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是一部由彭辉执导，奇卡·扎巴多杰 / 杨欣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西部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平衡》影评(一)：向理想而有追求的人致敬

　　这样的片子只需要静静地看就好了。

　　十年内，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藏羚羊为甚。

　　藏羚羊的绒可以织成一种方巾，在香港和伦敦的黑市平均售价是5千美金一条。这种藏羚羊绒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青藏高原。在可可西里，一张藏羚羊皮在当地的售价为500人民币，中印边界则达1500。在1994年尼泊尔所查获的藏羚羊的绒是八百公斤，而且全部来自中国，平均一个藏羚羊的产绒量是一百到两百克之间。

　　放牧和狩猎是藏族本身生活的一种方式和习惯。“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和老人打猎……现在来说，这是一种犯罪。”扎巴多杰说。

　　西部工委组建至今（2001年）只收到过一笔拨款，300元。完全白手起家。只获得一个政策，所有的罚没收入归入工委。但扎巴多杰（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带领的队伍经常在盗猎团伙开始打猎之前抓捕，这意味着没有罚没，没有收入。“所以这本身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结构上的矛盾，他们工作成绩越好，他们自己越没办法维持。”——梁从诫

　　扎巴多杰反复地说：我不怪治多县县政府，本来就是个贫困县，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发不起…….

　　扎巴多杰说，曾经有一次队员已经快饿死了，真的没有办法了，再不吃东西就活不下去了。他自己打猎了一只羊，他说他亲自下令，自己动手，如果要罚就罚他好了。

　　在宾馆里，语气激动地说，“我总觉得这点……我到现在心里也有点不平,建立这个机构那个机构我到现在还不平衡， 他但是我对一两个王八蛋……我 忍……我死都不怕！”

　　人是要有点理想的，如索南达杰，扎巴多杰……在大家都没有意识的时候，他们对于环保的追求更难能可贵……人是要有点血性的，扎巴多杰这个藏族汉子，他在风声里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觉得只有敬畏……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手枪近距离击穿头部”实在是让人震惊，深入的原因不敢细想，甚至希望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追求者承受不住现实的压力而自杀，比自杀更难接受的是更深次的原因：利益、体制种种。

　　在网上看见，扎巴多杰的大儿子普措才仁和二儿子秋培扎西在完成他们舅舅和父亲未尽的事业，《平衡2》已经开始在拍。真好……

　　世界需要理想而有血性的人。

　　《平衡》影评(二)：平衡vs可可西里：谁在纪实?

　　三年前的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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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vs可可西里：谁在纪实？

　　文 / 青衿

　　（一）

　　说2004年《可可西里》成为了国产片中的一个奇迹只怕并不夸张。这部日前在东京电影节捧回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在国内也是一片好评如潮。据说不但普通观众看了叫好，在评论界的口碑也呈一边倒的倾向。《可可西里》以它“充满力量感的真实”和“残酷真实背后的美”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赞誉，连李泽厚先生亦说：“《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一场革命。” 尤其是冷峻的“纪实”风格，成为该片大受追捧的理由。

　　《可可西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背景事件本身，即：具备史诗的几个重要元素；具有能震撼人心的原形；具有事件原形的真实力量，事件本身的强烈动作，人物形象的英雄化成分（即史诗化成分）。遗憾的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下，《可》片未能做得更好。一个从未听过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故事的人很可能被影片所震撼，可是，来听听关注可可西里的网友怎么说吧。（注：转引自网易论坛）

　　“与《平衡》相比，《可可西里》多了视觉上的娱乐性，少了真实的、发人深省的思考性。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部故事片完全的真实，毕竟故事片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还是一部娱乐片，但让所有了解可可西里，了解野牦牛队的人不能接受的是，《可可西里》这么一部商业娱乐片竟然打上了“真人真事”“绝对真实”的旗号！它没有去尊重真实生活中两任巡逻队长的生命，没有尊重巡山队员朴素、原始的情感和努力！它只是从票房的角度竭尽所能地去刺激不知真情的观众的眼球，博取他们眼泪后善良的评价。”

　　完成于2000年的记录片《平衡》事实上是电影《可可西里》的前身。该片的编导彭辉是中国著名的记录片导演，其作品《空山》曾夺得第十二届匈牙利国际艺术电影节最高奖---评委会大奖。《平衡》片长168分钟，是他历时三年、尝尽艰辛的心血之作，获第十一届匈牙利国际视觉艺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及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最高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 。该片没有铺开《可可西里》那样广泛的宣传和看片渠道，只能在小范围内放映，却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称许，震撼了许多人的心灵。这种震撼来自于它在真实与平淡中蕴涵的残酷。正如一名志愿者所说：“《平衡》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作品。”

　　笔者有幸在四川电视台的网站上在线看完了《平衡》，心情激荡，如梗在胸，这样的震撼，电影《可可西里》无法做到。虽然，由于记录片和故事片类型不同，强要比较两者纪实风格的优劣毫无意义。但是，观察两片处理人物、事件的方式及选取的表现手法之不同，仍可看出两片在思想境界及主题深度上的高下之别。

　　（二）

　　人物构造上的苍白浮薄是《可可西里》广受诟病的地方。究其原因，是剧本在深入挖掘人物内心方面的不着力。由于满足于传统国产片的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方式和叙事模式，影片浪费了这个本来具有无限深度和延展性的题材。陆川显然想塑造一群可可西里版的“天地英雄”们，可惜，这些形象没有内心世界，没有人性闪光，缺乏感染力，更接近于传统国产片中“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缺少高原人物应有的粗砺、张扬和韧性。

　　自始至终，不但巡山队员们的面容和个性特征都模糊不清，甚至各自的名字也是在影片快结束时才被提到，连影片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日泰也很难找出太多可供阐发的个性色彩。直到他被盗猎分子打死，观众对他为保护藏羚羊出生入死的动机还是一团困惑。《平衡》里鲜活豪迈，翱翔在可可西里天空下的雄鹰扎巴多杰，在《可》里变成了一个寡言深沉的领袖，是典型传统国产片的正面人物特征：脸谱化的坚毅，果断，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人物原型那感人至深的属于高原的气质，理想主义、信仰至上的光辉，在《可》里几乎完全被磨平。

　　日泰的台词不多，他跟记者关于巡山队卖藏羚羊皮的对话可称是影片中较重要的内心独白：“我知道你是记者，这可可西里就是你们记者保护着呗。我日泰可以进监狱。我知道卖皮子是犯法的，但我现在不会考虑你说的，我只考虑可可西里，考虑我的兄弟们。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都是脏的，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我卖过皮子，可我没办法。” 这段台词初看朴实，再看苍白无物，而且文学色彩太浓，不像是一个在高原上出生入死的康巴汉子说出的话。而《平衡》里，扎巴多杰直视镜头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困境：

　　“那次我们快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伙食都断了，馍馍没有，肉没有，啥也没有。最后弄来弄去，坚持不下去了。我们更多的队员饿得已经是几天几夜没吃上一个好饭。我看了看我们队员的脸，也看了看我们面前的藏羚羊群。我就做了个决定。什么决定？我打一个羚羊！给你们吃！而且我亲自打的。我害怕别人打的话，伤到其它羚羊。因为我枪法比较好一点。我本来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这样做的话，好多同志可能已饿死。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以为不对。但不对我也没办法，没办法的办法，就这样干了！假如从法律上追究责任的话，那就追究我个人，追究我这个扎巴多杰！”

　　《平衡》里主要采用扎巴多杰面对镜头讲述的方式展开故事，这样酣畅淋漓的内心独白俯仰皆是。这个真性情的男人在镜头面前毫无虚饰，他讲述他的理想、坚持和努力，同时还有困惑和彷徨。他最后一次面对镜头的讲述是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说出了“我死都不怕！”这样的话。几天后，在青海玉树的家中，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也击碎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全部希望。当是时在成都的彭辉导演赶回青海时，扎巴多杰已经天葬。当观者随着彭辉的摄像机听到他家人的呜咽诉说，看到他天葬的地方时，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中都在滴血。而这人性深处不灭的信仰之光，这样悲壮和残酷的现实，都是影片《可可西里》所不曾触及的深度。

