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北征南与盘县发展

　　作者：王云河（原贵州省盘县特区人民政府区长）

　　编辑：赵应书

　　元朝末年，由于朝庭的政治腐败，灾害不断，经济不振，民不聊生，中原大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出生贫苦的朱元璋家经安徽凤阳，参加了起义军，由于他精明能干，具有军事指挥才能，率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于1368年正月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国号为“明”，年号为“洪武”。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扫除元朝的残余势力，统一中国，使明朝的统治维持了276年。

　　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

　　明朝建立之后，继续平定湖广(湖南湖北)和四川。但元朝的梁王巴匝剌瓦尔密依然控制着云南，拥兵10万与朝庭相对抗。从洪武二年开始(1369年)朱元璋先后七次派使臣到云南劝梁王归附朝庭，梁王“油盐”不进，反击将使臣王祎、苏成杀害。朱元璋决定用重兵围剿梁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令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率明军30万来攻打云南。为了进攻云南，朱元璋从洪武二年开始，争取贵州境内各土司的支持，作好粮草的准备。播州宣慰司以3000骑兵作为开路先锋，共出去2万士兵配合明军攻打云南。傅友德兵至湖广，令都督胡海洋领兵五万从四川直插镇雄和威宁，堵死云南的出口。时年十二月十一日，傅友德进入贵州，先后夺取普定、普安(盘县)直入胜境关。梁王得知明军来势凶猛，将10万精兵调至曲靖堵截。明军直奔曲靖时，恰逢大雾弥漫，明军将元军团团包围，展开血战，结果元军大败。傅友德趁胜追击，斩首元军3万余人，蓝玉、沐英率军夺取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进攻大理，灭了段氏政权，继而攻下鹤庆、丽江等地，平定了云南全境。巴匝剌瓦尔密全军覆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与他的妻子自杀“升天”。朱元璋进攻云南的计划得以全部实现，这次军事行动，史称“调北征南”。朱元璋夺取云南后，从长计议，“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决定将20万部队永驻贵州，云贵地广人稀，靠部队难开发，又决定从四川、湖广、广大中原地区，集体移民迁徙到贵州等地，世代定居，历史上称为“调北填南”。

　　卫所与屯田

　　朱元璋把战略重地转向贵州，对稳定云南、四川、广西十分有利。洪武年间贵州尚未建省，于是在贵州设立都指挥司，司下设立卫所(均为军事机构)，留守贵州20万明军，分别驻守在各卫所。全国的明军分为329卫，其中贵州就设24卫，下属若干千户所。元代的盘县称为普安路，路的治所在旧普安，开初明军也是驻旧普安一带。洪武二十二年设立普安卫，因旧普安地势较高，拓展困难，又缺水，明军选址在双凤建立普安卫城。洪武年间普安卫属云南管辖，此地是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显赫。明代一个卫相当于现在一个旅的编制，官兵定额5600人，所相当于现在一个团，定额官兵1120人。但是普安卫的驻军很不寻常，驻军32511人，相当一个卫5倍的兵力。普安卫下管6个千户所。这6个千户所的地名是：安南所(现晴隆县江西坡)、安笼所(现安龙县)，乐民所(现盘县乐民镇)、平彝所(现盘县平关镇)，还有中左所、中右所。每个千户所下有10个百户所，百户所的兵员为112人；百户所下设总旗，总旗下领小旗5个，小旗领兵10人，相当于现在一个班。凡有所的地方均建有所城。盘境的乐民所和平彝所如今还存所城遗址。普安卫城驻军3万余人，为解决军食，就在卫城附近，驿道旁、水火方圆的地方驻军屯田。动员下级官兵实行三分，七分种，垦荒造田地，自给有余为卫所提供军粮。部队屯田土的地方称之为“军屯”，官兵成家立业，称为“军户”。军屯是以当官的姓氏命名屯名的，如刘官屯、张官屯、王官屯、赵官屯、关官屯、郭官屯、薛官屯等等。调北填南来者也实行屯田制，因为是整体来填南，多位于卫所之地，垦荒造田，这种屯称为“民屯”，屯名就不带“官”，而以姓氏名屯，如高家屯、毛家屯等，也有以籍贯命名的如江西屯等。还有以经商来的所建的屯称为“商屯”，商屯在盘境内较少见。在军屯的明军来源也较复杂。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称为“从征者”；在战争中投降起义的官兵称为“归附者”；因犯罪而被“充军”来的称为“谪发”；在民户中抽来当兵的称为“垛集”。明军留守贵州，并屯田守土，有来无回，有妻室儿女的随军到之列为军户屯田；若是单身的予以婚配，允许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繁衍后代。朱元璋怕屯军逃散，返回原籍，通过立法管束，若有逃离者将被满门抄斩。凡是屯田地方，户籍管理甚严。分为军户、民户、匠户、世代承袭。比如在军户中就分为梭卫、旗军、马军、力士、弓兵、铺兵等兵种，固定之后父子相传，不得脱籍。朱元璋时代，全国常备军为200万，而留贵州的20万，占总兵的10%。20万军人就组成2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以5口人计算，一下就使贵州增加了近百万人口。普安卫驻军3万余人，也就是3万个家庭。可见洪武年间，盘县是人口大增的时代。有人口，就有劳力，使盘县的开拓和发展迅猛展开。

