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陆战体系，陆战文化

战争是生物的影子，自从生命诞生以来，就一直与生命相伴随。

生命从来都是在漫无边际的战争的丛林中保存、发展、延续的。

植物有植物的战争，动物有动物的战争，植物与动物之间也有战争，奇妙绝伦，有时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自从有人类以来，将战争提高到自觉意识的新阶段，提高到科学的阶段，提高到哲学的阶段，而成为人类文化其整体系统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表达着此一文化系统的特性和特点。

在战争文化上，中西文化的最根本的差异，可总结为下面这样一个总的判断：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陆权国家，为此，陆权制胜成为传统中国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战争的最根本的目的，其余有关战争的一切方面，战争的意识，战争的形式，以及战争的技术，战争的艺术，战争的审美等等，都受此根本目的所领导，所制约。与此不同，西方文化，则主要以海权为立脚的根基，为此制胜海权成为此一文化的根本目的，其余有关战争的一切方面均由此制约。在这一点上，以海岛立国的日本，实与西方有许多相似之处，十九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海战以及二十世纪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其实早在明代的倭寇战争中就做了预言和预演。

中国古代战争多有水战，但这只是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洋之上的海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古代中国战争的经典《孙子兵法》，其中关于“依水立战”的论述，乃陆战总体中“依水立智、通变制胜”的一种智慧；中国历史上几次有决定性影响的“水战”，如韩信的“背水而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三国的“赤壁之战”，东晋的“淝水之战”，等等，亦复为陆战总体中倚水致胜的实例，显示：依水立战如何成为最终制胜陆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水战与陆战的相辅相成，正反映了中华大陆之上自然山水的相依相存，而“依山傍水”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借以立基的总概念，不特表现在和平立国方面，比如聚族居住繁衍生存方面，堪舆风水宗教信仰方面，并且也深深切入战争之中，成为立战制胜的一条总原则，其余的原则均隶属于此总原则，为此总原则的衍伸或变体。

这一总原则是这样的有效，这样的富于动人魅力，以至终于升华为一种活的艺术，而成为一种美。《水浒传》，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所讲的只是，人一旦与自然山水达致和谐相处的完美境地时，此时人与自然为一体，也便获具最大的、不可战胜的威力，从而成为一种最为高级的美：一种与静态的意识的美相对的动态的行为美，一种纯力量的美，一种行为效果的美。《水浒》以水名而不以山名，盖有深意存焉。

16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如同中国的基本思想初备于春秋战国一样，中国的军事思想也在此一时代初步达致完备，后来二千间不过是更进一步予以补充、引伸、完善而已。一部《孙子兵法》也就成为传统中国一以贯之的兵法经典，迄未动摇。

传统中国的军事思想，同其一般的宗教信仰及哲学思想有着一致的基本立意，那就是：在天、地、人宇宙三分法的总体框架内，精心谋求如何获得三者的最佳贯通与最大协和；如能达到这样的理想之境，则三位归为一体，既合于道，又协于美，并得于势，——将立于不败之地，战无不胜。

这样的宗教哲学思想，在中国上古时代，邈远的神话时代，就产生了。但落实于军事上，却是一个逐渐发展完备的过程。大体说，春秋之前，军事思想主于单一的“天时”思想，以为人间战争不过是在执行上帝的“天命”，只要合于天命，则战而必胜。故此关于战争的掌握，祭祀、占卜、誓告等一系列宗教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留传于后世关于三代期间一些争战的文献记载，就都是这样的。而将军队称为“师”的古老说法，也透露出那个时代巫师在军队中的至上地位。

这一情况从春秋时代开始发生变化：地理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认识，初期，在天时之次，被列为战争取胜的第二重大事项；继而，更后来居上，压过、并取代天时，成为第一事项。

第一个总结现实战争，完整提出这一思想的是齐国的孙武。他的《孙子》十三篇，其中有好几篇讲“地利”，而“天时不如地利”，不特掩为当时一代的代表性思想，亦且成为后世千百年间信从的思想。

孙武之后，至战国间孙膑，在天时、地利之次，复提出“人和”，于是中国的兵法理论，便最后获得总体性完成。其后，经过许多实战的验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一个常识性认识。

164、以火益天，以水益地

孙武对中国兵法理论的贡献不特表现在，他第一个突破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天命”理论，由“天时”扩展到“地利”，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且对“天时”、“地利”的观念，进行了具体化的研究，引入“火”与“水”元素，以火益天，以水益地，分别对天时、地利二事项予以了根本性内容拓展与充实。

《孙子》十三篇，其中专有一篇为《火攻》，有好几个篇章里研究到水。他的研究都是从实战的战术运用，一直上升到抽象的智慧运用。

战术运用有二：第一，水可以倚为作战之条件；第二，水可以用为作战之有效工具。前者在第九篇《军行》中专讲，后者在第十三篇《火攻》中专讲。

先说第一点。

《军行》曰：“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近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生后死。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这一段话讲的是四种地形，有四种处军扎营战术运用：

一、若是山谷地形，则宜背后凭山守险，前面依水草为便利。处高临下，而非居低递上。

二、若是河川地形，则宜离开河岸适当距离扎军，不要紧临河岸。这样，对岸有敌军来，可诱其半渡而击之，最为有利。“半渡而击”，已成为古代临水相战之“金律”，《孙子十家注》中注引许多战例予以说明：

