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日中国之乱象，是社会发展必然还是转型之必然。从乱象中暴露出国人精神、道德、诚信、信仰之危机，对法制的践踏，对权利的扭曲，对生命的漠视，贪婪和巧取豪夺，功利和寸光鼠目，让社会的阴暗和丑陋呈现出冰山一角。或许，激烈的言辞，偏激的思想使我们一叶障目，看不到社会所谓的主流，正能量，浩然之正气，看不到文明的号角正引领着我们奔向文明与进步的灿烂时代。但我们这个社会如若失去批判，失去冷静的社会审视，失去正义和真理的疾呼，失去社会良知的呐喊，那堕落的不是这个社会，而是人性最后的底线。

　　关键词：土地 农民 守护 暴力 掠夺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一声号角，中国这个以农立国的古老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漫漫之征程，这是一场摧古拉朽的战略态势，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这是不是一个美妙的过程，总之这是不可抗拒的社会洪流。农民是这洪流中的“中流砥柱”，他们自觉不自觉，主动不主动，必须得顺应这历史的车轮，随之向前踯躅独行。未来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陷落的家园，何时能找回？他们一脸茫然，其实他们也不用费神去思考，因为他们已习惯别人的思维框架，去构建未来和出路。至于精神家园，那是玄乎的理想，这个社会谁还去相信理想？

　　田园牧歌之乡村桃源，那是陶渊明的“桃源”，“悠然见南山”那是陶渊明的“南山”，炊烟、土道、云霞、农舍，那是闭塞、落后、蛮荒、愚昧之“老死不相往来”的焚寂。这个社会早没有了隐士，自然没有人再会去这黑灯瞎火的静寂农舍参悟孤独，守护灵魂，因为孤独已如影随形，因为灵魂已失去主人。喧嚣的机器的轰鸣，深夜颤栗的梦呓，或许这就是农民最幽深的对这场改革洪流的精神分裂。一方面是内心对财富的渴求，要冲出去，冲出这贫瘠的土地；另一方面，是面对纷繁灿烂的现代文明，表现出的恐惧和无所适从，赖以依存的土地的根的丧失。

　　农民深深眷念着土地，就像母亲眷念着孩子。不管这孩子争不争气，成不成才，当孩子受到威胁，母亲自然挺身而出，以命相搏。同样，当土地失去，农民除了眷念，还有一份守护的矜持。翻开城镇化进程的卷帙，一行行一页页留下的是什么？血泪的控诉，一个昆明强征算得了什么，如果连土地失去廉价的补偿亦不能回馈农民，那正如一位老农所言：宁愿自己在耕地上被活活打死，也不愿耕地被强征后被活活饿死。言辞铿锵，却充满悲凉，充满无助和绝望。“农民危机”被农民问题专家刘亚洲将军首度提出来，恐怕此种危机，一旦成燎原之势，势必会影响到城镇化进程，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有甚者，公然叫嚣：打死几个阻挠征地者，赔几个钱。生命，农民的生命就如草芥，法理何在？谁可肆意剥夺农民生存的权利？农民就不是国家公民？甚而不是人？国家法制建设几十年，就被这一小撮鱼肉百姓的权利腐败者践踏得面目全非，真个是哀其国之不幸。

　　农民为何守护着脚下的这一片土寸地？他们是城镇化建设的绊脚石？当遇暴力掠夺土地，他们为何能凝成一条绳？不是说他们不是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吗？除了利益，使他们成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群素来被称之为散漫、无组织、没有凝聚力、自私又狭隘的“乌合之众”为何能众志成城，与暴力掠夺展开殊死较量？

　　一、农民与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汉族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宗族制度，一个村落或许就是一个宗族。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民亦走出祖先世代的聚居地，因而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已不复存在。