　　土官与流官

　　云贵高原，世代居住着少数民族。黔西滇东以彝族为主，黔西南以布依族为主，黔东南等地有苗族等兄弟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为开发贵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明清王朝为了统治贵州，则实行土司制度，也就是朝庭封给某个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只要服从朝庭，官职允许世袭，代代相传。这种土司又称为“土官”。土官拥有很大的权力，集政权、兵权于一手。朱元璋调北征南后，更加完善了土司制度。明军在贵州建立了卫所，在卫所任职的官，均是随军而来的外籍人，外籍人当官有一定期限，时而在云南，时而在贵州，这种流动任职的官称为“流官”。流官代表着皇权的旨意，必须为朝庭服务。流官必须控制土官，土官若有反叛行为，卫所的军队就实行镇压，废除土官的职务。朱元璋对土官的任职，必须步行到京都“述职”，呈述“政绩”，并定期向朝庭上贡土特产品，然后皇上回赠相当雄厚的礼物，体现皇帝的尊严，所有土官都得向皇上谢恩。土官传承给下一代，必须事前请示恩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严格土官的考核制度，使任职的土官不敢吊歪。在明代所设的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蛮夷长官通称为土司、土府，州、县的官员亦属土职。土司有的任文官，有的任武官，土司的官品三品至九品，共十四个等级，如土知府为正四品，土知州为正五品，土知县为正七品。朱元璋实行“教化为先”，皆令土官的子女首先接受国学教育，使其懂得君臣父子之道，不接受教育的不得承袭任职。土司所管的土兵，必须服从朝庭的统一指挥，违者军法处置。朱元璋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纳入国家统一制度的管理。元朝贵州境内有大小土司300多个，比较混乱。洪武开始进行改革，归并为90余处。在府州县任职的土司为15家。鸭池河以西称为水西，为安氏土司，下有13则溪48目；鸭池河以东为宋氏土司，各管区域很广。平定云南的洪武十五年在盘县设普安府，土司普旦任土知府，也受朝庭的信任。六年后普旦联合曲靖南部的土司阿资及本府的马乃(兴仁境内)土司反抗朝庭，被明军平定，而废除了土府。永乐元年(1403年)置普安安抚司，又任土司慈长为安抚职，1413年贵州成立省，1415年慈长“图谋不轨”，革安抚司为州，这就是普安州的开始，安抚降为土判官。

