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近现代的文献，追溯千百年的文明，不论是商代王后的妇好，还是汉代越王的赵佗；无论是清代奢侈的慈禧太后，还是三国鼎立中吝啬的曹操，他们的陵墓无一例外的都被后生们发掘或盗掘，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一代“至尊”，逝去的遗梦而终将不能永久的安寝，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后人在遗憾中感叹。

　　人们知道的是发掘者为考古、佐证着历史；盗掘者是为着墓中随葬的宝物，变换金钱乃至发家；更有甚者是斩龙脉、断其根，破坏其风水。但是，人们还知道释、儒、道的圣贤们为人类的文明，创造了诸多的精神财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将优秀文化传承给子子孙孙。至今，炎黄子孙们无日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游弋着，继承和发扬着圣贤们的进步文明。他们的陵寝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不仅保护有加，供奉的寺庙还随处可见，香火盛行。迎来的是日日供奉、岁岁礼拜，带走的是积德行善、仁者爱人。真难说得清、道得明前者的“至尊”与后者的圣贤之间道理。

　　五千年的中外历史，道德至尊的圣贤们无不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类文明，思考和实现着“自净其意，止于至善”的人生美好，无不以草民为伍、体恤民情为之而歌而泣，从中感悟出人生的大智慧、大思想、大道理。如果当初悉达多王子在巡游京城，能容忍一个身体佝偻须发苍白的老人沿街乞讨而心无慈悲；能容忍一个满身流血生疮的病人边走边痛苦地呻吟而无动于衷；能容忍一群人围着一个早亡的死者痛哭而不生怜悯之心。那么，他可能会成为迦毗罗卫国的一任国王，绝不可能成为世人称道、万人供奉，众人顶礼膜拜的释迦摩尼佛祖。

　　与孔雀王朝阿育王同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独有偶生活着两位中国圣贤，与释迦牟尼思想相近的孔子，在不同国度同样诠释了一个东方大国精神文明的命题，周遊各国游说着人生入世、治世的道理，呼唤着统治者应对臣民实施仁政、仁慈、仁爱的真谛，道出了“天下为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而老子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则与孔子倡导的治国思想相得益彰。大凡中国鼎盛时期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皆以“德”治天下，密切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革除弊政，励精图治，而致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得以长治久安。

　　可是，与盛世向背的衰败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力至尊可谓昙花一现。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人心向背，治国有悖于道德文明。统治者的庸政、恶政、暴政，及其骄奢淫逸、繁赋重役，逐渐失去了劳苦大众的拥戴与支持；而登基修陵寝，大兴后花园，桌上百味菜，不知民苦情，最终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不论统治者采取何种手段镇压，都难以阻止民众的揭竿而起，外敌乘机入侵，劫难的是皇陵被掘，火焚宫廷，“天子”之所立，民众之所灭。保留至今乃是长城依旧，寺庙犹存，从中也不难看出社稷的长城牢不可破，崇拜圣贤的庙宇香火绵绵，只有那被人民所唾弃的帝王将相不得安寝。

　　       历代王朝更替轮换始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善行施德者一统天下是深受黎民百姓的爱戴与拥护的，江山稳似磐石，安如泰山；恶行暴戾者即使世袭继承国之大业，不可避免社稷摇摇欲坠、危如累卵，不论权力利益集团为其刀头舐血、生死杀戮；还是为之摇旗呐喊、杀声助威、尽其智囊谱写了皇家的辉煌和恩典，终究阻止不了民众的呐喊，难与人民的力量抗衡。败者为寇的统治者和利益集团的宦官们重者满门招斩，抑或改姓易名四处逃窜；轻者没收家产，押送边关。随之达官显贵的富豪们能置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外吗？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和安宁吗？只有那淡漠名利的隐士们窥视着下一个轮回。

　　下一个轮回任何一个政权的当政者，要想国之太平，就必须赢得民心；还必须懂得中外文明是优秀文化决定了政权，而不是政权决定了优秀文化；还必须懂得“官吏是社稷的秩序，文士是社会的良心”。若置礼义廉耻而不顾，置普世价值不理，社稷的稳定还能维持多久呢？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凡俗中，挖坟掘墓是有损于善积阴德的。逝去“至尊”的明君，后人一定要加以保护，暴君也要让他永久的安息，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