终完成了思与被思的重合。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没有定义，它只是一种纯粹的思之情。

看来陈子昂先生是有些悲观了，他登上当年燕昭王招贤的“黄金台”后，思前思后，竟然两不着落，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思的对象只是两端，第一是回看——在传统文化恰好是前看——思古，第二是前看——在传统文化是后看——思来。由于特殊的境遇，当时陈子昂本人两看两思都落空，故而他的悲伤是真正沉痛、不可救药的了。

陈子昂的悲伤与沉痛，是由于他独见山之凝固之重，而未得水之通转之灵的缘故。若是陶潜先生，弃官归民，离山而趋水，他就得大逍遥了：顺着一道溪水，曲曲折折，迤逦而行，轻轻爽爽没觉什么就抵达水之源，越源而入，境界大开，进入另一个天地，真正将诸子百家一并容纳其中的乐园，向来一直梦魂以求的尧舜园。

于是乎，向来的滞涩伤情，沉痛与绝望，一朝化为旖旎风流，无边的美乐：归欤归欤！桃花夹岸芳，溪水自在行。“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归去来辞》）水尽源出，陟登彼岸，儒家的尧舜，道家的仙源，佛家的西天，并会于此一地了。

——这当然是一个梦，却不是陶渊明一个人的梦，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想大梦。

陶渊明的渔人出武陵源，及接下来的刘晨、阮肇出天台山后，就再没有人能找到那入源的路径了。但梦还要继续地做下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在继续做这样的梦。“世界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李白梦破了，而桃源梦种早已遍撒人间，迷迷离离，有更多的人成群结队出发上路去寻梦追梦，简直赶会去似的，扎扎实实成为传统文化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仅《全唐诗》以“桃源”为诗者就百十数首不止：

有以誉地处者：“桃源迷处所，桂树可淹留。”（王绩《过东山谷口》）赞东山谷口之美。

有以誉时节者：“门开芳杜径，室距桃花源。”（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尊字》）赞三月阳春之盛。

有以誉人者：“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赞吕逸人居所清幽，德性绝尘。

有以誉己者：“殷勤嘱归客，莫话桃源人。”（刘长卿《送子婿崔真甫李穆往扬州》）以桃源中人自许，自惬自美。

有以理想自期者：“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王维《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希望脱身囚禁（当时作者被安禄山囚禁在菩提寺中），回到辋川。

有以处困境而自慰者：“重见太平身已老，桃源久住不能归。”（刘长卿《会赦后酬张主簿所问》）贬官处荒，自慰以安心。

甚而至于有以赞美游冶之乐者：“桃源洞口来否，绛节霓旌久留。”（韩偓《六言三首其三》）将妓女的华屋比作桃花源，这可说是于“大隐隐市朝，小隐隐山头”之外别加一隐，是“华隐隐青楼”了。

……

桃源，明明一梦而已，这些人何以还会那样嫦娥奔月似的前赴后继群奔蹈梦？回答是，非不知也，情不能已也。因为，它美啊！

时光如流，华年不驻。长逝不返之时间，东流不归之流水，既流淌着苦，流淌着无奈，流淌着伤情；同时也通向未来，通向美梦，流淌着欢乐，流淌着逍遥和自由，流淌着心灵的解脱。最要命的是，它不是一个人这样以为，而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以为，文化的话语语境异口同声都这么说，那么，还有什么人又能抗拒说不呢？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为道义，水为性情。摇头晃摇脑、皓首穷经的中国传统读书人，最终并未成为读书读得弱智的傻子、呆子，却既荷道义，亦解风情，既作忠臣孝子，亦放意逍遥人生，既雕琢章句，亦铺张诗文，既耽于理，亦溺于美……所有这些二重性，一言以蔽之，都是中国自然文化陶冶养成的结果，山为之塑形，水为之化性，亦驻亦流，亦固亦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27、永恒漂零

流水通变，既造化创生，无中生有，复造化毁灭，化有为无。一切都处于流变之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轮回未已。人，浮在这滔滔流变之洪涛中，不过长河之一苇，沧海之一羽，转瞬即逝。今天热热闹闹与家人朋友欢聚在堂，明天即离别上路长行，孤舟一叶，载你到山东海西天南地北。今天你拥有万有，拥有天，拥有地，拥有盛开的鲜花，滚烫的热泪，一切都是热的，捧一把土起来都散发着馥馥芬芳；明天却嘎然撒手，乘一叶轻舟，任凭时光之波，将你漂到那无何有之乡。