　　普安州直隶贵州布政司，设流官知州，领九里十二营。明制九里为汉人，十二营为彝人。正统初年又令慈长四世孙隆本为普安州土判官，管理十二营的土务。隆本改变彝族父子连名的习俗，以隆为姓，其后将隆改为“龙”，便与“陇”有别。龙氏宗族嫡系子孙是各营当然的长官。营长既管行政又管军事，部属既是民又是兵。龙氏明初的统治中心在善德(现盘县旧营乡)，清初在鲁吐，后因军需，特设簸簊营(今盘县保基乡)代办土务。龙氏官职从总管、土知府、安抚司、同知、土判官到土千总。各营之下设千夫长、百夫长，火头、把事等。龙土司家从明代到清代紧跟朝庭，袭职相传，直到民国初年龙氏均为盘县境内少数民族基层政权的统治者。至今保基乡有关龙土司的传说很多。

　　明代实行土官与流官共同治理贵州，使贵州获得较长期的稳定，对开拓贵州发展贵州，奠定了政治基础。但由于有的土司出现反明事件，每次反叛即遭到明军的镇压，土官被革职，推行了“改土归流”，流官代替了土官。

　　则溪与营寨

　　从元代开始，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彝族实行的是则溪制。洪武五年水西首领霭翠仕明，被封为贵州宣慰使。霭翠亲领48目，地分为13则溪。其中六盘水境内有4个则溪。则溪在彝语中意指“仓库”。安氏在自己的领地设立则溪驻兵屯粮，时间一长，则溪演变为管理兵马钱粮、赋税之所，成为水西土司行政区域的名称。则溪、土目、祃裔、夜所相当于其后的县、乡、里、甲一类的建制。水西则溪制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被吴三桂平定而毁。

　　“营”是明代至清代朝庭在普安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的行政区划名称。一个营相当于流官统治下的一个“里”。明初普安州领十四营(黄草则、木誇、狗场、归顺、楼下、毛政、鼠场、鸡场、卜容、普陌、马乃、鲊希里、善德、芦塘)。永乐十三年(1415年)设流官知州时，十四营演变为十二营，其名称为：鲁吐、归顺、狗场、普陌、毛政、簸簊、黄平、布雄、马乃、鼠场、楼下。这十二营覆盖了现黔西南州和盘县广大区域。在盘县境内有簸簊(保基)、归顺(民主)、毛政(沙坡)、普陌（滑石）、狗场(保田联强)。营长均由朝庭认可的官职，在五营中，簸箕营为龙姓，其余为陇姓。营长既管行政又管军事。原普安州的十二营，其营长均为彝族龙氏土司的家族分支。这十二营中以簸箕营的历史最长。洪武年间建的十二营只有善德营，并无簸箕营。善德营的现在的旧营乡，时管旧营和刘官的部分地方。明末清初，吴三桂进剿水西彝族地方政权，兵犯普安州，时州同知居住善德营，善德营深受其害，州同知龙天佑迁至簸箕营去居住。传说龙土司选择居住点时，正值狂风大作，龙土司把一个簸箕从八大山山顶甩出去，簸箕随风飞走，最后簸箕落定的地方为营的住地，故名“簸箕营”，后用其谐音改为“保基”，但历史书上一直为簸箕营。彝族土司制度，元代为推行阶段，明代为盛行阶段，明末清代转为土流分治、土流并治，清雍正年间，贵州境内几乎全部都改土归流，唯有盘县境内的龙土司紧跟形势，世代忠于朝庭，未被改流，明清都得到皇上的信任，并委以龙土司代代管理当地事务。直到民国时期的1924年土司官府衙门尚存，后被娘娘山苗民起义军烧毁，但至今还有遗址。龙土司家以龙天估为杰出代表，清代升为正一品总兵官，其墓碑尚存，在保基乡天生桥处。

　　从明代起，营与寨总是密不可分的。旧时兵营之地称为“寨”。“寨”有栅栏的围墙，又称为“安营扎寨”。在盘县境内彝族居住的地方多称为某某寨，如石桥镇的花椒寨、板桥镇境内的头寨、二寨、三寨等。在土司居住的地方，还有专业性质的寨，如养牛寨、养马寨、鼓手寨、轿子寨、厨子寨等等。所以在盘县境内的营寨制延续时间最长。

