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作为古代的一个节日，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尤其到了宋代，七夕已演绎成了全民的狂欢节。但其后，七夕的内涵逐渐收窄，成了非常专一的男欢女爱的“情人节”，直至今日。

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鲜见“情人节”内容。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这是最早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曰：“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则记录了皇宫过七夕的盛况：“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就是说，自南北朝到唐代，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同胞们除了对月穿针（没九孔针的就用金银或铜石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这些活动充分展现了古代汉族妇女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唐代，七夕时男人要“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里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女吞小豆二七枚。”

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的习俗。除了女子对月穿针、焚香“乞巧”，街上还卖应时商品“磨喝乐”（雕塑小佛像）、“水上浮”（用黄蜡绘制或雕刻的鸳鸯、龟鱼等小动物）、“花瓜”（把瓜雕成各种花样）、“种生”等，也有“喜蛛乞巧”、“投针验巧”等节目。宋罗烨、金盈之辑的《醉翁谈录》中描述了七夕节的热闹景象，堪比我国的盛大节日——春节，但只字未提“情人节”方面的内容。从这些记录传统风俗的历史文献中，不难看出，古代七夕的主题并非是“男欢女爱”。

可为什么七夕会演变成了“中国情人节”呢？

我以为，这是历代文人骚客的功劳。《诗经·小雅·大东》谓：“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这被称为最早纪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也为七夕成为“中国情人节”提供论据。特别是梁朝萧统咏出“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即兴篇后，咏叹“七夕情人节”的诗人词人便风起云涌——白居易的“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杜甫的“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杜牧的“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贺的“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罗隐的“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刘禹锡的“非是人间世，还悲后会遥”……而李商隐更是将消愁相思之情倾注于《七夕》：“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与唐诗对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寄托相思之情相比，宋代词人更多地表达着对自由恋爱的向往——无论是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是范成大的“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抑或李清照的“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等，除了寄托相思之苦外，也隐含了对破坏自由恋爱的封建制度的强烈反抗。

随着大量过滤了七夕传统习俗的诗词广为流传，牛郎织女的“自由恋爱”便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时空的启示和希望的光芒。因而，七夕节“穿针引线，祈求乞巧”及诸多跟物质有关的习俗，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发展自然也就渐行渐远了，而渴望自由恋爱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继续得以传承，这也说明了精神的不朽。而且，古人对美妙又浪漫爱情的营造，又使“七夕”有了思想精髓和文化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