　　（三）

　　尽管把故事背景放在了4700米的高原之上，《可》片的人物设置和情节搭构仍然是传统的警匪片二元对立体系。西部野牦牛队可歌可泣的事迹只是陆川拉来的构建故事的元素。在这个商业元素极浓烈的故事里，只有盗猎与反盗猎，仇恨与子弹；没有做实质性的努力，去反映这些现象后面掩藏的社会本质和社会结构，给人更深的思考。这就难以使影片的主题得到升华。

　　其实，巡山队真正悲壮之处不在严苛的生存环境，不在与盗猎份子的斗争；而是在于他们的孤军奋战——没有编制，经费也要自己解决，没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和政府支持；在于这孤军奋战背后凸显出的社会痼疾。对这些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映，才是一部严肃影片真正的使命和意义。遗憾的是，《可可西里》关注的恰恰是前者。

　　影片有一个紧凑好看的故事构架：巡山队员强巴被杀害 — 记者来到可可西里参予巡山 — 巡山过程中几次遭遇盗猎份子，队员走散，粮食吃光 — 最后日泰与记者遭遇大批盗猎份子，日泰被打死 — 记者回到北京写出震惊世界的报告。这个故事里，有人与荒原严苛自然环境之间的斗争（一名队员在追赶盗猎份子时出现肺水肿，刘栋被流沙吞没），有与盗猎份子展开的正恶交锋（楚苏尔河畔的追击，日泰之死等等）。西部风情、荒原、枪战与死亡，壮阔苍凉的视觉效果，这对看腻了莺莺燕燕影视剧的大众是耳目一新的娱乐。但是，其中却看不到对所描述的人物和环境深入的体认和热爱。

　　据说，陆川的剧本初稿吸引了好莱坞片商的投资。这个初稿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剧本”，其中有秘密警察、盗猎者和巡山队员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是一个酷似美国西部片的故事框架，但到可可西里后陆川抛弃了原初的设想，在“纪实”风格上做了很大努力。可是和《平衡》相比，《可可西里》的“纪实”显得不真诚起来。陆川说这《可》片最初考虑的片名为《巡山》，此言颇有意味，因为此片名和他的处女作《寻枪》有几分相似。某种程度上说，吸引他拍片的不是西部野牦牛队的精神实质本身，而是在此基础上可以搭建的故事。归根结底这是个陆川的故事，不是可可西里荒原的故事。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该片自始至终没能触及到真正的矛盾所在了。

　　看过《平衡》的观众都难以忘却扎巴多杰最后的一次讲述，他流着泪对着彭辉的摄影机倾诉了他的心声。——英雄的无奈。这是比高原风雪、警匪追逐更震慑人心的场景，这是现实，这是鲁迅说的无物之阵：

　　“那我怎么做，我这么多的弟兄要活啊！保护这么多一大片矿产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我拿什么 来保护？！治多县本身是贫困县啊，县政府一分钱拿不出，不是他们不拿，拿不出来，他实实在在拿不出来。连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他怎么弄啊！还建这个机构那个机构，我到现在还不平衡。***！保护的时候我们来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别人拿，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别人弄。很不平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也就这样干下去，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

　　拍片历时三年多，多次与扎巴多杰及他的队伍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死与共，编导彭辉对西部野牦牛队及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的精神实质及经济困境都了如指掌。彭辉拍下了在严酷环境下他们的乐观刚强和友爱，拍下了他们为筹款的四处奔走，拍下了环保理想在现实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他说，“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这一创作原则正是导演理念先行的影片《可可西里》所缺乏的。《可》的“有力量的真实”只是包装的一层壳， 影片的实质不过还是商业片。以“纪实”为名大捧《可》片价值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四）

　　《可》片在宣传时也是大打“纪实”旗号，对此陆川回答道：“如果你觉得它像纪录片，其实对我是一种褒奖。其实我的电影全部都是制造出来的，我们在做一个故事片，但是我希望你相信它全部都是真实的。我想走一条纪录片和故事片融合在一起的道路。”实际上，正是这样的追求成为了《可可西里》的问题所在。影片在“纪实”与“叙事”两种风格间摇摆不定，导致了它自身面目的模糊——既缺乏真正纪实片粗砺而真诚的原生态，又缺少典型类型片激烈的剧情冲突。

　　比如，楚苏尔河畔的追击和刘栋被流沙吞噬的两场戏是剧中两个小高潮，剪辑十分利落，镜头的跳切熟练漂亮，刘栋的那一场结束后还接连用了三个空镜头，展示无语荒原。但终因匠气太重，冲淡了平实的镜头语言的感人力量。而影片采用按时间顺序、单方面、单线程叙事的手法，则是“纪实”风格的需要，以这样没有悬念，没有多对戏剧冲突，没有全知视角，没有灵活多样的时空跳切的方式来讲述这样一个史诗般的故事，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的。事实上，影片的叙事方式反而大大磨损了故事原型本具有的魅力。

　　记者形象的生硬嵌入是一大败笔。这种“国内媒介式纪实手段”早就是被用滥的手法，毫无新意。而且由于这一视角本身所带有的外来性、疏隔以及窥探的特征，决定了整个电影的“纪实”表现与可可西里之间的距离――这种“纪实”终归还是主流媒体的，与官方意志亦步亦趋的。自始至终，观者在记者目光的指引下感受着可可西里，所得只能是猎奇和疏离的感觉。

　　此外，陆川无疑放入了很多激情与信仰在《可》片中，在媒体面前他多次以一种诗化的情绪来抒发自己对片子的理解：“在可可西里，人只有人一种身份，死亡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如此脆弱却又如此坚韧。”又说：“因为它，我发现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存。”以及“我要去震撼别人的灵魂，让他们倾听我的声音。”等等。《可可西里》拍片的艰辛在宣传造势之下赢得好感无数，导演的诚意令人感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导演过多强调这样“内心丰盈”的状态，势必会导致对客观环境的缺乏体认；个人诗化风格的介入，不可避免的对影片追求的“冷峻”、“客观”风格造成一定的损害。

　　相反的，彭辉本身就是以外来记者的身份参与此事，在《平衡》中观众却很难意识到记者的视角，自始至终似乎是扎巴多杰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队直接面对观者，展示着他们的生活与内心。达到这样的效果与彭辉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彭辉说：“我试图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复制，这是我一贯坚持的创作原则。体现生活原生态的创作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认为只有一种，那就是我现在采取的‘不要解说词，由主人公扎巴多杰主述’的形式。因为这个巡逻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任何一个声音来做解说都无法达到扎巴多杰自己讲述的震撼力。由于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无掩饰地讲述了巡逻队的功绩和缺陷，赋予了《平衡》"真实"的生命。我很满意我坚持了这种创作形式。”他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平衡》几乎感动了每一颗看到该片的真诚的心。

　　同样是可可西里巡山队题材被拍成风格迥异的影像作品，这当然跟电影与记录片各自的艺术特色有关，但跟导演的个人气质也不无关系。陆川面对可可西里感到深深的震撼，希望能将这种震撼传递给观者，他的思想中有哲学层面的思考，有青春理想的闪光和激情，而缺乏对现实的深入体认。这样拍成的影像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某种诗化成分，无法真正触及到现实的内核。而彭辉则要更为成熟和冷静老练，在不动声色的影像风格中再现了真实的力量，传达给了观者许多严肃的思考。

　　综上，“有力量的真实”和“残酷真实背后的美”这样的赞誉，都应该给同样主题的记录片《平衡》，而不是流行的商业娱乐片《可可西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可可西里》还是叫《巡山》更确切一些，因为《可》片不过是陆川以他并不曾真正融入体会的可可西里高原和环保为背景素材编织的一个电影故事。而可可西里荒原的真正气质，西部野牦牛队的真实风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间传奇，那些环保主义者的理想和悲欢，我们只有在记录片《平衡》中，才能找到。