　　在土司制度下，人和土地均为土司所有和支配，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下人种田土，有奶妈田，专供土司幼儿喂奶；有上马田，专供垫背上马或下马；有火把田，专供外出打火把照明引路；还有牛租田、马租田、猪租田、羊租田的专为土司提供牛马猪羊等，其后才逐步变为地租。

　　移民与兄弟民族

　　朱元璋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实际上就是强制性的整体移民。官屯也好，民屯也好，均为移民。这些移民来到云贵，有的与当地少数民族隔开居住，有的相邻居住，有的混合居住。为了生存和发展，有的与兄弟民族通婚，有的与兄弟民族互相往来，久而久之，关系密切，和睦相处。外来移民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共庆少数民族的节日。中原地区的移民，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由于民族之间的团结，也促进了盘县的发展。其流官上层为统治者，歧视兄弟民族的事倒也不少，但作为整体的移民，在民族之间是互相尊重的。

　　驿道与流通

　　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为了巩固云南，稳定云南，对驿道的整治建设十分重视。驿道在古代具有特殊意义，调兵遣将、行军作战、报送情报、物资流通、商旅往来等方面均离不开它，兼有军事、交通、邮传、接待、商业诸多功能。按明制，每60里设一驿或站，10－20里设一递铺。驿站、铺各有职能，传递军方文书的为驿，运粮饷货物的为站。传递官报的为铺。每个驿都务有滑竿轿子、骡马等，可供官员运送和食宿。贵州通往省外的驿站主要有五条：有湖广通往贵阳的湘黔驿道；由贵阳通往云南的滇黔驿道；有四川叙水经毕节、乌撒到云南的川黔滇驿道；有四川重庆到贵阳的川黔驿道；有贵阳经都匀到广西的黔桂驿道。其中4条在贵阳交合。湘黔与滇黔驿道连为一体横贯东西。以上五条驿道元代已开通，明初大加修整，并派重兵保护，增驿设站，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湘黔驿道和滇黔驿道连通，最为繁忙。经常使用的驿马上千匹，人夫五千以上。贵州用于驿道经费银达43680两，分给普安州负担的为2911两，可见普安州当时驿道的作用重大。在贵州境内除了五条主干道而外，府州县之间也开通驿道，部分地方也设了驿站，普安州至安笼所等地开通了驿道，时称大道。通过驿道运输的有以下物资：一是运输军粮，贵州驻兵20余万，靠屯田的粮赋不足，必须从湖广、四川、云南运来粮食，每年运进粮食20余万石；二是食盐运销，贵州不产盐，主要通过驿道从两浙、两淮、四川、云南运来食盐销售，普安州的老百姓靠川盐、滇盐供应；三是运输云南产的铜，铜是明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原料，滇铜运至镇远和湖广，必经普安州；四是云贵土司入京朝贡，还有缅甸等国上京朝贡也经滇黔道入京，所带贡品马帮络绎不绝。“山间铃响马帮来”，驿站、茶厅等终年繁忙，也给驿道附近带来繁荣。驿道的开通中原与贵州的交流频繁，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普安州的兴旺与驿道有很大的关系。“要得富先修路”，明代修路出于军事考虑，但老百姓也受益匪浅。

