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社会产生那天起，腐败与特权这对孪生兄弟便形影相随。无论是在哪种社会形态下，无论是在多么严酷的“生长环境”中，它都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如野草般火烧不尽、锄到难灭。至少到目前，如同癌症一样，人类还无法真正铲除这个寄生于上层建筑各个层级上的社会"毒瘤”。各国的政治家们试图通过制度、机制的改良等等手段进行“保守治疗”，但收效甚微。以至于国民对于执政当局的评价标准大大降低：即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地无奈。因此我们说，当病因确定后，癌症是有可能被根除的；而作为载体，只要有特权的存在，腐败就不可能消亡。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抑制它的蔓延速度、减少它对社会肌体的破坏程度。

　　人性的需求是腐败的原动力。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揭示的正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趋利性、自私性。作为一种自然属性，从本质上讲，人人都带有腐败的“基因”，只不过这种行为的产生是有条件限制的。因而司马迁才又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为了自身基因最长远的存在，那些占据社会最有利位置的特权者很难放弃腐败。试想，一个特权者现在就能把他八辈子子孙的吃喝住行问题全部解决，而且又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他为什么不呢？但是，人除了具有动物的自然属性外，毕竟还是“社会动物”，具有社会属性。这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对较高、社会价值观普遍“趋上”时，那么这种“原始基因”便会受到抑制，即便有腐败行为的存在，也会有较大的风险和巨大成本的付出。毛泽东时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清廉的社会。那时，虽然物质匮乏、生活相对困难；但鲜有腐败案件的发生。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文革”被全盘否定，但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仔细想想，这种发动群众，“从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不正是最有效的“腐败抑制剂”吗？反之，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如果普遍“欣赏”腐败、认同“钱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时，即便我们不喜欢腐败也只有“服从”；就算这不是我们的价值观也必须“遵循”。现时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制度的缺失与机制的僵化使腐败的生存空间膨胀。“如果说人性的需求是腐败的原动力；那么，现行体制则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能。腐败实质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一种经济行为。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在当前的社会体制和环境下，腐败的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在机会成本上，公务员如果利用腐败以外的手段，如著书、讲学、科研发明等合法兼职和兴趣所得收入，投入资源不但比腐败要高，且所得收益远不及腐败所得。而在受惩成本上，当前的纪律和法律惩罚太过宽松，违纪和犯法的认定和处置比较模糊，法不责众、纪律处罚代替法律惩罚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对个别高级官员以调动或者开除等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处罚，社会民众普遍感觉仍不够严厉。因此，在成本和风险低、收益高的鼓舞下，腐败者往往会认为已经具备了进行权力寻租的条件”。另外，众所周知，现行体制中的“一把手”，无论级别高低，俨然都是所在单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同级的纪检监察机构形同虚设，对他构不成丝毫的威胁。当权力失去监督时，让他不腐败都难。坊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如果把县级以上的一把手统统抓起来，可能有被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则必定有漏网的”。话虽不好听，但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现行监督机制的苍白和软弱；以及国民对于执政当局的严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