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 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 如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 程朱的“知先行后”; 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而“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来的, 这一思想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对于当下的社会管理或企业管理具有极高的意义。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王阳明就为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说的十分明白，“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 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针对人们道德修养实际问题的理论特性。

　　王阳明生活在明朝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正是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王阳明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王阳明正是针对这种大厦将倾社会现实和道德危机提出的“知行合一”，并自认为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山民起义的过程中，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高度的匡事济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要完成他的“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理学由一种可以依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则到了明代成了人们法定的行为原则和取士的惟一标准，走向了僵化和反动。王阳明不满意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认为这种学说使得道德认识和社会实践相脱节，造成“交知行分作两截用功”的流弊，人们只求知而不顾行。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 在这种情形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

　　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不只是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为了医治知行脱节, 只知不行的时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伦理纲常。

　　二“知行合一”的涵义

　　王阳明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至善的。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可见，王阳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看成是道。“行”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行”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念活动，另一方面是指“笃行“，即有的放矢地做一件事。所以”行“是是身心上对道德的体会和实践。王阳明认为人的本质源于心，他表达了与孟子思想极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心为身之主宰，良知为心之本体，即”心即理“，从实践过程来看待和规定知行关系，认为知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知行合一本质上就是道德实践论，是从道德实践指向道德实践的道德修养方法。

　　王明阳提出“知行合一”论，重要论述有：以良知为本体，就知行合一来说, 生理欲望, 言行视动、学问思辨和良知引起的一切行为都是知行合一, 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体；知行是一个功夫，王明阳批评了“冥行妄作”、“不能思惟省察”和“茫茫荡荡, 悬空去思索, 全不肯著实躬行”两种人，强调“知”、“行”不可分离的关系, 行不能无主意, 故行不离知; 知不能无手段, 故知不离行；知行本体同一，即知行“只是一个”, “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合一并进，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 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希望人们言行一致；行而后有真知，王阳明独特地解释了知行关系，认识来源于并依赖于实践活动, 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关于某一事物的具体知识。

　　三、知行合一的意义与实践价值

　　阳明心学的积极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高扬主体精神，突出了意识的能动性，把心作为成物之主，天地鬼神的主宰，有利于破除迷信和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

　　其次，把玄妙不可及的天理，拉回到人的内心里来，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即可致良知，要做到知行一贯，即知即行。

　　再次，追求透明本心，胸中洒脱、超狂入圣，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精神境界是何等难得。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也是掀起了一股清新之风。

　　这种知行合一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第一次以良知为本体的, 它重点突出了知与行的统一, 颂扬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是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更重要的是它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 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但知行不是对立矛盾的, 而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等等; 二是知行合一并进、行而后有真知, 接触到真知发源于直接经验, 知依赖于行, 猜测到知行的某种辨证关系, 既反对不知而行的盲动主义, 又反对只知不行的空谈主义, 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 硬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或别人教授而得到，但软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智慧与能力，学到硬知识后，要通过“行”即实践将其转化体验后形成的软知识，就象人学习游泳一样，理论知识可以听别人讲授，但没有实践永远不可变成一种自身的能力。王阳明以道德修养带动知识，强调在实践中完成人格修养而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知行合一”正是这一重要理论的基础。这才能将外在的硬知识变成内心强大的软知识，固化为自己的思想的根源。这对我们的修养学习具有极高的启发意义。

　　我们倡导知行合一的目的也是要人们把道德或理念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王阳明以孝悌为例：“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晓得说些孝悌得话，便可称为知孝悌。”他反复强调只晓得说些孝悌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悌，懂得孝悌又实际的体现于行孝行悌的过程，将具有的孝悌的德性转化为行孝行悌的德行，也就是要言行一致，认识与行动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道德修养实际中知行脱节问题。对于今天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道德相对滞后的社会来说，也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道德水平的提升。前段时间，国家出现孝法，规定多长时间要探望父母，此法必不可行，只有从孝之内心改变，才真正有效，孝心是根，探望是叶，无根之木，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有枝叶再去种根。但此法也是为唤醒人心的天理而已，即知即行，就能达到目的。

　　企业管理工作中何尝不是如此，有多少理念真正去付诸于行为了，领导层的决策能否传递到每个员工的行为中？改变要从心开始，当然借助制度的约束也可以实现，但理念总归难统一，执行过程中总是出现上下搏弈的情形，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我认为企业人才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力资源的自动化，这种自动的能量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在鞭策中的骏马，虽然跑得也很快，但总是会出现问题，如果主人与马能达到理念与精神的统一，则可驰骋千里，此即是人力资源的自动化。

　　所以作为社会管理、企业管理同样如此，民族信念、企业的信念，知行合一，才是生存发展之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