　　《平衡》影评(三)：质本自然

　　片中的藏族汉子与他所保护的旷野之地是真正融为一体的，坚毅、质朴、至纯至性。我不会去追究具体的对错是非，因为这与一个人发自本心的纯粹所带来的力量相比而言，已然微不足道。我想，最早他们甚至包括我们原本都是靠这股力量征服一方水土，求得生存之地。如今，他们在文明演进中学习用这片赤诚回馈自然，重回自然。而我们中大多数人，早已被自许的文明涂鸦得面目全非。我甚至觉得，在那片旷野无人之静，雪山巍峨，大风苍凉，一个人，一只队伍，支撑他们的，你说是法律是环保意识？哦，这是由我们这些现代社会人为维持秩序发明的名头，用在他们身上，竟是呆子气。他们与自然相抗，与同胞利欲之心搏斗，都是为了与自然相称，足以与自然相称。

　　《平衡》影评(四)：“***我到现在都觉得很不平衡！”

　　扎巴多杰是个克制的人。

　　对着镜头，他反复强调，不怪治多县不给野牦牛队经费——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一个，能有多大指望呢——总投入就是1995年的三百块，给吉普车的油钱。

　　平静的他在片子里的唯一爆发，就是骂出了如题这句话，“保护的时候是我们拼死去保护 拿钱的时候倒出来一堆乱七八糟的组织。***就是有那么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可以！”

　　正想着扎巴多杰不会真的要死吧？片子就剪到他遭枪击身亡——某个如常忙碌的周末，在家，被突袭。

　　如果他不死的话，可可西里保护动物的事再做上两三年，然后去内地好好玩一下——这是他对妻子的承诺。

　　这是第二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命运。

　　第一任索南达杰，一人对付18人的盗猎团伙，激战身亡。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他匍匐姿势、一手端着枪、睁着双眼。

　　他们拼死保护的藏羚羊，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展出一条成熟的产业链：盗猎团伙射杀羚羊，走私运到印度，然后在克拉米尔地区加工，主要制品是围巾、方巾等等，然后卖到欧美等国际市场。一条纯藏羚羊的围巾的时价是5000美金。

　　《平衡》影评(五)：168分钟的片长时间，始终是如哽在胸

　　这是7年前所做的一个旧文。我不止一次再见到彭辉。不止一次再见到杨欣。不止一次再见到唱苍凉片尾曲的野牦牛队员谢周。也不止一次回到可可西里。

　　那些灼伤人心的狂烈与忧伤。

　　2001年10月10日，与成都电视台的彭辉联系时，意外获悉由他拍摄，也是我本次想采访的关于原西部野牦牛队、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纪录片《平衡》，在即将颁奖的第19届电视金鹰奖中，获得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最佳作品奖。

　　此前，我作为志愿者，结束9月份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以后，10月5日到成都，见到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掌门人”杨欣，恰好在他那里刻了一套《平衡》的盘。

　　在保护站曾听一个7月份的志愿者说到《平衡》，评价它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片子，一直想看。这次回来以后一放，168分钟的片长时间，我始终是如哽在胸，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述。

　　10月11日，我用E －MAIL的方式向彭辉提问采访。当晚12时15分，彭传回了他的邮件，在看他那些关于扎巴多杰，关于拍摄《平衡》的回忆文字时，我再次被深深打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陪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又看过三四遍这部片子。每一次看完，大家都久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些事（关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是你们媒体的责任。你们炒作这个热点那个热点，这样令人震惊、感动的事，为什么不好好宣传？”

　　国外有媒体曾断言“中国没有环保”。但至少，我在9月工作过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现在是中国民间环保的一个最高标志，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更是情愿为此一死！类似的组织和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的热血人士，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一切还处于举步维艰的窘困境况，我却依然和拍《平衡》的彭辉一样，相信这个星球人与自然最终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中国也绝不会例外。

　　平衡》：震撼心灵的历程

　　2001-10-25 11:01:18

　　“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不知道是因为一种怎样的契机，让你有拍《平衡》这部片子的想法？

　　彭辉（以下简称彭）：我曾经在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报道，称“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府不可能拿出人力、财力从事环境保护”，该撰稿人由此得出了“中国目前没有环保”的荒谬结论，对我触动很大。

　　1998年2月，我无意中在由北京日报社出版的《宣传手册》（1998年第三期）上看到了题为《可可西里的保护神》的报道，写的就是盗猎分子的猖狂和“西部野牦牛队”的事迹。经报请台领导同意，半个月后，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艰苦创作，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为西部工委窘迫的现状感到震惊，更经历了对盗猎者的愤怒和对两任工委书记先后去世的阵痛！

　　记：为什么会取名《平衡》呢？我的一个朋友认为这个片子有一个高潮点，就是最后扎巴多杰发脾气那个镜头，除此都拍得很冷静，他认为那个镜头给他留下了很震撼的印象。《平衡》的名字是不是直接从那里而来？

　　彭：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放在整个创作背景中来回答。

　　（1）我眼里的“西部野牦牛队”

　　与国内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不一样，我在《平衡》里没有片面地把“西部野牦牛队”塑造成完美的英雄，毕竟我与他们相处了三年，毕竟我是一名记者，是一名以事实说话的纪录片工作者。许多人把“西部野牦牛队”神话化了，甚至成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代名词。事实上，“西部工作委员会”才是这个环保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经中共青海玉树州委批准成立的基层组织。“西部野牦牛队”只是该委员会的一个有民间特色的称号。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队员文化素质偏低，加上地域相对封闭等客观因素，使巡逻队在顽强、勇敢、敬业的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科学管理，让我感觉他们坚强刚毅、有激情，又不太规范。

　　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

　　（2）我眼里的两任书记

　　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环保战士、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守护者”。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是《平衡》的主要人物线索，也是我从事记者工作15年来最为敬佩的县级干部之一。

　　在我看来，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在于他能与队员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时，从不隐瞒自己的不足，乃至错误。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纠正自己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一点在有些干部的身上是难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杰面对观众说出了一些实际上很不利于他自己形象的大实话，这是他做人的坦荡之处，这也是我为了保持《平衡》的客观性所作出的一点努力。

　　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晚上和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

　　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这就是可可西里的夏季！这就是扎巴多杰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队”。

　　我始终不能忘记在一次巡逻过程中，扎巴多杰坐在雪地上，一支冲锋枪靠在他的肩膀上，对我说：“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1998年10月，也就是扎巴多杰在北京寻求活动经费期间，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几位坚守在那里的野牦牛队员说：“已经断粮好几天了，没有油，没有肉，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环保志愿者杨欣把带去的罐头送给又黑又瘦的队员时，他也不知道，队员们已经整整10个月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了。

　　也就是在这10个月里，发生了个别队员私卖羚羊皮的事件。

　　作为一部客观记录历史的作品，《平衡》没有使用一句有可能产生主观导向作用的解说词。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是我创作《平衡》的基本原则。

　　个别媒体在“撤消西部工委”（2000年12月底）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撤消”当成了贬义词大肆渲染。“撤消”是机构调整工作中常用的中性术语，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她）应该懂得这个常识。西部工委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为解决可可西里长期多头管理问题，经中共玉树州委批准撤消的。西部工委八年的功绩没有，也不可能因必要的机构调整而被忽略，甚至抹杀，它已成为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远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2000年11月，《平衡》应邀参加上海国际电视节，分别在纪录片研讨会上和复旦大学放映了两场，现场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数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平衡”的片名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创作之后的思考结果，是在1998年5月给台里做书面汇报时取的名字；扎巴多杰是同年的10月1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里说出的“平衡”两个字。一个月后，他在家里死亡。这中间有什么联系，我不敢想。

　　也许，《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寻找心态平衡，寻找人文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和经历正视现实的阵痛。但我相信，阵痛总会过去，现实必须正视，历史将证明一切。

　　“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片子拍了当时野牦牛队巡山的很多细节，你是一直在连续不断地跟拍，还是只有选择性地进去可可西里几次？

　　彭：可可西里是中国著名的“生命禁区”。那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长时间地呆在那儿采访。