　　刀耕火种与牛耕技术

　　家桑是朱元璋的立国之本。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朱元璋就考虑改变云贵刀耕火种的落后面貌。明代之前，贵州是地广人稀，刀耕火种，赶山吃饭，广种薄收，种一坡吃一锅，收入低下，人民贫穷落后。所谓的“刀耕火种”就是用刀将山坡上的草木砍倒，春来放火烧掉，雨水到来，在火皮地里直播种子，稍微管理秋后即收粮了。在熟耕地里，耕作不用牛，而是用人拉木犁耕作，耕作粗放，收成很低。牛耕技术在中原地区早已普及。对于贵州来说却还是一种新技术不。贵州养牛养马历史早于明代，但养牛并未用来耕田。养牛当作财富的象征，“以夸富厚”，婚姻作为聘礼，祭祀用牛，节日斗牛，养牛任其放牧，少有厩养，未经训化的牛难以牵引。朱元璋的军事移民，贵州的卫所林立，屯田遍布，卫所是推广牛耕的先导。移民来自江浙、湖广、四川等地，他们有牛耕的传统。为了推广牛耕，首先从湖广购买几万头耕牛并配以牛耕农具发到每个屯堡，又引进高产的作物品种，由屯堡移民带头耕种。军屯的垦地要当作“样田”，就是现在叫的“样板田”。军屯移民在贵州垦田30万余亩，占全省新垦田的四分之一。军屯变成了推广农业技术的“农推站”。在军屯里实行牛耕之后加之优良的品种，施肥田间管理等，收获的粮食比刀耕火种的坡地高出几倍，当然起到了示范作用。原来的刀耕火种只适应于坡地陡地，而牛耕则可以垦田种稻。而普安州原以杂粮为主，垦荒造田，稻米比杂粮强了。

　　明代的普安州，农作物品种多见于种小麦、大麦、燕麦、荞子等，牛耕之后品种也不断增加。洪武年间的军屯如刘官屯、张官屯、王官屯、赵官屯、吴官屯、郭官屯、薛官屯等，田土平整，气候又好，水源充足，又在贵州城附近，处处是样板田，人来人往，先进的牛耕技术很快传播开了。军屯、民屯又注重兴修水利，筑坝引水，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进农业技术哪个不愿学呢？经过很长时间的牛耕技术推广，普安州的农耕技术有了较高的水平。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于1638年端午前来到普安州，路过南板桥，上丹霞山，对南板桥犁而为田的游记中写道“内坞复开，中环为田，而水流其间”，“其中回洼下陷，底平如镜，以展之为田，第无漏水”，

　　“盘施为田，其水四环”……以上记录说明，盘县在明代，不仅坝区已成水田，坡地也已成梯田。当时的盘县土地是旱地土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水田的类别已出现干田、望天田、梯子田、腰带田、冷水田、堰田、塘田、水车田等。特别是水车田，用水车提水灌田，这是明代比较先进的提水技术了。在明代普安州的田土已划分了用途，如民田、学田、庙田、备赋田、桥田、药田、养兵田、递马田等。

　　明代已十分重视优良品种的推广。盘县人叫的“御麦”，现在称之为“玉米”，或者叫“包谷”，也是明代嘉靖年间才推广种植的。据称玉米原产于美洲，是外国使者带入中国给皇帝的贡品，皇上发给民间种植推广。那时给皇帝赠送礼物，称之为“御”，民间就把这个品种称为“御麦”。贵州人种了这种“御麦”，耐旱高产，而成了主粮，时称为“旱地之王”。推广“御麦”品种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但盘县人至今还叫原名“御麦”，可谓是“原汁原味”，不忘老祖宗的功劳。明末清初又传来了“洋芋”，洋芋的种植历史比较晚了。

　　明代的普安州，经济作物已推广种植芝麻、油菜籽等。其经济林木有漆树、茶树、油桐、核桃、板粟、银杏等。乐民、妥乐的银杏估计就是明代推广种植的。普安州的竹子有筋竹、苦竹、芦竹、凤尾竹等品种。其蔬菜品种已有白菜、青菜、韭菜、芹菜、菠菜、南瓜、豇豆、扁豆等品种。畜牧禽类也有很大的发展。牛、马、猪、羊、鸡、鸭、鹅、兔、鱼、蜂、蚕等已普及到农户了。从军事移民屯田开始，逐步推行牛耕，促进了盘县农业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匠户与建筑

