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为马是我们大家说熟悉的一个典故，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过这个故事。赵高篡权，怕群臣乱，言鹿为马，表意上是测试群臣的心，但深层次的去理解，这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谋术，而且非常的灵验，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是古代政治舞台，以至于现代个别当权者的谬论。

　　指鹿为马的故事告诫人们一个歪理，但却很发人深思，它是当权者给从属者辟出的两条泾渭分明的路。讲假话者活，说真话者死；察言观色者活，给个棒槌就认真者死；无独立意识的奴才活，有独立思考者死。它警示从政的人：聪明要收敛，糊涂最安全。要有“盗入门而不拒”的涵养，“虎噬人而不斗”的忍耐力。在权势面前争天斗俗，只能落得粉身碎骨万劫不复的下场。

　　顺者昌，逆者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哀。中国人常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殊不知在这五千年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社会没有出现性质的转变，过度集中的权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商鞅变法却死在自己定的法律之上。伟大的孤独者屈原，不随波逐流，血性正直，必与小人，就如鲜花必招蜂蝶一样，就是因为在政治权威下出现了唯唯诺诺，逸私自之心待人的小人，而这些正是统治者所喜好的。正所谓忠言未卒口而身力戮。

　　专制帮凶李斯的一番话，导致了焚书坑儒，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最大国耻，不但阻碍了文化的传接，也让好的思想和建议不能谏言，使汤武革命不能得到延续。

　　儒钩叔孙通本是投机家，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献媚讨好，阿谀奉承-却得到了刘邦的赏识，是因为他制定了统治者需要的礼仪，满足了当权者的权益心和虚荣心。

　　中国的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表面上看当权者越仁慈越有凝聚力，实际上恰恰相反，当权者越是暴敛也有凝聚力，越有征服他人当政的可能。伊尹模式固然好，却是乌邦托的模式，过于理想化。当政者是希望权威和权力合一的，权力即权威，权威即权力，一而二，二而一。权力的过于集中，行动过于一致，染指权力的人过少，扼杀了地方乃至个人的积极性使得当权者很那自我的调节，也使中国始终处于过强民弱的状态，这是一种集权的君主制度，是被历史所唾弃的。只有政治和正义的交合，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文关系。

　　我们现在在提倡和谐的社会，我认为和谐的社会该是当权者和人民的和谐，经济与民生的和谐，法律与道德的和谐，经济与建设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人为本不应该只体现在政府的福民政策，而应该是全民素质的提高，在法律和民主的气氛下，行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道德的范畴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读史明鉴，让我们都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提高我们自身的修养和文化底蕴，敢于谏言，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利，不苟且偷生。当权者应该敢于敞开自己的心扉，与民同乐，同悲，同甘共苦，这样指鹿为马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才能创建国富民强的和谐的社会。

　　（参阅王文元的权利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权利斗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