战例一：“韩信杀龙且于潍水，夫槩败楚子于清发是也。”（李筌注）

战例二：“楚汉相持，项羽自击彭越，令其大司马曹咎守成皋。汉军挑战，咎涉汜水战，汉军候半渡，击大破之。”（杜牧注）

战例三：“春秋时，宋公与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何氏注）

战例四：“魏将郭淮在汉中，蜀主刘备欲渡水来攻。时诸将等议曰：众寡不敌，欲依水草为阵以拒之。淮曰：‘此则示弱，而不足以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阵，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备可破也。’既阵，备疑不敢渡。”（何氏注）

战例五：“唐武德中，薛万钧与罗艺守幽燕，窦建德卒众十万寇范阳。万钧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出斗，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贼若渡水交兵，请公精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而击之。’从之。建德渡水，万钧击破之。”（何氏注）

三、若是军行“斥泽”之地（斥泽为盐碱滩地），不得已与敌交兵，此时则须背依树木，旁依水草，与敌交战。背倚树木，以为固，实倚山为阵的衍伸；旁依水草，为便于樵汲。很明显，这仍然是“倚山临水”的原则。

四、若是军行平野，必择平旷无陷之地立军，并且要“右背高”，作到“前死后生”，即右面、后面为生地（无背后受敌之安全之地），前面、左面为杀敌之地，为死地。杜牧注曰：“‘太公曰：军必左川泽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御高，故战便于军马也。”还是倚山临水、居高临下的原则。

以上为《孙子兵法》关于驻军扎营如何利用山川地形的论述，为其“地利理论”。

水不特在地形上可为作战利用之条件，并且径可以取为作战之手段，攻战之工具。对此《孙子兵法》在最后一篇《火攻》中作了专门论述——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曹操注：“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蓄积。”意为：火可以直接消灭敌人，焚其粮草，而获取明显的战斗效果。水只是有助于断敌军行道路，分割敌军，有助于强我之势，却不能直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粮草给养。水火并用，可有效削弱敌军作战能力，最后消灭敌人。李鉴注引战例二，说：“光武之败王莽，魏武之擒吕布，皆其义也。”

165、兵形象水，随物赋形

除了以上两点，水为作战之条件、作战之工具以外，水性并可以作为一般之智慧，而进入对于战争总体之谋略之中。这一点尤其重要，更超过前两点，故《孙子》在全书较前的部分，第四篇《形篇》、第六篇《虚实篇》中，予以专门的讨论，而提出了“兵势象水”“兵形象水”的著名论断。

兵势象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胜兵若以镒求铢，败兵若以铢求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胜兵在实际取胜之前，就蓄势成雄，已然立于取胜之地，最后取胜乃题中应有之义，作战不过是作水到渠成之事。是为“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反是，为“先战而后求胜”，结果胜与不胜在未知之数。胜兵首先蓄以胜势，一如蓄水于千仞高山之上，胜算早已在握，只待时机一到，突如其来，开闸放水，而天威暴泻，成泰山压顶之势，一举胜敌，不可逆转。此为“蓄势”。

张预注曰：“水之性，避高而趋下，决之赴深溪，固湍浚而莫能量其深浅；及决而下之，则其势莫之能御。如善守者，匿形晦迹，藏于九地之下，敌莫能测其强弱，及乘虚而出，则其锋莫之能挡也。”

李筌注引实际战例：“杜预伐吴，言：兵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自解。则其义也。”

以上为“兵势象水”。再看“兵形象水”——

《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张预注曰：“虚实强弱，随敌而取胜。”

杜牧注曰：“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也。”

王皙注曰：“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有常理者，击虚是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无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势有变，则虽败卒尚复可使击胜兵，况精锐乎！”

总之一句话，用兵之道，一如运水之法，有变有常，是其灵魂。常则水性趋下，兵势击虚，为不变之常理。变则水自无形，因地以取形；兵形象水，无固定之局，因敌而变化。不论对方取什么形，我因敌之形以取形，像水一样，淹没你，裹挟你，渗透你，瓦解你，粉碎你。水的智慧，神的智慧啊！

166、出神入化，不着痕迹

《孙子》兵形象水、有变有常的战术观，明显反映的正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那种以变为常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却无非来源自中国文化的自然观，那就是，心灵尚虚，虚而又虚，直至涤除一切成见；然后随物赋形，随地而动，随天而化，在与天地同步因应变化的同时，求得天、人之间固有关系的恒定不变，这就是常。——这一点，甚至在形态学上都极为像“水”：自然无形（状），本性趋下，避实入虚，无孔不入。因为无形，所以可以取任何形状；因为自然趋下，避高就低，避实就虚，以无形入有形，则正如同《庄子》的“庖丁解牛”一般，以无间入有间，游刃有余，是无往而不胜的了。

这样一种哲学观，不过是中国文化最一般的生存观，几乎就是常识；落实到运兵上，更集中，更鲜明，而成为一种突出的中国式智慧。

相比之下，这种标志人与自然最一般关系、进入中国文化抽象层次的中国式智慧，在西方文化，则只不过仅仅具有一种实用“技术”的地位。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在讲到战争时这样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技术是一门在自然中获取的技术，它包括狩猎，它既是指制服野兽，也是指制服那些就其本性来说应该是臣服于他人却不愿屈服的人。我们应该熟悉这门技术，因为这样的战争自然是正义的。”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国文化具有“本体”地位的自然，在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那里只不过是“对象”。以自然为本体意味着人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位于自然之内，有机地适应自然，与自然相处相融达到最大限度的谐和，此时人便获具最大威力；而当其完全融入自然、融入造化之中，达到忘我之地步时，自然有多大威力他便有多大威力，是绝对不可战胜了。相反，以自然为对象，却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自然成为与人相异之“外物”，人成为与自然相异之“外物”。人为主体，自然为对象，是主体在“处理”对象，而不是对象“处理”主体。主体当然可以向对象学习，所学不论有多重要，总归不过是一种有用的技术，而不能成为主体的内在构成。这时，人的强大不可战胜完全在于人本身，除此以外，与自然无关。