　　你去过保护站，知道那里的气候。但可可西里腹地的气候与保护站周围的气候完全是两回事，那里更加恶劣！

　　我们的设备很简陋，就是一台摄像机、一个脚架，连野外拍摄最起码的防风防雨设备都没有，一遇到风雪，我们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几把雨伞来为器材遮挡。所以设备经常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去年的一次巡逻中，因为气温太低，还损坏了一台摄像机，只好中途返回成都。

　　记：扎巴多杰是1998年11月8日离世的，你跟拍他一直到了10月，最后那个镜头，他的情绪很激愤，甚至说到了“连死都不怕”，这让我感觉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预感？

　　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谜。我想，现在再去寻找扎巴多杰的死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杰的死能让我们理解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如果他的死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的环保意识，能够揭示出我们在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让它成为我们工作的绊脚石，甚至带来一些无谓的牺牲的话，那么，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你听到扎巴多杰死亡的消息，当时有什么感觉？你一直在拍他，关系应该很亲密，你肯定没有想到所拍的对象会以突然的、非正常死亡的方式为这部纪录片画上句号。这让人心里感到特别的震骇。

　　彭：1998年9月，因严重缺乏经费，已无法维持正常巡逻工作的扎巴多杰来到北京寻求帮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杰结束了一天的演讲后，和我准备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说当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播出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珠影厂拍摄），由于我们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电影频道的节目，他决定找一家能看到电影频道的餐馆吃饭。

　　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电影频道的小饭馆。当黑白屏幕上的《杰桑·索南达杰》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扎巴多杰已泪流满面，他哭着对我说：“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愿。”

　　让我久久无法相信的是，扎巴多杰最终没能死在可可西里。

　　11月8日晚，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击碎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希望！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杰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在机房里做我的另一个纪录片《背篓电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杰都熟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扎巴多杰“走了”，我还责怪地说：“怎么会呢？他不是跟我约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吗？怎么就先走了？”但仅仅一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进一步追问之后，我呆了。我立即挂了电话，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证实，工委的副书记梁银权哽咽地证实扎巴多杰已经死亡。在他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的眼泪已经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电脑的电源开关关掉，跑回办公室，用E －MAIL与中央台的几个朋友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泪一直无声地流淌着，同事们不停地点燃香烟递给我，谁也没有说话。

　　之后，我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到西宁，当我坐了几天的长途汽车赶到扎巴多杰家时，他刚刚天葬。那个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与共的康巴汉子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样的快，连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的机会也没给我！

　　听扎巴多杰的家里人说，扎巴多杰天葬那天来了很多的老鹰。他们认为，老鹰来得越多，逝者就越早进入天堂，越早脱离尘世的痛苦。

　　扎巴多杰终于带着他的梦随鹰背而去了。

　　扎巴多杰是悲壮的，野牦牛队是悲壮的。

　　“它（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

　　记：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像谢周、扎多等，感到很亲切。在保护站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提到野牦牛队的事，他们的神情都显出极大的落寞，比如谢周，我觉得他已经变得很忧郁。不知道你个人对野牦牛队总的感觉是怎样的？对它最终被解散的结局怎么看？对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整个前景又怎么看？

　　彭：关于对巡逻队的感觉，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在前面作了部分回答。至于对可可西里的前景的看法，我会在今后的《平衡续集》中回答，我不会在这里做任何推断和猜测（无非就是说些“我相信、我希望”之类的大道理），纪录片是用事实说话的。

　　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片子里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对这个民间性质的保护站，你的评价如何？你和杨欣（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发起和组织者）都是成都人，可以谈谈你眼中的杨欣及他目前从事的事业吗？

　　彭：中国有很多事情其实办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建立保护站的意义，我想还不在于仅仅是为某个巡逻队提供了活动基地。它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需要勇气和能力才能表达出来的，而杨欣就具备了这两点。因此，他把这种态度树立在了可可西里。

　　有人说杨欣在环保事业上存在功利心，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不了解他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视觉的注意力放在杨欣在中国的环保事业里所做努力的意义上。他做的事并不算惊天动地，有很多人也许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杨欣已经做了。

　　记：你个人觉得环保在中国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怎么样？从政府到社会、民间都可以谈。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前景，你感到乐观吗？为什么？片子里扎巴多杰访谈部分，他眼里始终都是有眼泪的感觉，杨欣在海口演讲甚至哭了，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卖20本书的镜头，让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彭：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提高。毕竟，环境保护的力度最终是要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的。

　　扎巴多杰，杨欣，西部工委，保护区管理局，还有许许多多致力于环保的人们，他们现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有辛酸的泪水。

　　记：这部片子从拍摄到后期制作总共用了多长时间？顺利吗？你所在的电视台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后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时间，而且现在我仍然在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继续关注《平衡》的人物命运。

　　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尔木，记录了几名涉案队员，以及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现状，特别采访了目前主要负责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管理的“保护区管理局”。我准备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我是从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的，以前一直在搞专题片。台里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报的选题从来还没有被“枪毙”过，申请的经费也从来没有被“克扣”过。当然，我是用每一个片子的质量取得了台里的充分信任。总的来说，我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经有几个大台找我接洽过，希望去他们那儿工作）。

　　记：片子结束时，我终于看到了你们工作的一些镜头，像打着伞替摄像机挡风雪，像你在清水河（是那里吗？）洗脸时冷得跳起来，心里特别有感触。那一定是很艰辛的一段日子。谢周唱歌敬酒为你们送行，那也是很珍贵的一种感情。拍了这个片子以后，你自己的心情怎样？对你的生活有什么重要影响吗？会不会有些什么东西是与以前不同了呢？

　　彭：实在有点累了，前几天得了急性肠炎，现在还有点发烧。我会给你寄些VCD，其中有张是《记录平衡》，你看看，也许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记：我不太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可以介绍一下吗？比如现在主要做什么，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等等。

　　彭：这个问题在“彭辉简历”中有。

　　“巡逻队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奖不容易，得金鹰奖就更不容易！”

　　记：我跟一些朋友一起看《平衡》，我们都觉得这部片子拍摄的理念很独特。特别地内敛，不张扬，质朴。没有一点刻意煽情的东西，没有一句解说词，除了谢周唱的歌，也没有其他过杂的音乐背景，而且你是特意将自己隐在这个场景的背后。这都是我们很直接的感性认识。你自己可以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吗？有没有从金鹰奖那方面传递过来的评价信息？

　　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也是我创作纪录片的一个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我试图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复制”。纪录片工作者就是有责任把你看到的最原生态的东西展示给观众，否则就不叫纪录片。这种“原生态”是最能体现纪录片的真实性的。

　　那么，体现这种“原生态”的创作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认为只有一种，那就是我现在采取的”不要解说词，由主人公扎巴多杰主述”的形式。因为这个巡逻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任何一个声音来做解说都无法达到扎巴多杰自己讲述的震撼力。由于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无掩饰地讲述了巡逻队的功绩和缺陷，赋予了《平衡》“真实”的生命。我很满意我坚持了这种创作形式。

　　我没有从金鹰奖方面得到任何评价的信息，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获奖的正式通知。

　　记：《平衡》在国内播过吗？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获过奖？这次获金鹰奖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彭：《平衡》首先在成都电视台播过，是播的全篇，168分钟。四川台和中央台也应该播过，他们主动找到我要的带子。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十二届匈牙利国际艺术电影节上，《平衡》和我的另一部纪录片《空山》都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1400多部影片参赛，有1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是《空山》赢得最高奖———评委会大奖。颁奖后，电影节主席告诉我：“《平衡》和《空山》都很好，《平衡》很震撼，但较之《空山》来说比较难理解，《空山》更容易看懂。”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机构不太理解，而这正是《平衡》所要表现的。

　　金鹰奖是我国电视艺术的最高奖。我曾经三次获提名，但最终无缘“金鹰”。虽然这几年频频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纪录片的专业评比上获奖，但金鹰奖一直是个空白。

