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青

　　据媒体报道，芬兰拉毕省行政管理署高级主管斯托夫·科特不久前因在公交车上看报没有给老年人让座而成了“千夫所指”，芬兰民众一片哗然：天哪，我们纳税人的钱怎么会供养对老人如些冷漠的公务员呢？我们还能相信他在媒体上所说的那些美丽动人的承诺吗？这位拥有牛津大学管理硕士学位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斯托夫·科特因一时疏忽失去了不可挽回的社会公信力，不得不向省府递交了辞职书。

　　这位斯托夫·科特真够可怜，若是他生活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如此倒霉的。

　　在中国，省府行政管理署高级主管应该相当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之类的职位，是厅局级领导，若是秘书长那就是常委是副省级领导了。厅局级领导相当于过去的知府大人，自古以来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若是知府不清廉的三年下来，那雪花银就不是十万而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了，可见中国的官员历来都是很“肥”的。现在，中国以往被称为“七品芝麻官”的县处级领导即使是副职都配有轿车和专职司机，就连不上“品”的科级干部也有不少的配有专车，象斯托夫·科特这种厅局级领导属于高级干部，按规定都配备排气量在2。0以上的高档轿车，怎么可能去坐公交车去惹上不给老年人让座的麻烦呢？

　　厅局级领导是介乎于省部级与县处级之间的官员，还有哪些享受待遇没有具体的资料显示，然而在群众看来，是属于那种“办公有秘书，出门有轿车，会上作指示，会后听汇报”的官儿。南京市机场高速路上某烟厂大幅广告牌上写着“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这句直接点明级别的广告语耐人寻味。据悉南京牌系列香烟“至尊南京”每包100元，“九五之尊”等其他品种每包150元至180元不等。揣摩此香烟广告语点出了某些官场的潜规则，即是抬高身价，意思只有厅局级领导才抽得起这种烟，普通干部和群众怎么抽得起100多元一包的香烟？可仔细想想也不对，现在厅局级领导月工资也就在3000元上下，若是每天都抽100多元的香烟，那甭吃饭光烟钱也不够，除非象前些年社会上流传“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的民谣。朱熔基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时，看见来开会的厅局级领导抽的都是几十块钱一包的洋烟，当场指责说你们的工资连烟钱都不够，这些洋烟必然都是受贿来的或是公款消费。吓得那些厅局长们面面相觑，幸而这位据说是反腐最坚决的书记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未深究。2001年6月18日《工人日报》载有这样文章，到沈阳采访的香港记者盯上了时任市长也是厅局级的慕绥新身上的行头，衬衫、领带、西服、皮带还有皮鞋皆世界名牌，粗算怎么也得数万港元，疑惑不解地说当时内地市长月收入1000多元，如何穿得起这般贵重衣物？难怪老百姓都说纪检监察天天喊着反腐败，却不从根子上去查，现在县处级领导大都抽得是软中华，光查他们烟钱就有问题，还有穿的名牌建的豪宅和巨额存款，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查出腐败来。

　　去年有媒体报道一个德国的市长到中国来考察，看到接待自己的县长挥金如土，设盛宴上名酒一桌席就是数千元上万元，惊得目瞪口呆，说自己在德国当市长用每一分钱都得报批都得向纳税人说清楚，想不到中国官员权力如此之大，感慨不已。据悉中国官场还有许多潜规划，在什么级别就得享受什么待遇，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报》有文章介绍时任财政部长省部级要员的刘仲藜不坐轿车，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如此清廉的高官这么好的作风却无人提倡，自上而下的官场寂然无声，如果让官员们都走路上班，怎么体现领导与平头百姓的区别？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公款接待公费用车是中国的两大特色，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公费用车一年的费用高达数万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国热”经久不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大都是学生和平头百姓，极少有官员辞职出国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说：“现在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在第一线科研攻关，而总想着去当什么处长，更愿意到管理部门去。”其实不单是科研人员，哪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不想捞个一官半职呢？有地位、有特权，争着做官是时下中国奇特的现象。

　　若是斯托夫·科特了解了中国国情，肯定会要求移民到中国来做官，有秘书有专车，老百姓想见一面厅局级领导都难，哪里会有坐公交车不给老年人让座的烦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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