这样，自然在西方文化中便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工具的生命力在于其效率，故而理所当然需要不断改进，在此内动力之驱动之下，近代、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第一个诞生。它是“有效性”的化身，野心勃勃，几乎欲与神争功。

反之，自然为本体，则本体神圣，是先天造定，不能更改的了。要予改造的只能是人自己，使人越来越靠拢接近、适应、融入自然神圣本体，也就是神，天。如此，在中国文化中，一整个系列的造就人、修炼人的特有功夫和套路，上自道德的修炼（不论儒家的道家的还是佛家的），下至体能的修炼（气功也罢、武术武艺也罢），全面的、立体的发生了，经久不歇，成为中国文化、中国人具有本体意义的终极目的。通过修炼，文化驱使人越来越靠近、达到神圣——即“参”入自然，“与天地参”。就连最形而下的匠艺者流，亦为此种文化之命意所笼罩，追求“出神入化”。什么是出神入化呢？那就是达到像水一样，无形而具万变之形，因应自然，因应人生，百变无碍，不着痕迹。对于生死对抗的战争来说，就更是这样，是为以天为师之“天兵、天师”，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人们尽可以尽情去评说这两种异质的文化之间其同异优劣。而一部近、现代的世界文明史，已然就成为一部科学技术史，用人战胜自然的铁一般事实似乎确证无疑证明了西方文化其性质走向的正确，除此以外的其他文化，以修炼人为主旨的文化，不行。但是，这一定一定只是一个极暂时的结论。人们不应忘记，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数千年，一部厚书，不过刚刚翻开头几页而已，后面的发展正长着呢，人的眼光还是要放得长些、更长些，为好。但愿不要单纯受工具性的诱惑，一味去追求“有效性”，什么也不顾了；当哪一天人类突然发现自己已然被由自己一手制造的“工具有效性”推至毁灭的边缘时，才想起中国式天人一体的古代智慧，那就恐怕是太晚了。

为此，取中西文化各自之长，而融铸一种未来的文化，既“有效”，又可避免历史进程不可逆地一口气走向灾难的某地，无法回头，应该是当下和未来的人该思考的课题，尤其，是拥有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167、历史的筛子

就在西方人在浩瀚海域中以帆船投枪为武器进行一次又一次决定邦族命运的鏊战的时候，在东方的中国，则在广袤中华大陆之上，在山河相间的无边战场上，展开一次又一次甚至更为惨烈的陆地厮杀。

欧洲的海战导致一个罗马大帝国的诞生，地中海成为了帝国的内海——用中国的大陆语言来说，是湖。中华的陆战，导致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诞生。前者在公元前30年，后者在公元前221年，比前者早91年。

然而，地中海及其他诸海究竟不是湖，帝国无法始终如一地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五百年后（公元476年），帝同解体了；至公元1453年，剩下的半壁东罗马帝国也遭陷落亡去。从此，西方诸邦陷入漫无止境的争雄之中，有陆上的战争，有海上的战争，而后者依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则大一统的帝国却日益觅得其内在的结构性的超稳定性，数千年一贯，维持下来，成为世界历史中的特例。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大地无数次弥漫起骇人的战争烽烟，而烟尘落定，现形出来的依然是不改的统一的大帝国。在广阔的帝国的疆域之中，无数江河湖泽，所谓“天堑”，并未能起到分割而至分裂帝国的作用，相反，却成为了联系中华大陆各自然地域的关键的通道性纽带，保证了帝国大一统的维持不败。如果说，这些大陆之上自然水域有时也竟然起到了阻止统一马上发生的作用，那一不过是在：助使地域加速发育成长，从而只是在发育完全之后，具有了完全掌握中华全境的能力之后，历史才将中华全域交付于它；以避免过早的统一，无力驾驭，反而会造成更为彻底的粉碎性分裂。

由此而言，中华大陆诸水系，从未成为分裂中国的自然因素，却起到了一种可称为“历史的筛子”的作用：它通过筛选，淘汰那些跨不过江面河面、无力承担中华一统的不合格的力量，而将此重任只交付于那些有此能力的合格的力量。

168、项羽过不了乌江

春秋时期，列国交兵，或以河为界，或以邻为壑借水为战，频相发生，不胜枚举。最后只有七个国家保存下来，成为下一步进行统一的前导。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统一中，必须完全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历史才可能将最后统一的重任托付于它。这一历史的使命，最后在秦国的身上获得实现。

但是，历史分明又证明：秦国虽然具有完成统一的有形的力量（政治、经济、军事），却未能加速建设一个统一的帝国所必需的无形的力量——我指的是社会心理的那种力量，即文化的力量。于是，那些有形的硬力量，虽然威猛无比，足可使世界血流成河，而却由于没有无形的软力量作为后盾，失去道义的支持，硬力量成为了赤裸裸的无道理的暴力。而且此力量愈是感到自身缺乏道义的依据，就愈是变态走形，暴虐酷烈。结果，统一的帝国，如同没有灰浆水泥粘接、径由砖石干垛起来的巨厦一样，很快就坍塌掉了。