　　明代的坑道调北填南整体移民中，中原地区大批有技术的人随之迁来落户，这批人称之为“匠户”。他们的技术世代相传，或带了大批徒弟，徒弟也成了“匠户”。贵州的“匠户”两万四千余户，当时贵州省有九个州，普安州的匠户也不下几千户。这些“匠户”有泥水匠、木匠、石匠、铁匠、铜匠、金银匠、染匠、织匠、裁缝、厨师等。普安卫所建城，兴修驿道，开河渠、架桥梁、筑城堡、建寺庙与楼台厅阁等就靠这批工匠。随军而来的“匠户”住在卫所，还有一些特殊的“匠户”，他们承担着制造各种兵器，战马用具等。推广牛耕技术，有的从事各种家具的制作，有的木匠不但制作家具，如提水的水车，是工艺比较高的木工才能造出安装成功的。矿业、建筑业、冶炼业也是靠匠户来完成的。盘县盛产优质煤，在明代已经开采利用，除民用外，还有于烧窑烧石灰烧砖瓦等。特别是用于铸铁。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开始筹建普安州卫城，指挥使王威领导工匠筑城，城垣周长8华里，设东西南北四道城门，远处眺望普安卫城形如一口吊钟。依山傍水，居高临下，戈矛相争，难予攻克。时称“滇黔保障”、“滇黔锁钥”。卫城四道城门尤以北门为最，是贵州古城门的象征，也是明代“匠户”的杰作。北门顶上有古色古香的四方亭，两边城垣上千米。北门又称“北门洞”、“北方鼓楼”。北门洞为半圆拱，高5.5米，拱跨5.87米，进深23.8米，原设有木心铁皮城门二道，城门半圆拱和城垣全系料石砌筑而成。从建城门的洪武二十二年到今天的2008年，已经时隔619年了，至今大方美观的城门洞和城垣仍主体完好，不变型，未风化，可见这是何等结实牢固的建筑。可见古代确有能人，从设计到施工，在普安州留下了杰作。再说城门洞兴建所有的石料，工艺如此精湛，那时哪里去找水泥固定，使用的都是石灰吵浆，可以想象烧石灰的技术也已成熟。城门洞的建筑足以证明就是当年“匠户”的功劳。还有普安州文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占地4000余玉米，主要建筑沿中轴红对称布局，自上而下依次排列，坐西朝东，规模宏大，与文笔塔对应，建筑模式是中原式文化的产物，这无疑也是“匠户”的心血之作。盘县老城古代有大小寺庙34处，明洪武年间所建的有天目山下的大威寺、营盘山东麓的水星寺，还有明代景泰二年（1451年）建的丹霞山“玄帝宫”，明初所建的刘官屯把总衙门，乐民所、平彝所（平关）所城等古建筑，都是明洪武年间的产物。普安州大小河流纵横，许多石拱桥也始建于明代，远的不说，如老城的北门桥原叫“迎恩桥”始建于明建文二年（1400年）。通过以上的古建筑的兴建时间看，说明明代盘县的兴旺发达，这与“匠户”的贡献密不可分。原来的普安州的煤炭资源，朱砂水银、铁矿、铜矿、雄黄等矿业得到初始开发，特别是铸造业也在兴起，利用生铁铸锅，铸造家具，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条件。今日的盘县煤炭形成了支柱产业，许多大企业落户盘县，这与明代奠定的基础有直接关系。

　　卫学与司学

　　贵州的教育历朝历代都比较落后，难与中原地区相比。朱元璋调北征南，调北填南之后，朱元璋出自“教化为先”的考虑，始在贵州举办儒学教育。在卫所之地办的学校称之为“卫学”，在土司所在地为的学校称之为“司学”。

