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先秦左丘明的《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1.人物个性鲜明。郑庄公老谋深算，阴险狡猾。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其成”（宋人吕祖谦语，见《东莱博议》），充分暴露共叔段的“不义”。所以当姜氏“请京”，太叔“收贰”时，他都尽量满足，并驳回大臣们的建议。但当共叔段“将袭郑”时，他先发制人，一举把他赶到了“共”，绝除后患。庄公的阴险，还表现在对待母亲明显违反原则的请求（如“请京”），也不劝阻；对待弟弟的越轨行为（如“收贰”等），从不进行教育。他是有意养成共叔段的恶性。共叔段恃宠恣肆，贪婪愚蠢。他在母亲溺爱下，恣意妄为。在得到京城后，肆意扩大势力范围，并发展到举兵起事，想夺取整个郑国。他的愚蠢表现在他只知“贪”而无一点“谋”。他丝毫不了解庄公已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让他“自及”，结果只落得“出奔共”的下场。姜氏这位贵妇人毫无原则观念，任性偏心。生庄公难产，就视若仇人，并且置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原则于不顾，想废长立幼；没有达到目的，又为共叔段“请制”“请京”，甚至做共叔段的内应，企图灭掉庄公，与庄公毫无母子之情。

　　2.叙事线索清晰。作者紧紧抓住以郑庄公为一方，以姜氏、共叔段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这一线索，围绕争夺权利这一焦点安排叙事线索。第一部分（第一段）交代人物和矛盾的起因；第二部分（第二—四段）叙述矛盾冲突的发生和发展；第三部分（第五—六段）写矛盾的高潮和结局。在叙述事件经过时，有以庄公一方为主，省去了许多笔墨，使得文章不但线索清晰，而且文字简洁。

　　3.写法详略得当。《郑伯克段于鄢》详写的地方有二。一是庄公一方商讨对付共叔段。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写得很详，这是为了表示庄公的老谋深算，阴险狡猾；同时也交代了共叔段“举事”的经过。另一处是“掘地见母”，宣扬了儒家的“孝”道。《郑伯克段于鄢》略写的地方是姜氏为共叔段“请制”“请京”和共叔段被打败的经过。这种详略安排，有利于突出主题。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十分典型的兄弟相争的故事。

　　人们常用“亲如兄弟”来形容亲情的深厚，也用“亲兄弟，明算帐”来说明亲情和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凭自己的生活体验深知，亲情在很多时候是脆弱的，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亲情远远不足以化解由利益导致的矛盾冲突。

　　当然，兄弟相争，并非完全没有是非曲直，并非完全没有正 义、真理的存在。比如，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权位之争，按传统观 念，长子是王位天然的继承者，是“天理”，不容有违背。这样， 郑庄公就代表了合理的、正当的一方，而共叔段夺取王位的图谋， 便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

　　代表合理的、正义的一方，往往充满“正气”，可以慷慨陈辞。 鸣鼓攻之，可以稳坐如山，居高临下，所以郑庄公才可以自豪地、 以先知的口吻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抛开这个故事不论，‘多行不义，必自毙”也算是一条普遍真 理，正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样。几乎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作恶的人，搞阴谋诡计的人，违法乱纪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如果坐着等待结果的到来，等待作恶者“自毙”，显然是愚蠢的，无异于自己坐以待毙，很可能让作恶者占尽了风光好处。我们要相信毛主席说过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起而对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么说来，以恶抗恶，以暴力抗恶，以阴谋诡计对阴谋诡计， 在一定范围内便是合理的事。真理、道义总得以某种方式来加以捍卫，对真理、道义的信念，总不能替代实际有效的行动，就好 比强盗闯进我们家里，是不可能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正义的信念 来阻止强盗的抢劫的。唯有拿起武器，同强盗搏斗，把强盗赶出家门去，才是用行动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因而真理、正义才可能 得到证明，得到捍卫。

　　儒家传统一直是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在内心承认的真理，在思想和言论中确信原则，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加以体现，让真理、原则变成行动 的指南。如果能做到这样，不溢、恶行、阴谋等等，就既不是可怕的猛兽，也不是不可战胜和征服的。关键不在对方，而在自己是否能挺身而出，以及如何挺身而出，从而让东风压倒西风。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各国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隐公之年（公元前772年），郑国国君之弟公叔段，谋划夺取哥哥郑庄公的君位，庄公发现后，巧施心计，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愈加骄横，然后在鄢地打败了公叔段，使他“出奔”。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