虽然如此，如果没有替代的历史力量可以接替暴秦，那么一切仍将是白费。受伤的虎其性更猛，要彻底制它死命，需要有更威猛的力量。在这一关键的转换时刻，历史选出了项羽。

决定性的一战，是为“巨鹿之战”。秦二世三年（前207），楚军与秦军在赵地巨鹿决战。项羽率楚军，毅然渡过漳水，上岸之后，令全军“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立下拼死一战的决心。这就是所谓“破釜沉舟”，事见《史记•项羽本纪》。果然，战争打响，战士们心知没有后退的余地，退必死，而“无不一以当十”，奋勇恶斗，九战九捷，最后彻底击败秦军主力。当其时也，杀声惊天动地，烟尘蔽日，前来援楚的燕、齐诸军都吓傻了，“莫敢纵兵”，“皆从壁上观”。

这一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由反叛的力量战胜国家力量最大一次战役，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秦亡成为定局。对于项羽来说，他的跨过漳河，实在比后此136年之恺撒跨过卢比康河要更其凶险得多，也壮观得多。然而，项羽却未能成为恺撒。因为，他破旧无与伦比，建新却付诸阙如，尚不能够成为取代秦王朝的替代力量，光凭了简单的重复古制分封列国那是远远不够的。他的荣耀，只成为中天一颗流星，一滑而过。那看着不起眼的刘邦，实际却比他强大得多，早在刘邦初入关中与秦民“约法三章”的时候，就已然被历史所选定，只待续后战争的助产催生。

也许是巧合了，在接下来的楚汉战争中，其中几次决定性战役，又都是依水展开。

第一役为韩信受命攻赵。韩出井陉口，跨过绵蔓河，背水列阵。赵军望见，哈哈大笑。战斗打响，韩军一鼓而克赵军。事后人问韩信，背水列阵，明显与兵法相悖，如何还能获胜？韩信引另一条兵法答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前不久用以击秦的战法，现在被韩信转而用来战胜项羽。

此一战，奠定刘邦在战场上的胜势。从此以后，刘、韩成犄角之势，立定脚跟，牢牢箝住项羽，转被动为主动，项羽再不能随心所欲纵横天下如入无人之境，只有与刘邦媾和，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各守本土，罢战休兵。

鸿沟，为人工开凿的运河，战国魏惠王十年开通。故道在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北，又东经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汉以后改称狼汤渠，大体为南北流向。河东为项羽属地，河西为刘邦属地。

脉脉鸿沟水，无洪波，无大浪，却成为一位历史的试官，以其绝对的冷静，要在楚汉项刘间，做出选择。被选定者，中华诸水全向其开放，皆为安流通流；淘汰者，则诸流并闭，成为绝地死地，失败者退出历史的葬身之地。

鸿沟划界的一段休整准备之后，大决战开始，刘邦胜，项羽败，逃至乌江，未得过江而自杀身死于江前。史书上说他本可以过江的，因愧见江东父老，故而不肯过。南宋李清照女才子对这位失败的英雄格外倾心，曾有诗挽之云：“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过与不过，乌江水对于项羽来说，此时都成为一道彻骨寒流，而非温馨暖流；无论过与不过，项羽的心都在与乌江相接的当时，就彻底的死掉了。剩下的事情，只是腾出地盘，由得胜者刘邦收拾江山，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华大一统，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全都逐渐达到完备。而中国的历史，从此又找到自己的轨道，再不彷徨，不可逆地一口气豪贯到底直迄而今。

169、曹操过不了长江

楚汉相争，标志着中国西部与东部的战争。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诸水大多为由西向东流向。这与中国历史上前半程多数战争总是西部胜过东部这一历史现象暗合。

西东流向的江河把中国地域予以南北的划分，中国历史的后半程，绝大多数战争总是北方胜过南方。只有一次，朱元璋驱逐蒙元，这一次是南方胜过北方；但不久就来个靖难之役，首都也由南京迁至北京，依然是北方胜过南方。

西强于东，北强于南。若几何学家将此两条定律归纳到一起，得出的结论当然就是西北最强，东南最弱。历史的情况多次对此予以确证：西安为中国历史上最雄固之都城，而南京、杭州则是败逃、败亡之地。

如果说，东南竟然抗住了西北的进攻，那也只不过意味着，此时的西北还未充分发育成长，没有准备好来做统一的主人；意味着东南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的胜利，是在等待真正主人真正归来之前的一段代为“留守”。三国的赤壁之战及东晋的淝水战，就都是这样的。

赤壁之战前，曹操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一鼓而下，拿下荆州收编刘表原有水军，并连东吴所倚为天险之长江也与吴所共有；荡平东吴，在曹操个人讲是志在必得，在客观形势讲是大势所趋。

但是，历史却另有安排。虽然长江属陆地体系之一部分，却依然是“水域”，而不可全然视同陆地，抹杀那山水之间的品格界限，消解水之独立品格地位，将其全然化入土石之中。可惜曹操对此却心有未明，铁索连船，欲改水域为平地。他忘记了他极谙熟的孙子的教导：“兵形象水”，“以分合为变”；欲化水为土，将分合二端凝固为合之一端，能合不能分。结果是，大火烧来，连船如埠，无法分解，牵连蔓延，一船人难得逃逸，尽遭覆灭。浩荡长江，成了这些未尽解中国山水内理却狂妄自大的北方佬们的葬身之所，给侥幸活下来的人上了一堂以生死为代价的中国山水课，使他们明白，欲掌握全中国，除了要通晓以北方为代表的山的品格，亦且要通晓以南方为代表的水的品格，只有这样，才算合格。

