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7）

七、鄂西会战

说起石牌大捷，就必须从史称“鄂西会战”的那场战役开始说起。

鄂西会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1943年夏季日本第11军为了打击中国第六战区的国军部队所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详细一点说，就是自从1940年5月日军占领宜昌以来，国军与日军就在长江沿线形成对峙胶着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到了1943年，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的第4师团被调至菲律宾以增强本间雅晴的第14军，驻于岳阳的第6师团也被调到新不列岛腊包尔的第8方面军，而接替第6师团的防务的仅有原第13军驻上海的独立混成第17旅团，兵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十分明显。

同时，虽然日军占领宜昌，可是由于处于长江和汉水之间三角地带的国军、地方武装以及中共游击队编成的杂牌部队不断袭击11军由武汉经长江至岳阳，武汉经汉水至岳口、沙洋等地的水上运输，并攻击武汉附近的敌军据点，破坏其交通线，使得武汉、宜昌之间的长江航道从未通航过，日军的运输受阻，在宜昌附近掠夺的各种物资也无法东运供其作战。

据《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多条战线同时开战的日军用于运输兵员、军需品、物资原料的船舶严重不足。在中国战场上，许多的内河航运的船舶不是被国军在撤退前自沉，就是在战争中被损毁，数量也越来越少；而且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一线一直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又不能使用，仅在宜昌上游、石牌之下的平善坝掠夺的内河航运轮船就有53艘（空船总排水量约1万6千吨），如果能由宜昌下航，就可以弥补长江运输船只的不足，就使得日军决定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那个继冈村宁次、园部和一郎、阿南惟几、冢田攻之后，担任日军11军的第5任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上任之后就首先集中兵力，进攻华容、石首、监利地区，进行了一场“江北歼灭战”。很顺利的击溃了在那一带活动的国军128师，师长王劲哉被俘。占领了武汉附近的三角地区，解了日军的后顾之忧；同时占领了长江南岸的石首、华容及沙市对岸的湖区，从而在长江南岸建立了日军的滩头阵地。

但从沙市到宜昌的长江依然为国军所控制，而且宜昌附近一直有中国第六战区的两个集团虎视眈眈，日军的水上航运仍不畅通。据11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的回忆称，11军决定发动鄂西会战真正的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江南地区的国军野战部队，可是由于日军大本营对于进攻作战进行了严格限制，因而11军高层意识到仅仅以歼灭敌军野战部队为作战目的，很难获得总司令部乃至大本营的批准，所以表面上说，目的在于获取船舶，同时歼灭敌野战军。

日军大本营考虑到打通长江航路，加强运输力，可以使宜昌附近大批被掠夺的船舶下航，弥补长江沿线各类运输船只的不足，加上之前日军在监利、华容地区实施的“江北歼灭战”已经为其在岳阳、沙市、荆州的部队向洞庭湖以北以及以西地区暂时腾出兵力进犯，实施日军所称的“江南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批准了11军发动鄂西会战。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说。据《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介绍，1943年3月间，日军第11军在连接汉口、岳州、沙市的长江北岸的三角地带“采取用牛刀杀鸡的方式”进行的“江北歼灭战”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国军128师，实际是一支兵力约1万余人、装备与质量和正规军比较相差甚远的独立部队，师长王劲哉原系杨虎城部，因其部分骨干又是红军长征后派来的干部，该师的编制、训练、作战方法、对民众的工作等都有着浓厚的共军色彩，其兵器、弹药等也一如共军那样自足自给，加上和中央军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在128师遭到日军重兵围剿之时，其他周边的国军全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而不派兵前去增援。

这不足为奇。还是以1932年的淞沪会战为例，当参战的19路军孤军奋战时，国民党政府却对他们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应钦甚至通令各部：“19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还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这都是有档案记载的。

当时，国军19路军提出要取用上海海军仓库储存的火炮、弹药及钢板用于抗敌，我国海军第一舰队（长江舰队）司令陈季良却借口未接到政府抗敌的指示故意搪塞拒绝。反而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如下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与此同时，当时的报刊还揭露出，海军在拒绝19路军的要求的同时，却暗中接济日军所需的粮食蔬菜和鸡鸭鱼肉，甚至还发生海军次长亲自陪同日军舰队司令参观国军战壕这样的奇闻！

这就是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