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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之命运

发布时间:2022-01-28 23:54:16

  麻雀之命运

  麻雀,它总是拣那些最细的枝落,而且不停地跳,仿佛一个冻脚的人在不停地跺脚,也好像每一根刚落上的细枝都不是它要找的那枝。它跳来跳去,总在找,不知丢了什么。

  它不知道累。除了跳之外,它的尾巴总在一翘一翘的,看起来像是骄傲,其实是保持平衡。

  它常常是毫无缘由地扑棱一声就飞走了,忽然又毫无原因地飞回来。飞回来的这只是不是原先飞走的那只,就不知道了。它们长得看起来一模一样,像复制的。

  它们从这棵树飞往另一棵树的时候,样子是非常可爱的,那是一团中途划着的几起几落的弧线,仿佛不是飞,而是一团被扔过去的东西——一团揉过的纸或用脏的棉絮团儿什么的。

  它如果不在中途赶紧扇动几下它的小翅膀,那就眼看着在往下栽了,像一团扔出去的东西降落在弧线上突然重新扔高,它挽救了自己。

  它不会翱翔,也不会盘旋,它不能像那些大禽类那样捉住气流,直上白云苍空,做大俯瞰或大航行。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个楼房到另一个楼房,与人共存,生存于市井,忙碌而不羞愧,平庸而不自卑。

  它那么小,落在树上就是近视眼中的一个黑点,是逗号还是句号都看不清楚。低飞,跳跃,啄食,梳理羽毛,发出永远幼稚的鸣叫,在季节的变化中坚忍或欢快,追逐着交配,有责任感地孵蛋和育雏快乐的活着。

  它是点缀在人类生活过程当中的活标点:落在冬季枯枝上时,是逗号;落在某一个墙头上时,是句号;好几只一起落在电线上时,是省略号;求偶的一对儿追逐翻飞,累了落在上下枝时,就是分号。

  麻雀和人的生活最贴近,但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经常被人伤害,却总也不远走高飞放弃贴近人时的方便,所以总不见灭绝。人们给它们起的名字是麻雀,不知道它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也认为对方是“麻雀”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的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有农民在1955年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毛泽东咨询动物专家能不能消灭麻雀。当时的中科院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说,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就在几天后,毛泽东与14位中共省委书记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当时是这样清算麻雀罪过的:一只麻雀秋收季节每天吃四两,四只麻雀一天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粮食可是宝贝,所以麻雀就是中国农民的天敌。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的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实践,人们总结出消灭麻雀的手法有“轰、打、毒、掏”等;铁丝夹、笼子捉、筛子扣、弹弓打、胶沾;捉,用手电筒夜里照,麻雀见光,睁不开眼,只要不惊动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还有诱捕,在一张大网里面拴两只麻雀,网外拴一只喜鹊,招来大批麻雀以后,一拉网绳全部掳获。

  《人民日报》1958年4月20日一篇新闻报道:“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6249只。”

  在民众盲目跟风的同时,也有部分人是冷静的,他们决心拿出证据为麻雀平反,结束这场闹剧,也是生态悲剧。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后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郑作新考察成果。但相对于铺天盖地的喊声,这点声音根本微不足道。

  中国动物学会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民众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参会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的搞运动。

  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年10月将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是后面一句补充基本上没有理会,是“四害”就铲除。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7598001只。

  在中共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仍说:“麻雀现在成大问题,还是要除”。与此同时,很多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科学家明白,这是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失去了麻雀的制衡,才导致了虫灾,于是更多人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在众多科学家的呼吁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于1959年11月27日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据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下发张劲夫的报告。

  次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文件上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1960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将“除四害”的内容修改为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至此,麻雀才得以翻身。

  众所周知,以人类选举之常识,如果对候鸟不熟悉,选鸟者多半只能投反对票或弃权。而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成长岁月中,几乎都有关于麻雀的记忆。这一切,无疑为麻雀当选提供了广泛的民意条件。选麻雀为国鸟,大概是因起“为鸟谦”,是“生活的鸟”,选它为国鸟便是让“生活的鸟”上升为“理想的鸟”——将生活当做一种思想,何乐而不为?

  麻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说明它是鸟类在世界百折不挠的草根力量。尽管命运多舛,险象环生,但终究能在种种艰难困苦中逃出。难怪有人感叹,麻雀这惊世的命运,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么?而且,麻雀作为中国诸多城市仅存有非家养鸟类,对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中国人来说,其象征意义显然远大于丹顶鹤。更重要的是,以数量计,以麻雀之鸟来喻中国之人口似乎也合适。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若尊麻雀为国鸟,人倒也不失为对个体命运的价值弘扬。然而,争来争去,谁都知道,没什么鸟可以代表国家。有关国鸟的评选,充其量只能佐证一个国家有着怎样风尚与观念——因国家之形象体现在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里,而不在于某只鸟的花色品种及其鸣声是否婉转。因此,不知麻雀的命运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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