　　实话实说，本来今年我不想参加金鹰奖的评选，因为金鹰奖需要观众投票这个特殊性，使我早已失去了捧杯的信心。毕竟，关注纪录片的观众并不多，喜欢看的，又看上你的片子的，然后还要上街掏钱买选票，还要为你跑趟邮局的观众更是不会多。但我还是按要求，习惯性地报了名。

　　获奖的消息还是成都一个不认识的文化记者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组委会在北京刚刚召开了发布会，公布了全部的获奖名单，《平衡》不仅获了奖，还是纪录片的第一名，最佳长篇纪录片。这消息很好，但也很突然。我问他：金鹰奖不是应该在颁奖晚会上公布获奖名单吗？怎么提前公布了？他说今年改了。我想应该证实一下，就按照那个记者提供的方式在网上查，结果我就乐了。不光是我得奖的问题，关键是《平衡》得了奖。从拍摄，到制作，再到舆论，到谣言，三年多时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容易啊！巡逻队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奖不容易，得金鹰奖就更不容易！

　　记：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个人的情况？比如年龄、家庭等，你的家人看你拍的片子，有什么评价？

　　彭：我把台里给我写的简历复制给你（附后）。

　　因为拍纪录片需要长期在野外工作，我没有时间，也没条件，没机遇找女朋友，所以至今单身，所以看我片子的家人只有我的父母，他们告诉我，看我的片子他们就想哭。老年人嘛，心疼儿子。

　　记：你还有什么其他要说，要补充的吗？

　　彭：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吗？我可以补充。

　　好了，就到这里吧，我都要睡着了。

　　[可可西里会记住他们]

　　宗巴·尕仁青：西部野牦牛队林业派出所代所长，正式警察。个性刚烈英勇，工作狂热；野牦牛队撤并一事使其内心深受伤害而赋闲在家长达四年。现任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加保护站站长。

　　公保扎西：退役武警，为人温和、务实、细心、怀旧。被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清退后，现重新筹建野牦牛队高原生态文化促进会，意在保留野牦牛队的光荣历史。

　　谢周：退役武警，为人开朗大方，富有音乐天才。现协助公保扎西在格尔木重建野牦牛队ＮＧＯ（非政府）组织。

　　白辰：教师、县委翻译出身，正式警察；野牦牛队被遣散后，因消沉酗酒，胃部大出血而死。

　　旦正扎西：目前工作于索南达杰保护站。

　　吕长征（土族）：原治多县委车队司机，后野牦牛队车队给养卡车司机，因高原病身体已经垮掉，几乎死在可可西里腹地，现已失去进山的能力。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

　　东周才仁：在格尔木被盗猎分子暗杀未遂，卡车从其身上碾过数遍，二十二根骨头断掉。现终身残疾，丧失劳动能力，靠亲朋救济维生。

　　陈永寿（汉族）：被感化的前盗猎分子，人称“沙狐王子”。现独自在格尔木打工，艰难度日。

　　日秋：58岁，野牦牛队年龄最大的成员，索南达杰好友，把自己家所有牛羊赶了一千公里捐献给野牦牛队。因长期艰苦作战，已去世。

　　江文扎西：藏医出身，人称野牦牛队最不要命的硬汉子，陷入绝境时与尕仁青争先自杀（未遂）好为战友提供食物。目前以开诊所为业。

　　（月萦福雅 整理 ）

　　《平衡》影评(六)：“不平衡”中的平衡

　　《平衡》讲述了一支名为“野牦牛”的武装反盗猎队伍，在其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的带领下，纵横于可可西里腹地中与盗猎分子浴血奋战的故事。当然，在影视作品里面，陆川导演拍的《可可西里》尽人皆知，然而，不同于《可可西里》虚构的故事情节，从《平衡》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力量。影片没有使用到任何的解说词，就算是在背景中也只是运用了少量的音乐，我们所大量感受到的只有可可西里呼啸而过的自然风声。这也是剧情片与记录片最大的不同，“真实”是一部纪录片所应该承担的一种职责，是它所应有的一种色彩。而《平衡》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它并不仅仅像一般纪录片记录了某些现实，它更多地是以一种人文关怀去塑造了片中人物动态的、活化的形象，去挖掘主人公命运悲喜之间的社会内涵。这部纪录片播出后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其后不乏电影人、学者们以镜头处理、创作线索等等专业的视角去看待这部记录片，而作为一名普通的观影者，却更愿意去以一种人文的思考去关注它。

　　影片赖以发展的明显的叙事线索有两条，一是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的陈述和经历，二是关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建立与发展，但其实还有着导演彭辉的情感线索隐含在其中。伴随着这两条明线和一条暗线，在《平衡》随即中展开了三对“不平衡”的矛盾——自然与人类间的不平衡、政府与小人物间的不平衡、善与恶的不平衡。

　　自然与人类间的不平衡。在纪录片的开头，镜头展示了广阔的青藏高原，巍峨的昆仑山脉，飞翔着的斑头雁，奔跑中的藏羚羊，这幅大自然的画卷为观影者呈现了世界第三大无人区——可可西里，没有多余的画面与赘述，简洁而大气。接着主人公扎巴多杰坐在卓乃湖前讲述索南达杰的故事，故事讲完随后镜头转到了环保志愿者杨欣在海南开会的画面，并借杨欣之口告诉我们“在1994年查获的藏羚羊的绒，有八百公斤，而且全部来自中国。平均一只藏羚羊的产绒量是一百到两百块之间，可想而知这八百公斤绒需要多少只藏羚羊”，这组残酷的数据与影片开头大气、肃杀的可可西里景色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随后，跟随导演彭辉的镜头我们看到了那一幕幕真实的画面：满眼遍地的藏羚羊尸体，厚厚堆叠的缴获的藏羚羊皮，扎巴多杰对失去母亲的小羊羔带着柔情与悲悯的呢喃叙述……无一人不被这些不加修饰的画面所震撼，无一人不被这些在充满人类物欲的利益链条下无辜死去的生灵所悲怆。而在人类利益和自然生态的不平衡中，却又存在着这样一种平衡——“野牦牛”队的英雄主义和柔情。这些康巴汉子身上流淌着的游牧民主英雄主义的血液，天生不畏惧的精神让他们仅凭着四把枪与盗猎分子在可可西里恶劣的环境里殊死搏斗，究其原因仅仅如扎巴多杰对小羊羔的陈述，是出自那份对于自然、对于生灵的那份柔情。也正是这种英雄主义与柔情扎巴多杰及他的“野牦牛”队这些人在捍卫可可西里整个大自然中不断做出努力，让观影者在内心深处对这“以命换环保”的事业产生强烈的价值认同。

　　政府与小人物间的不平衡。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在守护藏羚羊时物质资料的匮乏，政府本该有的资助却发不下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立之后其基础设施的落后，甚至是扎巴多杰在北京进行募捐演讲时现场一名官员的呼呼大睡。这寥寥几个镜头和扎巴多杰面对着镜头的陈述，彭辉没有去解释，也没有做任何的价值引导，他把评判权交给观影者。小人物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并没有出于自己的私利，而是应着心底的那份英雄主义与柔情，站在了整个人类的角度去实现那一种神圣的信仰，而政府在此时的不作为，甚至在一些程度上对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多方阻挠。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与不平衡，这一种社会现实所带来阵痛令人唏嘘。虽然小人物如扎巴多杰在这种不平衡当中去寻找平衡，四处募捐，“对一两个王八蛋……我能忍”，但是在体制的夹缝中去寻求解决的路径，未免不让人心寒。