　　农民长期囿于脚下的土地，“脸朝黄土背朝天”使他们心中的世界就是“一亩三分地”，奋斗的目标就是，勤耕地，多产粮，靠天吃饭，养家糊口，同自然一起“进化”。太平盛世，男耕女织，丰衣足食，与世无争，其乐陶陶；动乱年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苦不堪言。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统治阶级靠着儒家文化的“反智”愚民，得以延续几千年。农民骨子里的秉性除了坚韧，更多的顺从，忍气吞声，这与农民长期处于社会链的底端，从而形成的意识思想有关。有专家指出，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没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粗犷辽阔的视野，没有临海民族征服海洋的勇气和开拓精神，他们固守着庄稼，固守着田地，从一部浩荡的中国历史可窥一斑。封建王朝，政权更迭不是自身腐败、荒淫到病如膏肓，农民揭竿而起，就是外族入侵，改天换地。马背上的民族一是蒙古族，二是爱新觉罗不是分别建立了盛世王朝，开疆辟土，甚至征服异族，这实则是彪悍民风的体现。

　　农耕文化虽然是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风俗文化，但其中农民精神的个性和孱弱的的处境在其中暴露无遗。农耕文化不可能成主流文化，尽管我国是以农立国的的传统农业国家。道理很简单，哪朝哪代农民不是被蹂躏，被欺辱，被愚弄的的被统治阶级，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就是胜利果实被大地主大豪强篡夺。田园牧歌那不是文人的歌咏，那不是天堂的宁谧，实则是落魄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呻吟。农耕文化或许缺乏艺术，或许缺乏历史的深邃，或许不能记录农民几千年的心路历程，但农耕文化是属农民的，是农民贬值的智慧结晶。其中有农民理想，有农民精神，有农民沧桑的襟怀。

　　二、农民与土地

　　农民之于土地，就像鱼儿之于水，那是血肉相连。尽管这块地是集体国家所有，还不能是他们私有的财产，但捍卫和守护这块土地，可以让他们付出尊严，甚而不惜生命。当年轻农民逃离土地，亦或是逃离土地的贫瘠，融入工业化商业化的浪潮，但大地的根已植入生命，无论身在何处，生命之根岂是能轻易祛除？农民是粘着土地的，没了土地那还叫农民吗？

　　农民的苦难实际也是与土地不可分割有关。农民越离不开土地，统治者的统治就越稳固，为什么?中国历史不是有对农民是“流民”、“流寇”一说吗？一旦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家园，背井离乡，他们为了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在得不到社会的融入和认同，找不到归属感，那骨子里的暴力却也可怕。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这道理，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革命”的彻底性，“与汝偕亡”的波澜壮阔的破坏力，才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并最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国家。而长期粘在土地上的农民则不同，他们尽管生活艰辛，饱受盘剥，但土地给了他们安慰，给了他们踏实，他们安于现状，很少去考虑除了土地之外的事情。同时他们讨厌颠沛流离，讨厌动乱带给他们的不明朗的未知的明天。今天农民离开土地，自愿加入工业化商业化的城镇建设的大潮，那是冲着后代，冲着未来，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将来继续自己的农民之路，所以农民从灵魂深处他们是谦卑的，对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多少有些悲楚的认识。

　　农民为什么要抛妻离子，告别家园，孤独远行？说自愿多少显得有些牵强，说对财富的渴求，农民更易在贫瘠的土地中得到满足。正如一些专家疾呼：现在的农村，“空心村”、“鬼村”比比皆是，人都走了，不是“空心”、“鬼村”是什么？一个村子，除了老人、儿童、妇女在留守，青壮年已人去楼空，妇女成了“体制下的寡妇”，儿童成了“体制下的孤儿”，老人成了“体制下的五保户”。农民为什么要把土地丢掉？为什么要把老婆孩子父母丢掉？要把家丢掉？这不是纲常人伦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公共扶持农村缺失的问题，由于农业只反哺城市的问题，由于农民贡献太多，收获太少的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长期失血，导致营养不良，这是社会之痛，农民之痛。因为只有在战争、动乱的年代，农民才可能大规模逃离故土，背弃家园。尽管“三农”问题被党和国家纳入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但任重而道远，是社会、城市反哺农村、农民的时候了，不是农民要求更多，而是我们的社会欠账农民太多。

