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起兵，定都开封，建立了延续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曾为后周皇帝亲军最高将领的赵匡胤，深知藩镇割据后患无穷，便以“杯酒释兵权”作为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第一步，纵观宋王朝，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避免了藩镇割据带来的内乱，宋朝的经济、科技、文化、手工业和工商业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却导致了军事上屡受外敌羞辱的悲惨结局，最终南宋被蒙古所灭，中华大地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族全面统治。史学界更有“中国第一次亡国”之说。

　　公元1127年，徽宗、钦宗附带文武大臣，数千后宫尽被金人掳走，这便是史称“靖康之变”的民族大耻。侥幸避过此难的宋室残余被迫南迁，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朝，定都临安。

　　公元1276年，五岁的宋恭宗投降，宋室再次出逃，在元军的穷追之下，暂居福州，不到八岁的赵昰登基，第二年，福州沦陷。1278年，赵昰死后其弟七岁的赵昺登基，并与陆秀夫、张世杰一起逃亡广东崖山，此时身负民族大义，宋室安危的少保文天祥孤立难支被元所擒。宋室号称二十万兵力与元军在崖山最后一战，这过半数由文官、宫女、太监、杂役组成的军队，最终为大宋王朝唱尽了挽歌，丞相陆秀夫不忍“靖康之变”重演，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杀，随行十几万军民亦随之殉节，太后杨氏不愿残喘投海，太傅张世杰自溺，十余万具尸体漂于海上，随之而亡的，亦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有记载福州一带兵民乡里数万人闻讯之后，也随大宋一起沉入大海，悲哉中华，壮哉中华。

　　自此，经历大肆杀戮的中华大地，失去民族脊梁的中华民族，沦落外族统治之下，元朝大肆削减汉人数量，抑制经济文化发展，导致了中华文明的断层。仅存的大义之士，民族继承者，也只能苟活乡间。

　　元朝虽不过百年，但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之后明朝汉人复国，历经近三百年，终于在明末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略有复苏，然而天灾人祸，水旱频发，内乱严重，党派纷争，地方割据，满清趁机夺取政权，扼杀了华夏文明复兴的大好机会。

　　客观分析，“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只能是一家之言。历史总是多面的，也是不可逆转的，悠悠几千年文明，虽历经摧残，却并无全盘摒弃或替代，汉人从数量和地域上一直还是占据优势，所以不至于灭亡殆尽。但是我们应该从中看到，弱宋亦有数十万人，随八岁的小皇帝殉国，从汴梁至临安，自福州至崖山，中华民族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无数汉人带着中华民族的骨气与气节献身民族大义。

　　时至明末，1644年，明思宗朱由检在景山一棵歪脖子树上结束了生命。崇祯皇帝不愿降清苟活，也算是带着中华民族的气节与大义殉了自己的国，此时已无张世杰，已无文天祥，已无陆秀夫……满朝文武，地方大员，归降异族者众，被明廷寄予厚望的南三藩也开门臣清，做了割据一方的王。也许崇祯帝死前也会想到，自己的生命结束在北京自己皇宫一角，满朝文臣武将无迹可寻，落得还不如南宋流亡小朝廷的一个八岁孩童，虽然也是殉了国，自己身边只剩一个太监。悲哉崇祯，悲哉中华。

　　满清实施文化压制，并抑制除农业外的众多行业发展，打压限制汉族，满清贵族大肆圈地，侵吞汉人财产，闭关锁国，错过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中华民族轰然崩塌于西方科技面前，受尽屈辱。

　　放眼当今，日韩史学界鼓吹的“唐宋在日本，明朝在韩国”这一观点，片面的表述了文化的交流，是自我肯定中华文化传承正统的行为，不会被历史承认。中华文化的断代，也只是僵而不死，政治统治并不能从根本上灭亡一种文化，只要民族没被同化，血脉不断，中华文化必是源远流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集中在民间，我们所说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只是从统治阶级及民族大体上表述了中华民族的坎坷历程，从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异族统治对中华文化的摧残与阻滞，是用来警醒当世之人的一种方式，不必锱铢必究，民国亦有“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识民族大义，持民族气节，担民族脊梁之大任的人，从未断绝。元、清虽灭了汉政权，但蒙古与满清文化最终也是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之中，中华文化已不只是片面的汉文化。从列强欺凌，内乱纷争，积贫积弱中走出来不久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造成了部分人礼、仪、道、德、义、信、诚、善……某些方面的缺失，面对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推进实施，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般悲怆的倾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着从中华历史中找回些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每个人都应该负起民族复兴的己任。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