　　善与恶的不平衡。或许大家都会觉得在纪录片中善的代表是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而恶的代表是盗猎分子。但其实，没有绝对的善和恶，就连善的代表扎巴多杰也未能幸免，在他的陈述中，小时候曾因为逞英雄打死四只狗熊，但是后来才明白这一种英雄主义在自然当中自是“恶”的一种；在影片的后部分，他又说道，在一次巡山中亲自开枪打死一只藏羚羊为了使队员们活下去，这次的“恶”其实是在“善”的范畴当中，为了保护队友的性命，为了不伤害到其他的藏羚羊，夹杂扎巴多杰的心寒与无奈，但是在善恶的取舍之间，扎巴多杰仍旧选择做一个好人。而作为恶人存在的盗猎分子们，导演彭辉一直也很想走进这些盗猎分子的内心，去看见他们的所见所想。在杀害索南达杰后的第十七年，凶手终于落网，彭辉在采访他们的过程中也明白了，杀害藏羚羊仅仅是为了糊口，更甚者只是为了想买一件因为经济条件买不起的新衣服，这些最底层的盗猎分子们成为恶人的原因不是因为心中“恶”的想法，更多的，是被逼于现实的那些无奈和心酸，但是在善恶的取舍之间，他们的天平却倾向于恶的一方。其实，最恶的是那些处于利益链条顶层的“老板”和那些因为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做环保而阻拦了其利益对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百般阻挠的官员们。而以康巴汉子们的英雄主义与柔情，导演彭辉和环保志愿者们的热情，这些善是无法完全与恶抗衡的，需要的每一个人对于善恶间不平衡的深刻思考，以及，最实际的行动。

　　总之，《平衡》塑造了给观影者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扎巴多杰的形象，也为我们揭露出一块社会现实的伤疤，而影片中所暴露出的人与自然、政府与普通民众的矛盾，甚至是体制的矛盾，不禁引发深思：我们如何在这些“不平衡”中去寻求平衡？彭辉导演的《平衡2》仍在继续，梁银权领导的“野牦牛”队仍在继续，那我们呢？

　　《平衡》影评(七)：[转] 磨房电子杂志编辑部 ? 纪录片《平衡》，访谈导演彭辉 因为真的很好,所以忍不住转了.见谅.

　　访谈背景：10月10日，与成都电视台的彭辉联系时，意外获悉由他拍摄，也是我本次想采访的关于原西部野牦牛队、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纪录片《平衡》，在即将颁奖的第19届电视金鹰奖中，获得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最佳作品奖。

　　此前，我作为志愿者，结束9月份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以后，10月5日到成都，见到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掌门人"杨欣，恰好在他那里刻了一套《平衡》的盘。

　　在保护站曾听一个7月份的志愿者说到《平衡》，评价它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片子，一直想看。这次回来以后一放，168分钟的片长时间，我始终是如哽在胸，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述。

　　10月11日，我用E －MAIL的方式向彭辉提问采访。当晚12时15分，彭传回了他的邮件，在看他那些关于扎巴多杰，关于拍摄《平衡》的回忆文字时，我再次被深深打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陪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又看过三四遍这部片子。每一次看完，大家都久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些事（关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是你们媒体的责任。你们炒作这个热点那个热点，这样令人震惊、感动的事，为什么不好好宣传？"

　　国外有媒体曾断言"中国没有环保"。但至少，我在9月工作过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现在是中国民间环保的一个最高标志，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更是情愿为此一死！类似的组织和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的热血人士，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一切还处于举步维艰的窘困境况，我却依然和拍《平衡》的彭辉一样，相信这个星球人与自然最终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中国也绝不会例外。

　　quot;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不知道是因为一种怎样的契机，让你有拍《平衡》这部片子的想法？

　　彭辉（以下简称彭）：我曾经在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报道，称"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府不可能拿出人力、财力从事环境保护"，该撰稿人由此得出了"中国目前没有环保"的荒谬结论，对我触动很大。

　　1998年2月，我无意中在由北京日报社出版的《宣传手册》（1998年第三期）上看到了题为《可可西里的保护神》的报道，写的就是盗猎分子的猖狂和"西部野牦牛队"的事迹。经报请台领导同意，半个月后，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艰苦创作，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为西部工委窘迫的现状感到震惊，更经历了对盗猎者的愤怒和对两任工委书记先后去世的阵痛！

　　记：为什么会取名《平衡》呢？我的一个朋友认为这个片子有一个高潮点，就是最后扎巴多杰发脾气那个镜头，除此都拍得很冷静，他认为那个镜头给他留下了很震撼的印象。《平衡》的名字是不是直接从那里而来？

　　彭：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放在整个创作背景中来回答。

　　（1）我眼里的"西部野牦牛队"

　　与国内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不一样，我在《平衡》里没有片面地把"西部野牦牛队"塑造成完美的英雄，毕竟我与他们相处了三年，毕竟我是一名记者，是一名以事实说话的纪录片工作者。许多人把"西部野牦牛队"神话化了，甚至成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代名词。事实上，"西部工作委员会"才是这个环保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经中共青海玉树州委批准成立的基层组织。"西部野牦牛队"只是该委员会的一个有民间特色的称号。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队员文化素质偏低，加上地域相对封闭等客观因素，使巡逻队在顽强、勇敢、敬业的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科学管理，让我感觉他们坚强刚毅、有激情，又不太规范。

　　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

　　（2）我眼里的两任书记

　　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环保战士、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守护者"。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是《平衡》的主要人物线索，也是我从事记者工作15年来最为敬佩的县级干部之一。

　　在我看来，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在于他能与队员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时，从不隐瞒自己的不足，乃至错误。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纠正自己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一点在有些干部的身上是难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杰面对观众说出了一些实际上很不利于他自己形象的大实话，这是他做人的坦荡之处，这也是我为了保持《平衡》的客观性所作出的一点努力。

　　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晚上和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

　　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这就是可可西里的夏季！这就是扎巴多杰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队"。

　　我始终不能忘记在一次巡逻过程中，扎巴多杰坐在雪地上，一支冲锋枪靠在他的肩膀上，对我说："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1998年10月，也就是扎巴多杰在北京寻求活动经费期间，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几位坚守在那里的野牦牛队员说："已经断粮好几天了，没有油，没有肉，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环保志愿者杨欣把带去的罐头送给又黑又瘦的队员时，他也不知道，队员们已经整整10个月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了。

　　也就是在这10个月里，发生了个别队员私卖羚羊皮的事件。

　　作为一部客观记录历史的作品，《平衡》没有使用一句有可能产生主观导向作用的解说词。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是我创作《平衡》的基本原则。

　　个别媒体在"撤消西部工委"（2000年12月底）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撤消"当成了贬义词大肆渲染。"撤消"是机构调整工作中常用的中性术语，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她）应该懂得这个常识。西部工委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为解决可可西里长期多头管理问题，经中共玉树州委批准撤消的。西部工委八年的功绩没有，也不可能因必要的机构调整而被忽略，甚至抹杀，它已成为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远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2000年11月，《平衡》应邀参加上海国际电视节，分别在纪录片研讨会上和复旦大学放映了两场，现场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数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quot;平衡"的片名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创作之后的思考结果，是在1998年5月给台里做书面汇报时取的名字；扎巴多杰是同年的10月1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里说出的"平衡"两个字。一个月后，他在家里死亡。这中间有什么联系，我不敢想。

　　也许，《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寻找心态平衡，寻找人文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和经历正视现实的阵痛。但我相信，阵痛总会过去，现实必须正视，历史将证明一切。

　　quot;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片子拍了当时野牦牛队巡山的很多细节，你是一直在连续不断地跟拍，还是只有选择性地进去可可西里几次？

　　彭：可可西里是中国著名的"生命禁区"。那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长时间地呆在那儿采访。

　　你去过保护站，知道那里的气候。但可可西里腹地的气候与保护站周围的气候完全是两回事，那里更加恶劣！

　　我们的设备很简陋，就是一台摄像机、一个脚架，连野外拍摄最起码的防风防雨设备都没有，一遇到风雪，我们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几把雨伞来为器材遮挡。所以设备经常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去年的一次巡逻中，因为气温太低，还损坏了一台摄像机，只好中途返回成都。

　　记：扎巴多杰是1998年11月8日离世的，你跟拍他一直到了10月，最后那个镜头，他的情绪很激愤，甚至说到了"连死都不怕"，这让我感觉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预感？