　　在卫所之地的移民军户和填南的民户，他们既然有家庭，必有其子女。他们来自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不解决子女入学就不能稳定军心和民心。首先在卫城地区办卫学，让军屯子女从小能读上忆。凡建了府的地方办起了“府学”，凡建了州的地方就办了“州学”，凡建了县的地方就办了“县学”。这些学校也称官学。对土司所统治的少数民族地方又如何办学呢？朱元璋对少数民族推行“怀柔”政策，“恩威并用”，“宽猛得宜”，按照“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首先要求“流官”重视地方教育，全心全意办好学校，尤其重视办好“司学”。并在州卫之地修建孔庙，开设科举，以儒家思想“怀柔远人”。因此，明代举办学校出自“长治久安”之策。明代除了办好卫学、府学、州学、司学而外，还推行办好社学，社学在一般乡间开办。以盘县古城为例，洪武十三年始办普安土府儒学，永乐十五年（1417年）改为普安州，将学校改为“普安州学”。明代司学兴起，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在善德营办了司学，当时社学已达10所。社学多为“民办公助”，由社会投资办学。由于盘县是州卫同城之地，明代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在科举制度下人才辈出。科举制度在元代中落，明洪武十五年又恢复科举考试制度，科考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读书之人凡经“童试”的称为“童生”。童生经过三次“童试”初录取都称为“秀才”。“秀才”才有进府、州、卫、县学的资格。府、州、县、卫学生经科考之后评为一、二等者方可参加“乡试”，“乡试”要到省贡院举行，每三年考一次，考中者就称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到京举行“会试”，考中者称为“贡生”，由皇帝再召集“贡生”举行殿试。然后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并赐进士及弟；二甲若干名，只称进士出身……1429年云南、贵州举行合试，共取11名，其中贵州只有1名，乃普安州刘瑄所得，是贵州有举人之始。明正德年间，普安州邵华谱考为举人之后，其后他的三个儿子邵之善、邵之哲、邵元高又在嘉靖年间考上了举人。嘉靖年间考上举人的还有蒋宗鲁、万历年间的蒋杰，王祚远也为明代的举人，王祚远最后官至吏部尚书。普安州由于举办州学，明代人才辈出，贵州有进士109人，普安州占了11人，全省举人1145人，普安州占了95人。1638年徐霞客考察普安州时称“贵筑之首”。

　　朱元璋确立“教化为先”之后，不仅重视办学，在府、州、县、卫所之地，土司所在地，大举佛教、道教文化，广办佛寺道庙等，使人“乐为善事”，“敷训导民”。普安州驰名的有丹霞山、大威寺、水星寺等，乐民所、平彝所也有佛寺道庙。在卫城道教有太清殿、通明阁、玉贞观等。由儒学的普及普安州的文庙也是一个象征。就连水塘也有文庙。

　　南京籍与湖广籍

　　云贵的人互相问起来：“你们的祖籍来自什么地方？”有的回答“我们是南京籍。”有的回答“我们是湖广籍。”有的说“我们是浙江籍。”》……如果再问：“你们的祖先是如何来的？”回答：“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调北征南来的，或调北填南来的。初步作了个估计，现盘县人60%以上都是南京籍或湖广籍。

　　朱元璋称帝首都在“应天府“。朱元璋过世，是长孙朱允炆做皇帝，不几年被其叔朱棣夺了皇位，将“应天府”改为“南京”，迁都北平，又将北平改为“北京”。朱元璋调北征南时，明军是从应天府出发的，在贵州落业的20万明军成了一世祖，所以多数人家的族谱写着祖籍“应天府”，这是符合历史的。有的族谱将祖籍写成“南京”，这也不错。因为“应天府”已改成“南京”了。有人说：“调北征南来的是30万人，南京就有这么多人当兵吗？”有关历史学家解释：朱元璋的调北征南作了多年的准备，把南京周边行省的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处的兵源集中在南京珠市巷、柳树弯等地训练，来到云贵的人，多讲出发点“南京”，代代相传为“南京”。许多族谱中把珠市巷写作“猪屎苞”、“猪市巷”、“竹市巷”、“书市巷”、“朱氏巷”等等。有的老同志为寻根觅祖，到南京亲自考察过，考证南京有个小西门，也叫聚宝门附近确有一个“珠市巷”，明洪武年间这条巷子是卖珠宝的地方，故称“珠市巷”。而不是买卖猪的巷子，也不是专供拉猪屎的、卖竹子的、卖书的巷子，更不是朱家住的巷子。如今居住在盘县的“南京人”，从洪武十四年征南来的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极少数“南京人”已传至25－27代，这是符合规律的，但多数姓氏的“南京人”族谱中只有12－18代人，如果从清代算起来差不多，从“洪武”算起相差甚远，原来的十几代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姓氏在修谱中直接提出望后人云弄清楚，这确实是个谜团。但有的人是这样理解的：原调北征南是针对云南梁王的，首先是在云南定居，后才迁住贵州的，所以在云南这段未计入；另一种原因是说因灾荒战乱，丢失了家谱，而不知前面的代数；还有的说，因军屯管理甚严，纷纷逃离了军屯，而埋名隐姓，迁住盘县的也不敢吐露真情。到底是何原因，许多学者也还在研究之中。