170、西天王濬踏浪来

赤壁败后，历史整整又花了78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的充分酝酿准备，由魏入晋，先取西蜀，北方才又再一次发动征吴。这一次，从两个方向向东吴发起故击：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为陆军准备；由西向东，由水军突袭：沿着长江，从上游顺流冲击下游，将水的天然优势充分利用发挥到极致，而仿佛几乎没费什么力，就一举拿下吴国，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胜得最简捷明快的一次大战役。唐人刘禹锡用四句诗概括为：“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西塞山怀古》）

反看吴人，虽然此时朝中极为昏乱腐败，却也是做了极认真的准备：花绝大心力气力，铸作无数大铁锥，林立钉在江底，又锻造巨型铁索，横锁江面。铁锥铁索，从水面到水底，立体联为一座水中钢墙，俨然要横断长江，而阻止来自上游的任何船只通过，成为吴人倚为性命的“生死防线”。

但是，这生死防线，一如二次大战中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本身为死物，只有辅以活的军事部署才能活起来，否则将不起任何作用。马奇诺未能挡住德军，他们从比利时转个弯，简单这么一绕，便绕到了它的背后，长驱直入法国腹地，法国投降。而东吴的铁锁防线，则没费大的周折，就被晋人悉数破坏：王濬用大筏数十冲走水底铁锥，用火炬烧断水面铁索。于是，浩浩长江，复为通衢大道，直通王都。晋军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直取金陵，吴主束手归降。

这一次，痛定思痛，该着吴人自己来想想清楚他们的致命错误了，他们将当年曹操的错误几乎如出一辙地重复了一遍：都是欲将水域化为山陆，曹操是连船，吴人是锁江。连船欲化水域为平陆，锁江欲化水域为关塞，均属化通为隔，化变为滞，而忘记了，“变”之一字为运兵之灵魂，一如“流”之一字为水的灵魂一样。曹操以为，他的优势在陆军，于是臆想将水域化为旷野，好任他走马驰骋。吴人以为，敌方晋人的优势在水军，因而也臆想将水域化为关塞，以图将敌人阻在关塞之外。同样的臆想，遭致同样的失败。

从来讲，山不转水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深深植根于自然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山水有着绝异的文化品格：山以凝重，水以流动，山以隔，水以通，山以常，水以变，山以仁，水以智，山以寿，水以乐，山以天，水以地。万事万物，均在变中证道，变中成德。万物通过四季的荣枯而追随造化，人通过自身的不停息的修养修炼而成德皈道，思是学的附庸，知为行的附庸，没有例外。至于治兵运兵，就更其如此。吴人如此防守，化活为死，化变为凝，不特表明他们全不知兵，并且于中国传统亦未有深解。他们身在水乡，倒恰恰忘了他们的本色当行，看家本领，败也没败出个样子来，实在是不应该了。

171、“投鞭断水”水更流

帝国第二次的大分裂，经过如此一番大周折，总算又归于一统。长江仿佛为一道故意促进生物进化的障碍线一样：只允许那些足够强壮者跨越过去；若是眼下还不够强壮，练去！练好了再来。晋人成功跨越了天堑长江，表明：新统一的西晋王朝，应该是一个极有希望的王朝，起码不亚于前此的魏朝。事实也证明，这希望不是凭妄想，大乱之后，全国人心思定，在晋武帝的治下，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可惜，武帝千虑一失，失了根本：立了一个傻儿子惠帝为接班人，不辨寒暑，莫论人事。于是朝中立即自乱起来，女主当政，本倚为护卫皇权之干城的诸王，内部火拼，血流成河。牵动全国全面进入混乱，北方游牧五胡，趁乱加入，乐得一道相与逐鹿。一时间，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变化之快，超过了做梦。如此恶性分裂，经过一拨又一拨恶性争夺之后，终于有了点头绪：南北各自统一，分做两朝，划淮而守。中国再一次面临重新统一的局面。

马克思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总是要重复两次，头一次为喜剧，二一次为笑剧。他说对了。这一次，仿佛在重复前一次曹操那样：又是北方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浩浩荡荡向南开去，号称百万大军，“投鞭断水”，要一鼓荡平东晋。苻坚的豪迈活脱脱就是当年曹操的翻版。更为有趣的是，其战事的进程及结局也几乎一模一样：先接一小战，苻坚受挫暂退；继而关键一决，苻坚全面崩溃。

大战在淝水西岸展开。苻坚的前秦军驻淝水西岸，东晋军驻淝水东岸。两军相约在西岸进行决战，晋将谢玄要求秦军略向后退，腾出一箭之地，以便立阵。秦军打的是“半渡而击”的如意算盘，遂撤军后退。这一撤，乱了军阵，乱了军心，陷入混乱之中。晋军趁势渡水纵兵狂击，风卷残云一般，把秦军赶了个七零八落。苻坚狼狈败逃回国，为手下叛将杀死，前秦解体。

苻坚氐族游牧出身，山野骑射，骁勇无比。幸而得一能臣王猛，如后来元人之得耶律楚材一样，使国家得到强有力的治理，而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强国。王猛此人，为深懂中国传统文化之三昧者，他临死留下遗言，戒苻坚莫要攻晋。苻坚太自大，不听王猛金言，结果被南国江河水冲了个稀里哗啦，丢了性命，丢了王朝。而在晋朝这一边呢，指挥作战的统帅是谢安，一位地地道道“山水派名士”，一位十足具有林泉情怀之隐逸派贵族。苻、谢对比，事后细想起来，这其中确乎有某种难以言明之历史文化的“深意”在。

北方必须进一步发育自己，否则，单倚了他们本土那山岩一般之雄伟，定然是无法通过南国清流之严格检验、筛选放行。这梦境一般之林花，诗一样长水，正如古埃及漂亮艳后一样，非恺撒一类冠军男，是不能入她眼而开怀放入的。