　　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谜。我想，现在再去寻找扎巴多杰的死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杰的死能让我们理解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如果他的死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的环保意识，能够揭示出我们在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让它成为我们工作的绊脚石，甚至带来一些无谓的牺牲的话，那么，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你听到扎巴多杰死亡的消息，当时有什么感觉？你一直在拍他，关系应该很亲密，你肯定没有想到所拍的对象会以突然的、非正常死亡的方式为这部纪录片画上句号。这让人心里感到特别的震骇。

　　彭：1998年9月，因严重缺乏经费，已无法维持正常巡逻工作的扎巴多杰来到北京寻求帮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杰结束了一天的演讲后，和我准备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说当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播出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珠影厂拍摄），由于我们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电影频道的节目，他决定找一家能看到电影频道的餐馆吃饭。

　　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电影频道的小饭馆。当黑白屏幕上的《杰桑·索南达杰》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扎巴多杰已泪流满面，他哭着对我说："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愿。"

　　让我久久无法相信的是，扎巴多杰最终没能死在可可西里。

　　11月8日晚，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击碎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希望！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杰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在机房里做我的另一个纪录片《背篓电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杰都熟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扎巴多杰"走了"，我还责怪地说："怎么会呢？他不是跟我约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吗？怎么就先走了？"但仅仅一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进一步追问之后，我呆了。我立即挂了电话，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证实，工委的副书记梁银权哽咽地证实扎巴多杰已经死亡。在他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的眼泪已经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电脑的电源开关关掉，跑回办公室，用E －MAIL与中央台的几个朋友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泪一直无声地流淌着，同事们不停地点燃香烟递给我，谁也没有说话。

　　之后，我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到西宁，当我坐了几天的长途汽车赶到扎巴多杰家时，他刚刚天葬。那个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与共的康巴汉子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样的快，连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的机会也没给我！

　　听扎巴多杰的家里人说，扎巴多杰天葬那天来了很多的老鹰。他们认为，老鹰来得越多，逝者就越早进入天堂，越早脱离尘世的痛苦。

　　扎巴多杰终于带着他的梦随鹰背而去了。

　　扎巴多杰是悲壮的，野牦牛队是悲壮的。

　　quot;它（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

　　记：：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像谢周、扎多等，感到很亲切。在保护站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提到野牦牛队的事，他们的神情都显出极大的落寞，比如谢周，我觉得他已经变得很忧郁。不知道你个人对野牦牛队总的感觉是怎样的？对它最终被解散的结局怎么看？对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整个前景又怎么看？

　　彭：关于对巡逻队的感觉，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在前面作了部分回答。至于对可可西里的前景的看法，我会在今后的《平衡续集》中回答，我不会在这里做任何推断和猜测（无非就是说些"我相信、我希望"之类的大道理），纪录片是用事实说话的。

　　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片子里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对这个民间性质的保护站，你的评价如何？你和杨欣（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发起和组织者）都是成都人，可以谈谈你眼中的杨欣及他目前从事的事业吗？

　　彭：中国有很多事情其实办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建立保护站的意义，我想还不在于仅仅是为某个巡逻队提供了活动基地。它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需要勇气和能力才能表达出来的，而杨欣就具备了这两点。因此，他把这种态度树立在了可可西里。

　　有人说杨欣在环保事业上存在功利心，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不了解他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视觉的注意力放在杨欣在中国的环保事业里所做努力的意义上。他做的事并不算惊天动地，有很多人也许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杨欣已经做了。

　　记：你个人觉得环保在中国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怎么样？从政府到社会、民间都可以谈。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前景，你感到乐观吗？为什么？片子里扎巴多杰访谈部分，他眼里始终都是有眼泪的感觉，杨欣在海口演讲甚至哭了，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卖20本书的镜头，让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彭：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提高。毕竟，环境保护的力度最终是要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的。

　　扎巴多杰，杨欣，西部工委，保护区管理局，还有许许多多致力于环保的人们，他们现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有辛酸的泪水。

　　记：这部片子从拍摄到后期制作总共用了多长时间？顺利吗？你所在的电视台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后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时间，而且现在我仍然在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继续关注《平衡》的人物命运。

　　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尔木，记录了几名涉案队员，以及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现状，特别采访了目前主要负责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管理的"保护区管理局"。我准备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我是从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的，以前一直在搞专题片。台里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报的选题从来还没有被"枪毙"过，申请的经费也从来没有被"克扣"过。当然，我是用每一个片子的质量取得了台里的充分信任。总的来说，我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经有几个大台找我接洽过，希望去他们那儿工作）。

　　记：片子结束时，我终于看到了你们工作的一些镜头，像打着伞替摄像机挡风雪，像你在清水河（是那里吗？）洗脸时冷得跳起来，心里特别有感触。那一定是很艰辛的一段日子。谢周唱歌敬酒为你们送行，那也是很珍贵的一种感情。拍了这个片子以后，你自己的心情怎样？对你的生活有什么重要影响吗？会不会有些什么东西是与以前不同了呢？

　　彭：实在有点累了，前几天得了急性肠炎，现在还有点发烧。我会给你寄些VCD，其中有张是《记录平衡》，你看看，也许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记：我不太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可以介绍一下吗？比如现在主要做什么，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等等。

　　彭：这个问题在"彭辉简历"中有。

　　记：我跟一些朋友一起看《平衡》，我们都觉得这部片子拍摄的理念很独特。特别地内敛，不张扬，质朴。没有一点刻意煽情的东西，没有一句解说词，除了谢周唱的歌，也没有其他过杂的音乐背景，而且你是特意将自己隐在这个场景的背后。这都是我们很直接的感性认识。你自己可以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吗？有没有从金鹰奖那方面传递过来的评价信息？

　　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也是我创作纪录片的一个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我试图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复制"。纪录片工作者就是有责任把你看到的最原生态的东西展示给观众，否则就不叫纪录片。这种"原生态"是最能体现纪录片的真实性的。

　　那么，体现这种"原生态"的创作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认为只有一种，那就是我现在采取的"不要解说词，由主人公扎巴多杰主述"的形式。因为这个巡逻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任何一个声音来做解说都无法达到扎巴多杰自己讲述的震撼力。由于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无掩饰地讲述了巡逻队的功绩和缺陷，赋予了《平衡》"真实"的生命。我很满意我坚持了这种创作形式。

　　我没有从金鹰奖方面得到任何评价的信息，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获奖的正式通知。

　　记：《平衡》在国内播过吗？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获过奖？这次获金鹰奖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彭：《平衡》首先在成都电视台播过，是播的全篇，168分钟。四川台和中央台也应该播过，他们主动找到我要的带子。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十二届匈牙利国际艺术电影节上，《平衡》和我的另一部纪录片《空山》都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1400多部影片参赛，有1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是《空山》赢得最高奖---评委会大奖。颁奖后，电影节主席告诉我："《平衡》和《空山》都很好，《平衡》很震撼，但较之《空山》来说比较难理解，《空山》更容易看懂。"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机构不太理解，而这正是《平衡》所要表现的。

　　金鹰奖是我国电视艺术的最高奖。我曾经三次获提名，但最终无缘"金鹰"。虽然这几年频频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纪录片的专业评比上获奖，但金鹰奖一直是个空白。

　　实话实说，本来今年我不想参加金鹰奖的评选，因为金鹰奖需要观众投票这个特殊性，使我早已失去了捧杯的信心。毕竟，关注纪录片的观众并不多，喜欢看的，又看上你的片子的，然后还要上街掏钱买选票，还要为你跑趟邮局的观众更是不会多。但我还是按要求，习惯性地报了名。

　　获奖的消息还是成都一个不认识的文化记者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组委会在北京刚刚召开了发布会，公布了全部的获奖名单，《平衡》不仅获了奖，还是纪录片的第一名，最佳长篇纪录片。这消息很好，但也很突然。我问他：金鹰奖不是应该在颁奖晚会上公布获奖名单吗？怎么提前公布了？他说今年改了。我想应该证实一下，就按照那个记者提供的方式在网上查，结果我就乐了。不光是我得奖的问题，关键是《平衡》得了奖。从拍摄，到制作，再到舆论，到谣言，三年多时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容易啊！巡逻队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奖不容易，得金鹰奖就更不容易！