看过多少盛筵必散的凄凉，经历过多少生离死别的悲辛，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儿时向来听老辈人口中常说的那些无意义的话忽然有一天变得有意义了：人生如飘蓬，飘飘一浮生！——就浮在那浩瀚无涯、虚而又虚的波中，漂泊呀漂泊，漂零呀漂零，偶然之间与几个同为漂零的什么人相遇相逢，相爱相亲，共聚于同一舟中，实在那已然就是缘分，甚而是天命。于是，共同的命运把一小撮漂零者紧紧系在一起，相濡以情，相沫以心，而共期度过那漫漫寂寞人生。

然而你却错了，你注定将梦想成空！等待你的将会是生老病死离合聚散，是心心扞挌矛盾重重，是否极泰来乐极生悲。暂时的欢娱之后，依旧是永恒的孤独，无尽漂零。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承当，没有谁可以代替你“受难”。

中国传统文化以日常理性为主导，对生活、对世界从来都保持一份常识的清醒。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因为有一个至上的上帝作全能主宰和保证，一切都有一个“预定”的终极答案，足可安顿心灵。由是，中西文化虽同为信仰“命运”，而其本质的含义却完全不同：西方文化的“命运”为预定，必然，必定；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是无定，无常，无恒。唯一不变的，只有漂零。

128、孤舟人生

这种以无常为常的文化信念，铸成中国人精神深处那种特别浓重的悲剧性“孤舟意识”，每当既定的生活格局哪怕是略有变动，即立即拨动此一意识之情弦，而产生汹涌的悲情，不能自胜：伤亡伤别，自怜怜人，真正使人肝肠寸结，气滞心沉。而造成，不同于西方文化那种突然爆发、惊天动地的悲剧美，在中国，这美通常不具有爆炸性集中轰击的特征，因为它早已化整为零，恒河沙数，散布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存在更含蓄，更沉郁，更普遍，几乎每时每刻都纠缠着中国人的心，其力量更内在，更无可剥离，更莫名，更沉雄，更伤情。《罗蜜欧与朱丽叶》外在对抗而致死人，一痛之后，所有活着的人全部幡然清醒，大家一道归于获见真理的大欢喜，总不脱就事论事的特性；而杜甫的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不伤不亡，却使人泪下沾襟，连不沾边的人，也都千古同悲，为之一恸。为什么悲？因为它实在讲出的是，普天之下那所有人的孤舟人生——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窦叔向《夏夜宿表兄宅话旧》）

“赤叶黄花随野岸，青山白水映江枫。巴人夜语孤舟里，越鸟春啼万壑中。”（李端《送濮阳录事赴忠州》）

“愁心一倍长离忧，夜思千重恋旧游。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

儿童声喧，乱鸟啼春，亲友执手，故人在梦。却就是感到无可剥离的孤独！一个人命运，它只属于一个人……

129、离情似水

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人生成了一阕无尽的离别曲，离人，离境，离物，离生。今日我与人离，明日人与我离，随波逐流，漂泊无定。那一道永不停息之逝水所流淌的，满满溢溢，似乎全成为离人的眼泪。

睹流水而怀远人，睹流水远人怀故乡，睹流水而怀念永远别去的亡人，睹流水而怀念那永远逝去的年华……一睹即思，才思便痛，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情感定式，再也无法更改。

而当今日的我们，以及来日的他们，一致认定那唐人汉人周人宋人，其诗篇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所谓“魅力”，难道不正是指那文字背后的这一种流水一般绵长无尽之“中国式人情”？

睹山思安，见水念别。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文化向来守土重迁，离乡离土，离家离群，便成为一件格外沉重不释的大事，就仿佛命运被连根拔起一样的痛。江淹《别赋》斩钉截铁这样说：“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夸张吗？一点也不。

李商隐赞杜牧，说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杜司勋》）一个天才诗人，其所以天才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写出了最合乎人情的伤别之诗句。伤别，人类诸多情感中之一种情感，在此却被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高度，以至成为一种衡量艺术品质的高级标准，衡量心灵品质的高级标准，这样的情况，恐怕也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一种现象吧。

130、天地沙鸥

杜甫性格中多为儒家的用世精神，故而撇身当权士大夫核心群体之外，不得社会重用，便自然产生一种被抛到荒郊野外的被遗弃感，离群离世感，伤穷叹老，伤老叹孤，成为晚年杜甫诗歌的主调。广阔的天地自然没能够给他的心灵提供同样广阔的驰骋之所，却相反更衬托出他的渺小、可怜与孤单——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舒怀》）孤舟，而且是黑夜里的孤舟，单是想像就让人不寒而栗，更何况亲身入身其中！星月之下，这时，辽阔的平野，非其放马奔肆之地，浩荡的大江，非其挥棹放桨之场，广阔无边的天地却反而对他形成一种普天盖地、泰山压顶一般的威压，直欲将那缩在孤舟之中孤鸥一般的心灵挤向于无地！