172、长江对于扬坚不过“一衣带水”

206个年头以后——是有些太长了——北方终于长成，发育成为真正一位伟丈夫。于是，一切变得极为简易，就跟当年晋灭吴那样，轻轻爽爽，南陈朝归入隋的怀抱，金陵投在长安的帐下。当时，有朝臣仍心有余悸，出军前劝隋文帝谨慎行事。文帝慨然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南史•陈后主纪》）他是早已视自己为全中国的当然主人了。这时，那汹涌长江，滚滚巨流，竟也真的成为一条衣带一样窄窄的细水轻流，驯顺得像准备迎接子都的少女一般！那位陈后主甚至还更比不上当年东吴的孙皓，连挂旗投降、直面敌国的勇气也没有了，躲到井底，被搜索发现，还得多人用几条绳子才把他吊上来——太沉了，因为与他一块儿被吊上来的还有他的两位爱姬。

173、跨江南伐，故道悠悠

隋一统以后，中国的大一统，算是牢牢立定。无论汉胡，出马就瞄定的是一个一统的中国，残瓯半壁，不行。尽管如此，那浩荡的江河淮水，西发东归，分割南北，却依然扮演着一位严厉守门官的角色，古板老派，只肯发放通行证给那些发育已足、合格的统一者。这期间，动荡规模看似较前此略小了些（也未必），形式与意义却一如既往，在再二再三地重复着前代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老循环：北宋过江收复南唐，蒙元跨江灭南宋，乃至当代中共渡江驱逐国民党，就都是迈的同样的历史脚步。艰难自然是百倍艰难，但却是必然，没有什么力量能予以阻挡。未来呢？未来的中国又会是怎样的呢？

174、海战，中国人的新课题

古老的中国，一旦越出大陆，脚下所踏不是陆上江河水系，而是为中国文化向来视为神秘之域之大海的话，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强悍的元军当年越洋东征日本，还未正式接战就败了，尽管当年他们同族的一支曾从陆上一直进军至地中海的边上。绝不算弱的明朝，对付一邦日本海盗（倭寇），让人难以想象，竟也显得那么吃力。清朝收复郑氏台湾，其成功也多半归因于台湾岛的主动投归。而今，台湾又一次与大陆分水并峙，前景怎样，尚不充分明朗。

长江、黄河都通海，百川归海。而中国文化中之水文化究竟包不包括海洋却实在含糊得很，所常说的江海也罢，湖海也罢，或海子也罢，其实都只是说的陆地之上的湖泽而已。如此，兵法上的大洋概念，就更付之阙如了。传统的陆上水系之水文化概念及水战兵法概念，无法移用至大洋之上。越过一定的界域之后，既有概念体系就会全然失效，这是为科学和事实所证明了的。指挥甲午海战的丁汝昌，陆军出身，由他所率领的舰队实力并不弱于日本，却还是完败于日本。这是不奇怪的。

中国亟需要补上“海洋”这一课，这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际命运。在中国文化之水文化中，应该有“海水”，有“洋流”。曹孟德当年链锁战船，错不在链锁，错在链锁之外未设游弋护翼的自由护卫舰；如果再加上空中机动力量，那么就是现代“航空母舰”的概念了，那样的话，就的确是真正的化水为土，化海洋为平野，在流动不息的水上建造一所既平旷又可移动作战的基地。没有航母的中国，没有充分海洋保护的中国，就不能称为是已经充分安全、可以安枕无忧的中国，更不能算是国际一流大国强国。

当年汉武帝曾在昆明池练水军，五代周世宗在金明池练水军。昆明池与金明池，都是人工开凿的园林水。最大的陆地水域之一潘阳湖，当年周瑜曾在这里练水军，打败了曹操；共产党在这里练水军，渡江打败了国民党。但这都属于陆地作战总体系中之水战部分，与海洋作战完全是两个概念。

现在，说在专门行业中即海军中，中国已有很了不起的发展，这是事实。而说在一般的中国人中有着怎样的海洋概念，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加强海洋教育，补上中国文化海洋部分阙失之一环，为中国从今以后一项长期的任务。

东南海域，太平洋，宜以两千年前中国之西域等视之可也。

175、并非好战，只是崇拜英雄

长期的古代中国战争中，有好多几乎是在大体相同条件下所展开的相同设计、相同进程、相同结局的战争，即重复化战争，就如同在不同时间里推出的相同规格样式的产品。中国人由此予以反复验证，精心总结，形成一种深厚的战争文化，将战争艺术化，美学化，而不特在战争的专门家的眼里，尤其在普通人群中，妙达天成、出神入化的战争早已转化为一种美学欣赏对象，被一群一群的人津津乐道，议论着，传诵着，在传诵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加工着、美化着。于是产生了中国的战争文学，两部几乎达到近乎完美地步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成为中国人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出门到任何一个陌生的异地遇到任何一群陌生的他人，实在没有其他话题可谈的话，你就谈《三》《水》吧，保证一拍即合，有共同语言。

可以认为，《三国》与《水浒》所反映的，实际正是传统中国那广大的非战争民众对战争的欣赏与品味。说战争在传统中国已然成为一种具有观赏性质的美学作品，原因正在这里。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一种民族性的好战，而只是反映了一种民族性“英雄崇拜”的心理，并且表明，他们对他们的生存环境熟悉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不自觉地将其加工成了一种种艺术。

