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爱好，绝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会有自己的爱好，只是有人爱好多些，有人爱好少些；有些爱好是健康的，有些爱好是平庸甚至低俗的。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一个有爱好的人，而且爱好比较广泛、比较健康。

　　——吹笛子

　　如果说在我体内还有些文艺细胞的话，那么最初那点文艺细胞应该是在念小学时孕育出来的。

　　我自小就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孩子，记得那时我有很多爱好，但大多不是很健康的，经常要受到爸妈的管制，如：弹玻璃球、搧片子、顶纸宝、玩烟盒、斗蛐蛐等，百好不离一个“玩”字，而且多是蹲在地上玩，灰尘泛起，极其的不卫生。

　　文革初期，我刚刚十一岁。有一段时间，大街小巷时兴耍快板、吹笛子，我因为小时随爸爸到朝阳支援三线，在公社中心小学参加过合唱队，蛮喜欢唱歌的，就央求妈妈花了几元钱买了一支笛子。在爸妈眼里我能对吹笛子感兴趣，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比起那些不健康的爱好强得多。家里这哥几个他们最不放心的就是我。

　　那时学吹笛子哪里像现在的爸妈要花钱给孩子找个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教呢？完全是靠自己悟。练习吹笛子的时间也大多在晚饭后，和院子里几个同样喜欢吹笛子的伙伴聚在一起，有时是独奏，有时是齐奏，期间还时不时的交流交流，自然也就有所提高了。那时除了样板戏和毛主席诗词歌曲外，最流行的是一些歌颂毛主席的歌曲，音乐很美，听起来让人亢奋，容易得到共鸣。印象最深的有《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岁万岁毛主席》等。没有歌谱，有也不会识，完全是凭着感觉，先唱歌后吹笛，“土八路”打法，能唱就能吹，之后再慢慢的熟练。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了一点音乐感觉，吹起来也讲求一点技巧了，外行人听起来也多少有一点清脆悦耳的感觉，似乎也并不难听。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对面院子的一个小伙在大门外吹《在北京的金山上》，感觉比我们吹得好听，很是好奇。他告诉我们是用的变调。院里的几个孩子一时间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便和他学起了变调，继而你教我、我教你的，经过反复练习竟然也会用变调吹曲子了；尽管只会变一个调，也是非常兴奋的事情。

　　那时吹笛子只是自娱自乐，一种消遣，别说自己，就连父母也没有更多的想法。由于没有老师指点，不得要领，因此，吹了几年也还是停留在那个“院子里的”水平。吹笛子也有消费，要经常去乐器店买笛膜，有时不舍得花钱，就和同院的几个孩子去不远处的一个竹器厂，从工人破开的竹子中往下揭天然的竹膜，尽管不如人造笛膜结实耐用，吹不了几个曲子就破了，但毕竟还是可以替代的。

　　学吹笛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天中午，我在自家吹笛儿，开着窗，心里也很想让院里的人们听得到。由于住的是平房，有些人家有睡午觉的习惯，夏天各家又都是开的窗户，还没吹上两首曲子，就听前趟房后窗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中午了，还让不让人睡会觉了？”我的笛声自然也因此戛然而止；紧接着，那扇敞开的后窗又甩出了一句更刺耳的：“要是吹得好也行”。我知道，那是一对新婚夫妻，丈夫是爸爸单位刚来一年多的转业军官，妻子在省歌舞团，是声乐演员，这些天总能听到她在自家饶有兴致的一遍遍地唱着《绣红旗》。那一次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挫伤，犹如数九寒天让人劈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再无半点心劲儿，暗自思忖：你能唱我为什么不能吹呢？后来明白了，人家那是专业院团的，唱出来会给人享受；而我这大院里的水平，如果选不对时候那就是扰民了。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吹笛儿了。

　　69年时，全家随爸爸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