如果说，在《登岳阳楼》中同样是以大压小，毕竟还有伤心，还有流泪：“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那么当此星垂平野、月涌大江之际，身在老病孤舟之中，是索性连眼泪也没得流了。流什么？眼前一川滚滚不尽之江水，岂不就是天地伤心，山岳悲恨，而垂下的一川清泪，滚滚不尽，哪里还用得着一病孤老叟再去添上三珠两玉呢！何况，心已物化，性同异类，谁见过沙鸥也有过流眼泪的？

131、明月碧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临水生悲的心态，并不独发生在一身多愁的杜甫身上，在天性豪放的李白也同样如此的，甚至更为张扬。请看——

《赠汪伦》：“李白乘舟欲将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滩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兴致勃发，游完桃花潭（在今安徽泾县），登上一叶孤舟，放桨挥棹，再上征程，豪宕得很，萧洒飘逸得很哪！然而此时有朋友王伦踏歌前来相送，豪兴瞬间化为离情，依依而深，依依而深，终于深入心底，深过那千尺桃花潭水；而本来一泓泳泳脉脉的韵之水，也便成为积愁蓄恨的心池，使人不胜怅惘了。不过不要紧的，挟上三分的怅惘上路，在李白（其他人也一样的，怅惘离恨非丑，乃美也），也许还更有滋味，更有一种感伤的惬意呢。

只可惜，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惆怅，《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如果说，前次桃花潭放舟，豪兴如涛，汪伦热辣辣前来相送，似乎猝然发生，而多少有些出乎李白的意外，于是而紧急应接，将小化大，为了酬谢汪伦一片真情，李白不得不慷慨陪出一大片离绪来，总使人觉得有些“故意”；那么此一回则全然不同，宴会愈来愈进入到高潮，而离情也愈来愈渗透、积满胸臆，去意徊徨，欲行不行，一再举觞，不忍住手。终于，到最后不得不行时，离情也便憋足了劲，一举喷发长注，而长过那浩荡的东流水了。

接下来，到《哭晁卿衡》，闻日本朋友孤棹返国，溺死于海上（实为误传），便更升一级，李太白直追杜子美，而无边之广水，化作无边泪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明月沉碧海，飞云尽成愁，天地失色，长悲广于瀚海，苍梧山亦摇摇晃晃、不胜悲情，更不必说人了……

132、流水挟悲，清波蓄恨

白居易《长相思》词曰：“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流水挟悲，清波蓄恨，这已然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长流不绝的恒久的人生情绪。而此种心态之所以形成，其核心之点即在于：基于农业文化，守土为亲的中国人对于迁徙流转的孤舟孤帆人生所抱有的那一份特别的恐惧，那一份特别的不堪忍受。

水，使人增智，而人生，却决不要像水一样漂漂无定。要像山那样岿然可靠，临水为美，却一定要背靠着山。无山可靠，那水就只成为愁恨的眼泪！

133、长歌当哭

不错，漂零的人生也许不是最苦难的，却一定是最伤情的，最能触发人的情绪，使之翻滚成潮，汹涌拍岸，激荡心灵。“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戚戚。”倒是真正的苦难，反而让人失语，而归于平静，没有了那么多屈折，那么地使人中心如抓，如烤如煎，欲歌欲哭，欲呼喊欲长啸。歌哭于纸上，亦舟亦水，亦水亦舟，亦渡亦帆，亦帆亦渡，反复咏叹，万人同声，千古传情——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李白《渡荆门送别》）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何处投，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醉不成欢成新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白居易《琵琶行》）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

字字句句，声声下泪，声声断肠。如此一曲曲别离诗，若翻为曲子词，由娟娟歌女婉转唱出，就不特断人之肠，并亦断人之魂了——

刘长卿《谪仙怨》：“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李煜《望江南其二》：“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明月楼。”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更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

不说了。

134、从孤舟到匹马

由唐入宋，至柳永，这孤舟漂泊人生，在艺术表现上发展到一个新高峰，“清秋、黄昏、孤舟、远道”，从此成为中国文化表现离别之情的“经典场景”，后世再也无法超越，扭来折去，出不了这样的总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