　　（本文作者为三湘都市报记者）

　　《平衡》影评(八)：纪录片《平衡》让我惊颤 震撼！

　　纪录片《平衡》让我惊颤 震撼！

　　在“中国纪录片”的网站上，我下载了纪录片《平衡》。

　　这部曾获第19届中国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第一名的《平衡》，看过的人并不多，很多人还是看过陆川导的电影《可可西里》后才知道有这么一部纪录片的……即使这部纪录片已经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在国内也是知之者甚少。

　　有人说，看完《平衡》，你的内心一定会久久的不平衡。这么说是轻的。在我看的时候，我只能将身子挺直、眼睛睁大、呼吸急促、胸口极闷……它让人惊颤、震撼、感动。

　　导演彭辉用了3年时间来记录在可可西里的保护与偷盗。

　　开篇为我们展现了广袤的青藏高原，接着是巍巍的昆仑山脉，最后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可可西里”无人区，也就是本片拍摄地点。奔跑着的藏羚羊，滑翔着的斑头雁，寥寥几笔为观众点出了这个世界第三大无人区，野生动物的天堂，更是藏羚羊家园的“可可西里”。以此作为之后片中表现“西部野牦牛队” 保护藏羚羊及其他种种问题设下铺垫……

　　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很少的背景音乐。

　　可爱的藏羚羊、凶狠的偷盗者、极其恶劣的环境、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两任“西部野牦牛队”队长倒在的盗猎者的枪口下、倒在了那些官僚无声的枪口下。

　　导演彭辉说：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

　　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晚上和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队长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 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第二任队长扎巴多杰的死是悲壮的，野牦牛队是悲壮的。

　　其中有有一小段偷拍的镜头很有说服力，他们偷拍了藏羚羊绒围巾交易现场、一条薄薄的藏羚羊绒围巾居然能买到5000美金一条、800公斤羊绒来自中国、而杀死一只一只藏羚羊只有几十克的羊绒等数据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强调了“反盗猎”的必要性。也突出“平衡”这一主题。

　　中国的环保要前进是必然会付出血的代价的。

　　我尊重彭辉，一个纪录片导演，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三年……三年啊，在那个人类很难生存的冻土地上拍摄纪录片，伟大！只有一台摄像机、一个脚架，连野外拍摄最起码的防风防雨设备都没有，一遇到风雪，大家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几把雨伞来为器材遮挡。

　　我很难想像，这么个艰苦条件，这么个“漂亮”的彭辉能在那里和队员打成一片。

　　我用“漂亮”这个词，彭辉看到了一定会很生气。但我说的是实话。他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你一定会说，为什么不用“英俊”或“帅气”这种字眼呢？不瞒你说，他只能用“漂亮”而不能用其它。

　　正是因了这种强烈的反差，才使我对这位导演更加肃然起敬！

　　看这样的纪录片，你就会很怕再看电影，因为世界上的事，再伟大的导演想将假的拍成真的都免不了会留下些假的痕迹。而《平衡》的纪录让人惊颤，那种让人心惊的真实，那种老实人说老实话的真实，是看不出有人为痕迹的真实。

　　《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寻找心态平衡，寻找人文平衡的过程。

　　但这部《平衡》一定让有些“人”不平衡了，所以这么好的说的又是环保的纪录片，却没能在国内大红大紫。但很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这部片子的。

　　为了中国的环保，你也去看看《平衡》吧。在“中国纪录片”的网站下载。

　　看片前请准备好纸巾、速效救心丸和开水，后背最好靠得舒服些，以免……

　　《平衡》影评(九)：平衡

　　故事开篇为我们展现的时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地区。画面逐渐出现的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然后才出现人物－奇卡．扎巴多杰。他介绍说可可西里捕杀动物和环境破坏的程度相当严重，政府在九二年的七月份成立治多县西部工委，管理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担任第一任书记的是桑．索南达杰。在一次行动中，桑南达杰一个人与十八名盗猎分子进行枪战，最后壮烈牺牲。而本担任玉树州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近亲扎巴多杰主动请缨接替了桑南达杰得位置，成为了第二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从此带领着一帮兄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中与不法分子斗争，保护着可可西里的动物和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到种种困难，有艰苦的自然条件，也有来自资金武器装备上的限制。这样的条件下，扎巴多杰不得不一边在可可西里完成他的工作，一边四处组织募捐。扎巴多杰工作中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是来自他的上级。在上级给他们规定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成绩越大，他们的收入就越少。在影片的最后采访中，扎巴多杰激动的对着镜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政府官员对资金的乱挪乱用，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机构的建立，是可可西里保护的最大障碍。桑南达杰内心感到强烈的不平衡，为和他一起奋斗在可可西里保护事业上的那帮弟兄，也为了可可西里的环境和动物。而在这个采访的四天后，扎巴多杰从北京辗转回到青海玉树州的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距离击穿头部身亡。扎巴多杰死后，他的家人和兄弟万分悲痛地将他的后事处理完毕。而第三任书记梁银权继续带着兄弟在可可西里完成他们的使命．．．．．

　　本片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它的整部片中没有一句解说词，这在其他纪录片中是不多见的。而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中，解说词也是多余的。它不是一部记录风光地理旅游的纪录片。它纪录的是一个英雄与一群英雄完成他们的使命保护可可西里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感同身受，而这样的感同身受来自于这个片子的主人公奇卡．扎巴多杰。因为扎巴多杰本人就是个具有相当震撼力的人物，并且善于表达，他的个人魅力足以打动每个人。在镜头前，他毫不掩饰，非常直接自然地表达一切。在他的表达中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跟着他的情绪而流动。对盗猎者强烈的愤慨，对政府某些官员的指责，对自己工作的执着。这都是我们从扎巴多杰的话语中感受出来的，而且我们也随之产生同样的情感。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采访扎巴多杰的时候，扎巴多杰十分感谢北京的人民群众还有各个社会组织给他的帮助和支持，西部治多县本身是一个贫困县，没有办法为他们的组织拿出资金。扎巴多杰只能够依赖于社会力量把他们是环境保护事业维持下去。而所谓的国家给予的资金却成为了政府内一个个腐败的官员用来修那些乱七八糟的机构。讲到这里，扎巴多杰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因为这个原因是扎巴多杰不能接受的。他骂那些官员是王八蛋，他死也不怕。扎巴多杰的情感表达真实反应着他的内心，让观看这部影片的人同样情绪激动。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扎巴多杰是我们信息的来源，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这部影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比于在这部影片中加上解说词更能够将观众的情绪调动开来，也突破了纪录片的局限思维，成为一部非常有特点的纪录片。同样，这种特点的展现也造就了这部影片的成功。

　　《平衡》影评(十)：内心怎么能够平静

　　看完之后内心深处无法平静。

　　为什么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淳朴牧民不但可以放下猎枪甚至可以为了保护藏羚羊而牺牲一切，而另外却有些人因为成为巨额利润经济链上的一环而违背人性违背自然对藏羚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残忍的屠戮。《平衡》里面对准了藏羚羊尸骨的镜头，扎巴多杰喃喃而又愤怒的讲诉，还有《可可西里》中巡山队员发现藏羚羊尸骨后清点被盗猎数字的声音，六十八，六十九……声声如刀滴在观者的心上以致时隔五年我还是不能忘怀那样的画面。可敬的野牦牛队员们，他们领不到工资，他们要忍受种种艰难的考验，只是为了保护那高原上的精灵，这高原上的汉子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最可爱的人。可是第一任野牦牛队队长索南达杰牺牲了，临死前保持着战斗的姿势。第二任队长扎巴多杰一直是影片的主体，导演自己不做任何解说，绝大部分的讲诉都是由扎巴多杰对着镜头叙述的，我们刚刚听到对着这个真性情的男人对着镜头义愤填膺的独白和对某些势力的愤怒，并表明自己死都不怕的决心。观众的心也紧紧的绷着，希望继续跟随他的脚步聆听他的讲诉，却听到他从北京筹款回来意外身亡的消息。我们没法理解也没法接受，为什么这样的好人就这样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