176、神化，就是自然化

古代冷兵器范畴的战争艺术其核心点即在于，如何将争战者自身与其所立足之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达致完全的协和，达致不可战胜的境地——因为造化本身它就是不可战胜的。简言之，古代战争，就是要依天立战，依地立战。在后者，又可具体分为依山立战，依水立战，等等。战争的三要素为天、地、人，人既然已完全融入天、地两者之中，于是便只剩下了天地自然，那精心构想的人的一切部署，倒好像成了自然本身的造化之功不可分的一部分，与其说这是人的谋略，更不如说这是将人“神化”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战争美学，同其他艺术譬如说诗学也罢、绘画也罢一样，其神奇的艺术魅力之处即在于，“虽由人为，宛自天成。”是没有二致的。

所谓神化，就是自然化。就《三国演义》而言，其神化首先表现在对自然必然之势的神奇预见上。《三国》开篇于乱世，建体于三国，落局于一统。而作为作品主体的三分天下，对于《三国》中神化英雄来说，那是远在开篇之时，就早已在意料之中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当时存在的三个自然经济区为三国那段历史其成因的解释，这肯定是对的，但却非常的不够，必须予以补充：这三个自然经济区同时也是三个自然人文区，即三个分别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心理凝聚核心的自然人文经济区。在此三个人文区中，在下具备了各自独立的经济力量作为基础支持，在上则有着人心向乡、各为其主的社会心理作为文化价值，在事实上领导着各自地域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这种人心向乡的地域心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小人怀土”（《论语》）的自然心理，在魏是黄河水系，在蜀是巴山蜀水，在吴是吴山越水。让人惊叹的是，以经济的人文的这两点为根本，作为三分天下的根据，在社会一片混乱，社会居民命运朝不虑夕的《三国》开篇之时，就已然为作品的文化英雄诸葛亮所英明预见。且看他的分析：

北方：“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经济：百万大军及毋须说的经济基础；文化：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南：“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经济及文化：已自治三世，国险而民心归附。什么是“国险”呢？天险长江是也。）

中南及西南：“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其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可“先取州荆为家，后即取西川建立基业，以成鼎足之势。”（中南与西南本属两系，中南荆州，四战之地，当属于强有力人物才能占据。西南巴蜀，四塞之地，自属一系，为王业之地，可有所作为。）

诸葛亮不但预见到了三分天下的将然之势，更高明的是，并且在自然之势的基础之上，辟出一片广阔的“人为”天地，即：荆州因为四通，蜀中因为四塞，目下均未得其主；自然条件已然准备好，却缺少一颗将此两地统一起来的主心，可谓有“天”而无“人”。天人未合，不成势力；趁时插入，赋予该自然地域一颗活的灵魂，则此“人心”即为“天心”，建基立业，必成正果！

这就是《三国》的战争美学，孙武的权谋美学。根本说来，其深层文化内蕴，无非是在说，以追求“天然”为最高目标，为此而展开活泼泼的“人为”；“人为”愈是生动地将自身冥合于“天然”，略无痕迹，就愈是成为一种高超绝伦的美，强大无比的力，可成就无与伦比的业。

为此，《三国演义》可谓费尽心机，而营造出一幅立体的、极为广阔的《天人合一奔趋图》，那所有的成功计谋均高妙无比，高就高在人为合于天然，不露一点人工的痕迹；那所有战事措置都既复杂无比又脉理清晰，就同自然本身一样天然合理。如“赤壁之战”中对于水、火、风、人的安排，简直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严丝合缝，密不透风，连一只蚊子也插不进一只脚去。使人不禁想到古典文学对绝代美女之描述：增一分则高，减一分则低。任何一分一毫的增损，都将对艺术整体造致不可忍受的斫伤。

这便是《三国演义》其战争美学神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一般美学其神韵所在。

177、《三国》胜算，天机何在

如果仔细分析《三国》中那些赢得战争的英雄们的个人品格，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个人的风神，竟然与整体战争美学的风神完全一致；而且愈是成功人物，这种一致性就愈是出奇。比如曹操，肤浅者以为，他是一个奸诈人物，甚至可称为是奸诈的化身，他的成功正来自于他的奸诈。错了！不说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怎样的，单就罗贯中笔下作为贬斥对象的曹操而言，罗在贬曹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忘记文化的根本，那就是：曹操其成功的背后的奥秘非在于诈术，而在他的“个人品格”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呢？问十个人九个人肯定没有注意到罗贯中那决定性的一笔，那是只有曹操第一谋士郭嘉才看清了的一个关键性秘密——就在曹袁决战前，郭嘉帮助曹操分析形势，郭指出，曹有“十胜”之胜算，袁绍有“十败”之败机，决战完全可以进行。我请大家睁大了眼特别特别注意，郭嘉所述曹十胜袁十败的那第一条便是：

“绍繁礼多仪，公体认自然，此胜道也。”

真是石破天惊，道出全部《三国》之“天机”所在！千算万算，根本的胜算第一却在“自然”与“人为”的差别之中。罗贯中啊，他真是中国文化最深刻的领悟者和准确的传道者！

至于诸葛亮就更不用说：俨然一自然山水中超级隐逸，神仙中人物。鲁迅曾责《三国》“状诸葛之智近乎妖”，先生此处是就文学论文学（鲁不满《三国》，曾责大众痴迷于《三国》而不懂《儒林外史》的好，有言谓：“伟大，也要人懂！”），而未及全面深究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品格所在：中国文化特别崇尚的“自然性”，其极致就是“神仙性”，它恰恰正是传统文化之灵魂所在，当然也是中国战争美学战争艺术之灵魂所在。罗贯中只是将此种文化理想化入文学人物之个性之中而予以形象展示而已。由此推而广之，为中国文化十分推崇的理想战将，所谓“儒将”，也同属于此一范畴中人物，毋须多言。