　　三、农民与社会公平

　　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以公民待遇。但我们漠视农民利益，歧视农民的观念何其多，在强征土地上暴露出的对农民利益的漠视，歧视农民的观念只是沧海一粟。为什么我们的官员敢叫嚣“打死几个赔几个钱”？为什么企业的施工公司敢于纠集上千人全副武装的打手对阻挠征地的农民进行“镇压”？权且不说赔偿问题，官商染指问题，是谁给他们的权利可以草菅人命？是谁给他们壮胆撑腰，敢组织这么一群帮凶爪牙？我们常说，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难道民众赋予的权利就是来草菅人命、草菅农民的嘛？从深层次讲，这不是漠视农民利益，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吗？

　　都说欧美国家“妖魔化”中国，其实在激情反驳之余冷静思考，我们自我妖魔化恐是更严重。精英阶层、权贵阶层妖魔化中等阶级，中等阶级妖魔化社会底层，这社会底层自是农民无疑，农民由于其自我认识的误区，亦会自我妖魔化。这妖魔化的实质就是民族劣根性，鲁迅笔下的“看客”人物，冷漠麻木、愚妄残忍，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看与被看”，同样的病态，同样的冷漠和麻木。郎咸平在《中华民族十大劣根性》指出的林林种种，粗看无所谓，细细捋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民族劣根性的体现。农民处在社会的底层，受其周围环境、传统、教育、认知的影响，把自我妖魔化当成精神解脱，走出物质困境的良药就见怪不怪了。

　　不管以何种“礼遇”待之农民，国民待遇也好，公民待遇也好，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和谐新型的社会关系，教育不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最大的短板，教育的问题不解决，公平正义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教育是什么，是一种心灵的唤醒，同时是智识的启蒙，使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从而在进入社会时能够有立足之地。农民要想在社会有立足之地，享受国家的公平正义，接受良好的教育虽然不太可能改变我们这一代农民的处境，但对于提高下一代农民子弟的社会竞争力，实则具有比纸上谈兵，空喊口号要来得实惠和现实。但纵观今日之教育，农民子弟、农民工子弟享受到教育公平吗？精英教育、精英学校，那是贵族子弟、有钱人子弟的“专利”，农民农民工子弟想上能上得起吗？学校的门槛跨得进去吗？城乡均衡教育，到城市和农村走一走，教育真的均衡吗？或许我们教育官员心中的“均衡”，那是反应在检查材料上的，不均衡也务必要搞成均衡。什么在城市要集团化办学，在农村要集中化办学，还说这是教育改革之趋势，使得农村学校年青教师大量出走，剩下据说是经验丰富的“老弱残兵”，如此一说，教育的“精华”还在农村。农村是有广阔的土地，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教学场地狭窄，设备设施极其陈旧落后，这就是农民子弟享受的教育，这就是促进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以，农民的出路，农民后代的出路，受制于教育的不公平，这社会怎么能公平？才导致农民永远处在社会的底层，处在社会链的末端，反智愚民的封建社会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生不灭几千年。农民的立足之地，那就是脚下的一寸土地最真实，至于社会地位，从守护土地的豪壮和悲催可管中窥豹，自不必言说。

　　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为我们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薪火传递，社会财富的积累，国家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矛盾在于这一社会最大群体，在创造具额财富的同时，他们分得了多少，他们在我们这个社会体系中，卑微而坚韧地活着，“务农”不能称之为工作，要不然为什么有腐败分子触犯刑律自愿“回乡种地”去？农民是粘着土地的“寄生”物种，如果连土地也被掠夺，那他们还剩下什么？善待农民，要给农民一点理想，给世界一点信心。

　　参考文献：

　　《留守中国》 刘旦；

　　《中国农村农业发展论坛》第八、第九届报道

　　《中国农民问题》（刘亚洲与一位县委书记的谈话）

　　《城市异乡人的生存悲歌》 湖南师范大学 肖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