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尤利乌斯·凯撒》中描述了原本普通的市民们在被语言鼓动之后，所体现出的狂热情绪与巨大破坏力：

　　安东尼：善良的灵魂啊，当你而不是我们凯撒的衣袍被损坏时，你为什么会哭泣？你来看看吧。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被叛徒弄伤的他。

　　市民甲：多可怜的景象啊！

　　市民乙：高贵的凯撒啊！

　　市民丙：真是天杀的一天！

　　市民丁：叛徒，恶棍！

　　市民甲：最血腥的景象！

　　市民乙：我们要报仇！

　　所有的人：报仇！去搜查！烧吧！放火吧！杀吧！不能让任何一个叛徒活着！

　　古人云，“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由此看来，语言的力量实在是很强大，甚过于甲兵，然而它始终无法避免传播的过程，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最初的信息难免会在传布过程中出现衰减和失真。譬如那个著名的“往下传”的游戏，初始的一句话经过长长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之后，往往变得与本意相差径庭。所以，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版本，发生“谣传”。夏洛特·吉尔曼在《人类的工作》中说，“轻信和盲从，无论是对旧的教条还是新的宣传，仍然是支配人类心灵的弱点。”一旦某个虚假信息落入随时保持“期待接受”状态的民众手中，必然产生无可估量的巨大后果，小者可以乱家，大者可以覆国。

　　《战国策·秦策二》有言，“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曾子可谓大贤了，品行著于当世，自然不可能做出“杀人”的举动，而曾母既然能培养出这样的大贤，其识见也必定非凡，况且母子之间朝夕相处，加之以血脉相连，信任程度应当是很高的，以这样的组合尚且敌不过路人的谣言而“三人疑之”，至于“投杼逾墙而走”，更何况那些普通家庭。

　　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在社会动荡的当口，一两句谣言经过传布，造成“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甚至可以颠覆一个王朝。远者如“黄巾起义”中著名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陈胜吴广起义”中的：“大楚兴，陈胜王”；近者如“武昌起义”前“捕杀汉兵”的传言，促成了本已经流产了两次的起义，终于演化成了推翻整个帝国的“辛亥革命”。故而近代的活动家们公开声称：“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1912年3月26日《民立报》）大谈：“过渡时期之新闻，不妨略张声势”。

　　可见“谣言”威力之巨大，贤君子们不可不查。1947年，Allport&；Postman给出了一个决定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他们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主要亲历者退位，保持沉默，指望“谣言止于智者”，殊不知这样反而给“谣言”的出现和流传创造了土壤，“正统发言人”消失，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谣传自然会涌现出来代替解释。由此看来，与其“防民之口”，不如大开言路，保持信息的对等和透明，让事件的“模糊性”消失，谣言自然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迅速断流，枯萎，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