178、梁山泊，行道者的自然家园

《三国演义》所叙为上层社会及人物，其文化理想自然也集中代表了传统社会中上层文人士大夫之理想。那么，《水浒传》中的下层社会及其人物怎么样？是不是也与前者相一致呢？回答是：正是如此。具体说，《三国》与《水浒》二者其总体语境虽然在表面上有雅与村的区别，其内在神理却惊人的一致，甚至在《水浒》，其“依山傍水”、与自然最大合一的文化内旨、美学神韵，较之《三国》更其突出，更典型。

首先，《水浒》一百零八好汉，作者为其设置的理想家园，那“替天行道”的根据地，就俨然是天公为行道者们所特造的“山水家园”，一绝为天然的乐园；如果不是眼前有林立的刀枪在晃动，人们甚至要误会其为陶渊明的武陵源了。

实在，梁山泊就是武陵源，只不过后者为得道之地，故而怡然无为，也就行了；前者却为行道之地，而不得不有行道的武器和行道的呐喊。

179、合则俱胜，离则两败

那么在《水浒》，其战争艺术又是如何的呢？一句话：依山水则战无不胜，离山水（入城）则走向败亡。

就作品整体布局而言，作品前半部为各路英雄上梁山的过程。这是一个奔向理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奔向自然的过程，因而可以说，自然即理想，理想即在自然。

此理想之国，由山水结构而成，山为背景，水为灵魂。背靠梁山，左右后三面为险峰绝壁，绝无道路可通；前面为入山通道，却为一片广水封锁，所谓八百里水泊，极为险要，对于那些自然中英雄们，它是绝为有效的保护线，对于那反自然的贪官们来说，则为不可逾越的屏障，倘若不识天威，强行进入，只有死路一条，《水浒》第十一回所谓“果然是个陷人去处”——

“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剑戟。……阻挡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如雨。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

可真是森严壁垒，金汤之固了。并且，完全不同于官府的那僵死的人工城池，在这里，一草一木，都为活的精灵，一个个活脱脱跳起来要保卫自己的圣境似的。而使人想到孔稚珪《北山移文》，那发给那些贪官伪隐士们的檄文：我英灵之境，决不向这样的人开放；如果厚颜强入，则圣境将“扃岫幌（关锁山窗），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垒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坚决挡驾，不予放入，必要时不惜展开一场战争：飞柯为投枪，折断其车轮；低枝为扫帚，扫除其污迹。在此，自然与非自然，已然成为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水火不能相容。——这样的文化隐意识，象一股巨大的潜流，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长流不绝，并且是那样的强劲有力，以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在革命家毛泽东的诗词中，又一次清晰地捕捉到它的踪影，请看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完全的一副天人合一，共拒异类入侵者的战争场面，一派《北山移文》自然清神峻拒虚伪尘俗如出一辙的内在神韵。

整部《水浒传》也正与此相同，并且将此种拒绝异化之意识，实现为一个个真实的战争场面，大气磅礴，痛快淋漓，完全一种天威不可冒犯的神圣气概：

第一次，何涛来犯，梁山水泊“飞沙走石，卷水摇天。黑漫漫堆起乌云，昏邓邓催来急雨。满川荷叶，半空中翠盖交加；遍水芦花，绕湖面白旗缭乱。吹折昆仑山顶树，唤醒东海老龙君。”（第十九回）三下五除二，被全数击溃，狼狈窜归。接着，来了个黄安，也是同样的下场。

其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第七十七回）。高俅则“堂堂奉命勤王将，却被生擒落水中”（第八十回）。

最终，连天下最高权威的皇上，也不得不承认梁山泊的神威，无奈之下，招安收编，给予一个合法的社会位置，予以安排。

殊不料，朝廷武力对抗梁山，无法取胜；而通过招安入城，这样一安排，却立即断了梁山之精魂，由此走向败亡之恶运。这是不难理解的：梁山泊，作为依据自然法而成立的自成体系自我圆满的天人合一存在单元，一旦离泊入城，立刻失去其自足性，只不过成为了人世法序列中一小小的不重要环节。这时，人世法吞并自然法，梁山英雄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原有依自然立战的神威也便荡然无存，等待他们的除了灭亡还能是什么！

于是，随着一百单八将浩浩荡荡由水泊迁往京城，也便敲响了他们最后的丧钟。接下来的一场又一场血战，仿佛不过是在完成预定中“老天收人”的计划，而一百单八将也便现出他们本作为魔星的真实身份，一个一个被张开的天网吞入冥冥黑洞里去，走入他们的宿命。

依天而生，离天而亡；依水而战，离水而灭。——这便是《水浒传》的文化，便是《水浒传》的兵法，便是《水浒传》的好汉战争美学，便是《水浒传》的由天人合一走向天人对立的悲剧艺术哲学。

如果说整部《三国》所述为：一如自然流水通变流转之自然心灵——所谓“灵府”——如何妙达天然之神，而收人世妙比自然之功；那么《水浒》所述则为：建一所天园——梁山泊，聚一班天人——好汉；好汉有待于进入天园方才成为真正的好汉，天园有待于容蓄天人方才成为有灵性的真正天园。两者合则俱胜，离则两败。

一百八人离开水泊之后一个个败灭，已如前述。那么水泊本身呢？那没有了一百八人之后的天园又怎么样了呢？回答是同样是令人丧气的，它成了完全没有胜意、只有一片死气的废墟：

“漫漫烟水，隐隐云山。不观日月光明，只见水天一色。……淡月疏星长夜景，凉风冷露九秋天。”

伤心惨目，完全不成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