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仿佛一枚重磅炸弹，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立刻引起了英美等国对延安的关注。

1944年3月，英美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组成记者团采访延安。蒋介石迫于压力只得许诺，但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记者团加派国民党的报社记者，有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监察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还派了一个处长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几名特务伪装成记者团随员，随时监视外国记者的行动。

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指示成立了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指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杨尚昆一见到记者团领队谢宝樵，就明白了国民党当局的用意。果然，斗争很快就开始了。第二天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控制发报权。杨尚昆对此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不必再架设电台。按照杨尚昆的指示，交际处把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挡了回去。

6月10日晚间，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

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侃侃而谈，令记者们倾倒。他明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采访那天，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到他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院子里捡来一块扁平的小石头，垫到一条桌腿下。斯坦因采访过许多国家的政要，但像毛泽东这样礼遇他的，生平仅此一次。

他们的谈话从下午1点开始直到深夜，斯坦因几次告辞，毛泽东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谈谈。斯坦因已两眼发涩，两手酸麻，但毛泽东的话总能让他提起精神。

后来，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样，国民党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就被完全冲破了。

中外记者团对这次采访反应很好。后来，他们写出许多反应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到》、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连记者团中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敌意的沙纳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

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