　　湖广籍也有类似南京籍的情况。“湖广”到底是指哪些地方，有人说是指湖南、广西。元朝中国为11个行政省区，“湖广”就是指“两湖”，即湖南和湖北，也含安徽部分区域。朱元璋调北征南时，胡海洋任湖广总督，胡从湖南出兵5万余人，这部分人留在贵州，参加了军屯，又加上“调北征南”，湖广来的人也不少。征南填南来者自然成了留黔的一世祖。湖南、四川距贵州很近，除了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来的，经商来者也不少。南京籍也好，湖广籍也好，川籍也好，都是明初开拓贵州的主力军，普安州更不例外。

　　明代与现代

　　贵州属于西部大开发之列。明初洪武年间贵州的开发受益很大，特别是普安州地处云贵的要冲，卫所屯田使普安州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发。放弃旧普安治所，选择在纳牟山下建立了卫城，其后又变为州城，普安州的建立那就相当于现代的地级市。州城又带动了所城的发展，屯田又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匠户”又推动了各项建筑业的发展。盘县老城就是洪武年间开发的产物，600余年为盘县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北门城古楼古迹在贵州数一数二。洪武年间的开展，可以说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次。明代过后，清代未留下深刻开发的痕迹。只是巩固而无提高。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滇黔公路的开通，大专院校、军事工业内迁到贵州，给云贵带来技术，培养了人才，盘县还修了飞机场，每天上千名运输车辆通过盘县，使盘县人开阔了眼界，也带来经济的发展，不管开发力度大小，也算第二次开发。建国后，由于苏修、美帝妄图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中国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思想，不少大工业内迁到四川、贵州，许多大专院校也来到贵州兴办。为支援工业的发展，几万名煤炭工人来到盘县开发煤炭资源，为盘县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地方基础设施也得到较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可算是盘县的第三次开发。这三次大开发，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需要，一但形势缓解，后续开发就停止。如抗战时期修建的旧普安飞机场，早已废弃成为一片荒地，更不要说飞机的踪影了。从1999年后的西部大开发，这是区域经济的大开发，着力国家的发展，为民生改善生活而开发，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了，为缩小差距，迅速转移到西部，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开发。盘县有着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在“大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围绕着煤炭资源大做文章，西电东送工程中盘县电厂、盘南电厂的建设，南昆铁路通过盘县，镇胜高速公路的开通，水盘高速公路路的动工兴建，水钢在盘选址扩容工程，年产1000万吨的响水煤矿加快建设步伐，忠义乡煤层气开发点火成功，这一系列的煤化工项目的建设，为盘县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王威指挥建设的老城，至今获得巩固和发展，西部大开发建设的红果新城日新月异，展望未来，一个中等现代化的城市将在“盘州”建成。如果徐霞客再来“盘州”游览，他会高兴地说：“蛾螂铺、亦资孔是我走过的地方，原来一片荒凉，如今却变成了城市，比我的家乡江荫还美呢！”我们盘县人决不辜负徐霞客的期望，要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抢抓机遇，能快则快，把盘县建设得更加美好！

　　注：主要素材来源于《贵州古代史》、《贵州通史》、《普安州志》、《盘县特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